電影節對於影迷來說，是一場盛事，一場狂歡，但奇怪的是，我們一想起北京、上海的電影節，第一反應便是「搶票狂歡」。
如今世界三大電影節都在歐洲，也就是威尼斯電影節、坎城電影節、柏林電影節，他們已聲名在外，今時今日也迎來了自己的生存危機。
而中國的電影節，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也隨著電影市場的蓬勃發展，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可我們是否就有自信能夠趕上三大電影節呢？
那就要來說說我們的電影節為什麼會淪為「售票節」。
文 | 阿郎
《看電影》雜誌主編
看理想APP《21世紀偉大電影》主講人
北、上電影節三審評委之一
（文稿經編輯）
對於一個電影記者來說，一年的劃分方式，除了四季、二十四節氣之外，還有一種就是電影節——
每年的二月在德國柏林舉辦柏林電影節，標誌著忙碌的開始；五月是法國的坎城電影節，是忙碌的最高峰；九月是義大利的威尼斯電影節，預示著一年的忙碌進入到尾聲。
對於一個中國的電影記者而言，在世界三大電影節間隙，也就是在每年的四月和六月，還會分別撲入到北京電影節和上海電影節。
這是一場事關於體力和精神的硬仗，每一年都忙到形容憔悴、散發悲歌，想一頭撞牆了事。
01
永遠不完美的電影節
其實坎城一度曾經最被鄙視，因為它總想用自己的方式打通藝術與商業的任督二脈。
具體做法就是用好萊塢商業上的人氣，去建築自己的電影主張，狡猾地尋找好萊塢的藝術家去幫助吸引世界各大媒體和品牌的注意力，但即便是在眾星雲集的好萊塢，這樣的人物也屬於稀有動物，坎城就揪住那幾個，反覆壓榨，比如伍迪·艾倫一個人，竟然有《好萊塢結局》、《咖啡公社》、《午夜巴黎》等作為開幕或閉幕電影。
2016年第69屆坎城，伍迪·艾倫參加《咖啡公社》新聞發布會
©Pool/Getty Images
也因為這種「騎牆」做派，坎城電影節先後被商業的好萊塢和藝術的歐洲不同程度地嫌棄，但事實證明，坎城堅持的這一方針，與世界電影的發展趨勢一致。現在，坎城電影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影節，相信這句話連威尼斯電影節也不會反對。
在消除了納粹的痕跡之後，威尼斯電影節一直堅守藝術的陣地，但「藝術」是一個無法量化、無法明確定義的名詞，每一個評委會對藝術的理解不同，導致電影節路線也常出現震蕩偏移。
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威尼斯電影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們越努著勁去藝術，越不知從何而起，更不知從何而終。最明顯的就是，每年威尼斯電影節的競賽片單，都沒有明確的美學方向，和上一年也沒有必然的連接，很像毫無章法地逮住什麼是什麼。
很多曾經名震一時的電影節，都因為所在區域電影的衰竭而衰落，如蘇聯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如日本的東京國際電影節。同樣，也有一些地域內新出現的電影節，藉助當地電影的蓬勃，而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度，如中國的北京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
但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中國的電影節都成了影迷的狂歡，這一點上，中國的電影節達到了世界大同，但具體原因，說來玄妙。當然每年電影節過後，和當時狂歡場面一樣熱鬧的，是連綿不絕的抱怨和字字珠璣的嘲諷，在這一點上，偉大的中國觀眾再一次爆發了驚人的創造力。
其實，世界上每個電影節都有各種問題和錯誤，一場延綿了若干天的活動下來，不出現紕漏，簡直不可能。
2011年的第64屆坎城電影節上，丹麥導演拉斯·馮·特裡爾就因為納粹言論，被電影節官方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遭到驅逐。
就連身經百戰的奧斯卡頒獎禮，也在2017年的第89屆上把最佳影片獎盃錯頒給了《愛樂之城》之後，而遞給頒獎人的信封上寫著的獲獎影片是《月光男孩》。主持人吉米·坎摩爾事後表示很無辜：「這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惡搞，我們真的犯了一個錯誤。」
不過有些問題我們可以理解，有些問題則不可以思議，比如中國電影節的問題。
02
「售票節」輸在了哪裡？
其實電影節的目的都差不多，都致力於對本土電影進行文化宣傳和工業推廣。
以坎城電影節為例，它是法國電影最大的保護手段之一，不論是安東尼奧尼的《放大》、沃爾克·施隆多夫的《鐵皮鼓》，還是庫斯圖裡卡的《爸爸出差時》，達內兄弟的《孩子》，這些金棕櫚電影，一律都是緩慢、艱澀，痛苦與哲思兼具，深情與絕望伴隨，換句話說，基本都是法國品相的電影。
《鐵皮鼓》劇照
二戰之後，世界電影中心由法國遷徙到美國之後，坎城電影節還是法國文化另一個極其高明的手段。
他們利用電影保存並銷售自己的電影理念，只不過他們的推廣方式不是靠金錢，而是倚靠電影文藝精神的「傳銷式洗腦」。當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堅定地認可法國的電影理念，並推崇其為真正的電影藝術之後，法國電影也就披上了電影精神的大氅，走上神壇，完成了高貴、高端、高尚的三高之路。
這個神壇，是通過眾多被封神導演的擁戴而實現的，很多現在成名立萬的導演，都是被坎城影節挖掘的，成名後，他們也和坎城保持了頻密的聯絡，這就是民間傳說的「坎城系導演」。
像法國導演阿倫·雷乃、西班牙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英國導演卡洛斯·紹拉、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等，這些巨匠帶著最新作品反覆出入坎城電影節，為電影節影片的質量和知名度，提供了鋼鐵一般的防護。
甚至，坎城電影節會在全球範圍內搜索，發現了一個可能的未來之才，就不惜代價地去培養，最近一個幸運兒就是來自加拿大的澤維爾·多蘭，該兄臺只拍攝了七部電影，就有五部作品在坎城獲獎，他被媒體稱為「坎城的親兒子」。
20歲自編自導《我殺了我媽媽》，獲第62屆坎城三項大獎
就連年齡尚小的釜山電影節，也知道用創投等方式，培養自己的釜山系創作者，幫助優秀的人才創作、拍攝，再帶著作品回釜山——它在步步為營地打造自己的電影帝國。
畢竟，電影節拼到最後都是靠電影說話。
但中國的電影節什麼都有，從市場到創投，從各種各樣的論壇到各種各樣的放映，就是沒有一個明晰的、長遠的、有力的目標。不但沒有培養電影節可以持續輸送產品的團隊，就連需要什麼樣的產品也概念模糊。
03
中國影迷的狂歡，不太一樣
中國電影節的使命感不同。
世界各大電影節的標誌，幾乎就是一部好電影的標籤，但你能說出去年北京電影節最佳影片是什麼、去年上海電影節最佳影片是什麼嗎？幫助發現好電影，鼓勵優質創作這一點，遺憾地被中國的電影節排到了後幾位。
中國的電影節也和坎城、威尼斯電影節一樣，都是影迷的狂歡，但後兩個電影的影迷是為發現了一部好電影、發現了一種嶄新的電影語言、發現了一個持有新鮮表達方式的作者而興奮。在這過程中，影迷和媒體充當的都是一個掘寶者，他們和電影節一起，都成了電影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這種莫大的榮譽在中國的電影節被極大地弱化到了個位數。
在中國的電影節裡，影迷們的樂趣變成了拼手速搶票，大家忙著在朋友圈炫耀搶到了哪部電影，而電影節也忙著宣布某某電影票幾秒鐘售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說，最近幾年坎城電影節有成為「坎城導演節」的危險，因為他們更願意選擇已經成名的導演作品，去保證電影節競賽片單的質量，而越來越不願去和新導演一起去冒險；那麼中國的電影節就變成了中國的「電影售票節」，他們挖掘並再一次擦亮了經典電影的再利用模式。
在此不得不再提到坎城電影節，他們的電影是不對外售票的，每天在新聞中心門口都有衣著禮貌的男女，舉著求票的牌子，可憐巴巴地望著進進出出的記者，這是他們唯一可以獲得電影票、實現先睹為快的方法。
04
北上兩大電影節
目標不是超越現在，而是超越對方
一般而言，電影節可以根據獎項大致判斷其風格。比如金棕櫚的電影要麼是對現實聲音巨大的撞擊，要麼是對藝術步伐詭異的試探；而金熊的電影，無論出品國家在哪裡，都離不開歷史與現實的映射，離不開政治問題的糾纏。
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獲得2018年坎城金棕櫚獎
©Festival de Cannes / A. Pizzoli / AFP
這就是電影節長期堅持某種定位的結果，觀眾的期待會更有針對性，創作者的創作也更有方向感。
起碼就今天而言，中國的北京、上海兩大電影節，他們的目標可以說還僅限於超越對方，而不是更悠遠的未來。
殘酷一點說，電影節得對電影本身有利用價值，得特別適合某一種特定主題方向和表現美學的電影生長，也一定是有幾種方向的力量，決定了獎項的品相和未來的含金量。
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虛擬設想，是通過具體的步驟一步一步去落實的。比如舉辦時間上的微妙。
坎城是5月份，這是北美暑期檔開始的時間，也是暑期檔電影宣傳和國際售賣的好時機。每年坎城的影展片單上，都會出現重要的好萊塢暑期電影，那麼相關聯的明星也就自然會出現在坎城的紅毯上了，這也意味著，電影節在全世界媒體的曝光度以及——重要程度。
© Alberto Pizzoli / AFP
威尼斯電影節是每年的8月底9月初，這是好萊塢的秋冬檔，一個相對於暑期檔和聖誕檔中間的緩衝期，所以它只好把藝術當做最大的賣點。別不相信，電影節和電影一樣，是門「藝術」，但這是一個費錢的藝術。錢，比大家想像的要重要得多。
所以，坎城靠市場先牢牢鎖定了世界各大電影公司的財務報表，坎城厲害，首先是坎城電影市場厲害，在坎城，各大電影公司可能買到讓自己賺錢的片子，或者是可以賣出去自己公司的片子。而威尼斯厲害，是因為它倔強的樣子，很像是藝術本身。
對一部電影而言，獎項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很重要，它應該是一種歸類，是一次舉起右手宣誓時，就已經表露出的未來形狀。這種無形資產，是有價值的，因為可以明碼標價，影片一旦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獎，就可以獲得更多國家和地區片商的關注，實現更多地區的售賣。
但是，上海電影節也好，北京電影節也好，都和各大電影的上映檔期互不買帳，國外的獲獎作品也不一定能在中國市場上映。一個電影節如果不能和工業產生深刻的交集，要麼是電影工業還處於市場初級階段，要麼是電影節還處於口號大於實幹的務虛階段。
北京、上海國際電影節都宣稱是A類電影節，所謂的A類並不是電影節的等級分類，只是「有評獎，但沒有特定主題和影片類型限制」而已。
在電影節裡有一個氣死人的潛規則，就是每部電影都是三大電影節先選，各個其他A類電影節的選片餘地，是在三大選擇後再選。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幾大電影節篩選過後就都是殘次品。獨特的定位，倚靠的是獨特的評選機制，包括評委會的建立和遴選機制。
在這一點上，我能說的只是，選片人得專業加勤奮，得幹活，還得有眼光毒辣，其他的，我就不能再多言了。
05
好電影節是熬出來的
最後，無論如何得說說電影節的服務問題。
我從2004年開始參加坎城電影節，最大的發現就是，電影節上一些工作人員，在同一個崗位上，起碼從2004年工作到了現在。比如新聞中心裡負責幫助全世界記者解決電腦問題的女孩，我眼睜睜地見她從一個青澀的女孩，變成現在中年發福的樣子。負責photo call時引導攝影記者到自己位置的老爺爺，頭髮越來越白，但越來越自如。
服務細節是靠專業做保證的，有時候，「專業」就是一個時間名詞。只有每年都面對不同情況，解決過不同的情況，最後所有的情況和解決方法就都在心裡了。
2016坎城電影節一名工作人員 | ©Julien Warnand/EPA
北京電影節舉辦到了第9屆，上海電影節舉辦到了第22屆，但所謂相對固定的團隊，也就是那麼幾位，他們自己在成長的同時，也需要在觀念上迭代更新，畢竟這是一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轉變，我們幾年就完成了」的事情。至於其他重要部門的服務人員，都是每年一招，還不重複，每年都在解決最基本的問題。
歸根結底，世界上任何一個好一點的電影節，都不是機關，都是服務機構。他們一直在拒絕讓電影節背負更多的目的，這麼多年他們嚴防死守的唯一宗旨，只有電影。
起碼，坎城電影節那麼重要的頒獎禮，全程也就是四十分鐘，在這四十分鐘裡，電影最大。
我能說的也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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