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愛潑斯坦曾任《中國建設》雜誌總編輯，1938年在香港參加宋慶齡創建的保衛中國同盟，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參與《中國建設》創刊工作。此後幾十年中，愛潑斯坦為這本對外傳播雜誌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今日中國》已經從最初的英文版發展成為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8個語種的綜合性對外傳播月刊。
▲1951年，愛潑斯坦在國際新聞局（中國外文局前身）工作。
我們的《中國建設》雜誌是在1952年1月誕生的。但是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追溯到我們的創始人宋慶齡同志過去為了宣傳中國的進步和革命事業而主辦或支持的各種外文刊物。精確地說，可以追溯到1938年在抗日戰爭期間她在香港創辦的《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以下簡稱《保盟通訊》，英文名為 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letter）。
▲1952年1月，《中國建設》雜誌創刊號。
在這之前10年，即在30年代，她積極支持過兩本英文雜誌，一本是《中國論壇》（China Forum），一本是《中國呼聲》（Voice of China），都是戰前在上海出版的。至於宋慶齡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為中國的進步事業積極進行對外宣傳的，那就必須追溯得更加久遠，追溯到她在美國喬治亞州梅肯市的威斯裡安（Wesleyan）女子學院上學時用英文撰文向該校校刊投稿的年代。當時正值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宣告了中國首個共和國的成立。
由此看來，《中國建設》的「遠祖」可以追溯到85年前。但我要在這裡寫的只是同《保盟通訊》的關係。首先是因為這個繼承關係比較具體，其次是因為《保盟通訊》和《中國建設》的編輯工作我都參與了，所以可以根據我個人所了解的第一手材料來寫。
《保盟通訊》，正如它的名稱所表示的那樣，是由宋慶齡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出版的。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具有雙重功能：一、從國外（包括外國朋友和華僑）募集醫藥和其他救濟物資用以支援中國的抗戰，尤其要支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和人民群眾。當時儘管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他們仍然不能從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那裡得到應有的支持；二、對國內全面的政治形勢進行真實報導，這些真實的情況常常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所封鎖。當國民党進攻和屠殺共產黨所領導的正在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新四軍的一部，從而嚴重削弱中國抗戰力量之後，第二種功能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1938年，宋慶齡（左四）和愛潑斯坦（左一）等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成員在香港。
1941年12月，正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即將奪取香港的危急關頭，宋慶齡轉移到了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在那裡雖然面對著種種困難，但她繼續進行著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一方面募集救濟物資，一方面開展進步的宣傳活動。由於國民黨的阻撓，《保盟通訊》不能在重慶出版。這樣一來，保盟臨時發表的聲明和年度報告不得不送到國外去印刷發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就在這一年，保盟遷到了上海。在這裡大約有一年光景，保盟的工作相對來說是比較順利的，這是因為國共和談正在進行的緣故。到了1946年中期以後，國民黨把中國推入了內戰的深淵，保盟便面臨難以克服的種種障礙，有些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
1949年，隨著全國解放，一切都發生了變化。1952年，《中國建設》就在新的形勢下面世。這本雜誌是在首都北京編輯的（初期在上海印刷，並向海外發行）。
在《保盟通訊》和《中國建設》之間，儘管在出版時間上有一段間隔，而在這段時間裡又發生了巨大的歷史性變化，二者在傳統繼承關係上卻有幾條線相互聯繫了起來。這幾條線包括中心人物、政治基礎、出版單位、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密切相關的工作人員。
這兩個出版物的中心人物自然都是宋慶齡，她在許多方面都同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有關係。她同辛亥革命及其領袖孫中山的關係，使她在孫中山深化自己的革命思想，決定聯共的過程中，總是一步步地跟著他前進。在孫中山與世長辭、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她便和革命隊伍中的進步分子一道前進，而在這場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擔負起了不可替代的先鋒作用。
宋慶齡熟悉外國情況，精通外文，長期以來，她一直都在向外部世界宣傳中國的革命，在國外贏得了她當之無愧的勇敢、堅定和坦率的革命者的聲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她被推選為副主席。但這個公職不但沒有妨礙她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和宣傳家所起的作用，反而使她的作用得到了加強。
從1952年到1981年她去世之前的幾十年間，儘管她擔負著許多職務，健康狀況也在不斷減退，但她對《中國建設》卻一直很關心。她為這本刊物寫了30多篇重要文章，對出版的每一期雜誌都仔細閱讀，提出意見，並就編輯方面的問題給予指導。
她還積極幫助雜誌的推廣發行（她甚至親自把雜誌裝在信封裡寄給她國外的許多新老朋友，用她那優美的很有特色的手寫字體寫上地址）。勤勤懇懇、自己動手，這是她一貫的工作作風。早在解放以前的那些艱苦年月裡，她就在保盟的辦公室裡為《新聞通訊》撰稿，幫助把救濟物資打包裝箱送往前線等工作。
鑑於宋慶齡在世界上享有的聲望，以及她在國際宣傳方面的豐富經驗和技巧，周恩來總理首先提議，由她創辦一本新雜誌。宋慶齡接受了周總理的這個建議，並以極高的熱情這樣做了。早在30年代，保盟也是在周總理的建議下成立的。這個組織通過他得到了黨的支持和指導，因而對抗戰、對黨、對國內外的進步事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周恩來同志和宋慶齡同志之間在工作上的聯繫和交往，在多年艱苦鬥爭中，經受了考驗。新中國成立後，一本新的雜誌又在他們兩人的協力下創刊了。這本雜誌的宗旨是，在國內廣泛的統一戰線基礎上，致力於增進同各國人民的友誼。
這裡也存在著一種在組織方面的繼承關係。作為保盟後續機構的中國福利會（China Welfare Institute）是這本新雜誌的出版者。最初，在編輯部內部對這本雜誌的內容和性質，在思想上是有些混亂的：是不是應該辦成中國福利會及其上級機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的機關刊物，而且每期要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來報導它們的活動呢？
在頭兩期雜誌，確實是作了這樣的嘗試。但不久就對雜誌的編輯方針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報導中國福利會和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活動的文章，不要預先固定佔多少篇幅，而應當與其他稿件同樣對待，作為一個更廣泛的傳播媒體的組成部分；刊物應全面反映新中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中取得的進步，而這些進步又主要是通過人民群眾的生活來反映。這個方針是周總理提出來的。
《中國建設》的工作人員，有些就是原保盟的職工和親密的合作者，包括《中國建設》編委會主任、已故著名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金仲華；著名學者陳翰笙，他曾領導《中國建設》出版前的籌備工作，後來擔任編輯委員會副主任；還有我本人（愛潑斯坦曾做過《保盟通訊》的編輯）和我已故的妻子邱茉莉。
在較年輕一些的編輯和行政人員中，有幾位在解放前就曾在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工作過，為了雜誌工作的需要，從上海調來北京（其中有魯平同志、林德彬同志和陳休徵同志）。李伯悌是一位能直接用英文寫稿的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也從新華社調來《中國建設》擔任高級編輯。她的調入是通過周總理的直接幫助的。解放前，她曾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參加過黨的地下工作。當時她是美國《時代》雜誌的僱員。
到了50年代中後期，來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員。他們主要是中國幾所大學英語專業的年輕畢業生。後來隨著中文版和其他文版的增加，中文編輯和其他外國語種的大學畢業生也陸續調來。起初，這些年輕的編輯記者都被派往全國各地進行採訪報導。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在寫作、翻譯和攝影方面都成了有經驗的老手。
保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統一戰線組織，有一批外國會員。《中國建設》則有一個由中國人士組成的基礎廣泛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中有民主黨派的成員和社會各階層人士——除了金仲華、陳翰笙和後來的唐明照以外，還有前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代表吳貽芳和吳耀宗，政治學家錢端升（後來由文學家陳麟瑞接替）和民族資本家劉鴻生。雖然編委會開會不多，但它是個發揮著積極作用的集體，編委會的全體或大多數委員都給《中國建設》寫過文章並為雜誌約稿。
其他投稿人中，有在各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績的全國著名或蜚聲海外的專家學者。我們從這本雜誌頭5年刊登的文章中挑出一部分出版了一本選集。瀏覽一下這本選集，就可以在作者中發現這樣一些大名鼎鼎的人士：經濟界的冀朝鼎和勇龍桂，科學界的李四光和竺可禎，戲劇界的梅蘭芳，音樂界的賀綠汀，古生物學界的裴文中，考古學界的夏鼐，宗教界的趙樸初和丁光訓，等等。
他們都了解我們雜誌的性質和讀者對象，因此，雖然他們的學問都很淵博，但他們寫的文章卻明晰曉暢，一般讀者都能看懂。我們的記者所寫的報導，來自人民大眾的生活，來自旅遊活動中的見聞，文字清新活潑，易為讀者所接受。我們出版的特刊有歌曲、集郵等。
《中國建設》的工作人員中，還包括一些有才能、有同情心的外國專家。他們不僅做語言文字的編輯工作，而且在保留原稿實質的前提下，對表述方式進行加工，使之易為外國讀者所接受。編輯、作者和專家之間的關係是良好的。外國專家還幫助雜誌徵集國內外的訂戶。
《中國建設》最早的讀者是新中國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一些朋友。這份主要讀者對象名單，一部分來自中國福利會，一部分（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對象）則來自新中國的外交部。
當時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以及還處於它們控制之下的殖民地，都不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物入境，所以新中國的英文刊物的讀者主要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不向西方國家官方設置的種種限制屈服。恰恰相反，由於多方努力，我們常常成功地把雜誌寄到了那些地方的新老朋友們的手中。這本雜誌成了開展「人民外交」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還非常重視同讀者的聯繫和雜誌的推廣工作。讀者來信都要經陳翰笙批閱，有些回信也要由他親自構思或審批。推廣工作包括把雜誌樣本中的一些文章拆成活頁，分別寄給國外一些需要這類文章的報紙和雜誌。這些文章除了重要題材之外，還有像集郵之類的小品。國外報刊可以免費轉載這些稿件，只要註明出處。這樣一來，有些文章的受眾面實際上大大超過了雜誌本身的發行量。通過這些註明出處的轉載文章，我們的雜誌被更多的國外人士所了解。
《中國建設》創建之初，周恩來總理請熟諳英文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負責在每期雜誌付印之前從國家政策的角度加以審閱。我不記得他對任何文章提出過反對意見。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因為有兩期雜誌的封底彩色照片而遇到了一些麻煩。其中一幅是山西雲岡石窟的大佛。在這座巨大雕像的膝部坐著幾個年輕人，這引來了斯裡蘭卡（當時叫錫蘭）大使館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是對佛教的不尊重。我們接受了這個意見，進行了自我批評，承認錯誤，保證不再重犯。但是，我們對攝影記者並沒有追究他的個人責任，因為他是在無意中拍到這個鏡頭的。我們採取措施確保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在另一期雜誌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素描，展現一個露天的慶祝活動，人群中有一個小腳女人的形象。於是有些人就對此大加責難，斥之為宣傳落後。周總理知道這一情況後，表示這並不涉及什麼原則問題。據說，總理曾說他的親戚當中有些老年婦女也是纏過腳的。實際上在50年代初期，還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小腳女人，她們都是在20世紀初或更早時候出生的。
我們把這類問題都在定期舉行的評刊會上討論。大家自由發言，提出批評，在那時的政治氣氛下，很少有人認為這樣的批評是對個人的攻擊，而通常把它看成幫助。
在評估工作時，人們更多地傾向於提別人的優點和成績。在評刊會上，為了指導工作和提供信息，通常都要介紹某些重大事件或作政策性報告。金仲華、陳翰笙以及晚些時候的唐明照，都曾在會上向大家講述過他們參加全國性會議或出國訪問的情況。他們還會告訴大家，他們為我們的雜誌找到了哪一些新的作者和讀者。
宋慶齡同志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她趁出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機會，還不怕麻煩地抽空為我們的辦公室選購打字帶。因為那時國內生產的打字帶質量還不夠好，既不經久耐用，打出的字又模糊不清。
▲1957年1月，周總理給《中國建設》雜誌創刊5周年的題詞。
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祝賀《中國建設》創刊5周年的題詞中表示了他的希望：「繼續作好同各國人民增進了解和友誼的工作。」在這一期5周年紀念特刊裡，還刊登了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和緬甸的吳努寄來的賀信。吳努當時是緬甸人民反法西斯聯盟的領導人，這個聯盟是使緬甸從英國的控制下贏得獨立的一支主要力量。
1962年，在《中國建設》創刊10周年之際，周總理和外交部長陳毅親自來雜誌社向宋慶齡和全體工作人員表示祝賀。由於這個紀念會是在一種友好親切、無拘無束的氣氛中舉行的，所以大家都參加了。在社裡還舉辦了一個10周年展覽，並拍了一張集體照片。
▲1962年，周恩來、陳毅在金仲華陪同下參觀《中國建設》創刊10周年圖片展。
這種非正式的聚會正是周總理所要求的，他要到我們工作的地方來看望我們，而不是在另外一個地方舉行更加莊嚴的儀式以表示嘉許。另外一次周總理突破禮儀約束的行動是出席在宋慶齡住宅裡舉行的一個晚會。在那裡，他同宋慶齡和《中國建設》的一些中外工作人員一起跳舞、談話、說笑。
▲1961年11月，周總理給《中國建設》雜誌創刊10周年的題詞。
周總理祝賀《中國建設》創刊10周年的題詞是：「把中國人民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願望傳播得更廣更遠，並且加強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團結。」這個題詞表明了總理希望我們的雜誌能在最大可能範圍內贏得讀者和做好推廣發行。
以上所述，就是我對《中國建設》／《今日中國》的歷史回顧，而這些也構成了它在中國對外宣傳刊物這個家族中的獨具特色的傳統。
周總理特別強調，我們的出版物要在內容、調子、性格等方面保持各自不同的特點。
1958年，有一些來自「左」的方面的壓力，要《中國建設》刊載「更多的政治內容」。總理的意見（按編委會聽到的傳達）是：「要保持雜誌原有風格」。他的意思是，《中國建設》報導中國目前多方面經濟文化建設的情況就已經有了政治內容，如政治化過多，改變原有風格就會與《人民中國》等沒有多大區別，反而不好……。雜誌編委會也認為仍以不動為好，如果增加一些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官方人物，作用反不如原來，所以最好不動。（《人民中國》是建國初期出版的英文刊物，它的英文版為現在的《北京周報》前身。）
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對雜誌新成立的「左」派領導機構成員作了如下的口頭指示：「我們的讀物是供給國外的。要爭取廣大中間讀者。在民族主義國家，他們處在反帝、反封建階段。我們是社會主義革命深入階段，我們的這些東西，對阿爾巴尼亞宣傳還差不多，對其他許多國家，人家不敢買，等於號召他們的人民起來把他推翻。……《中國建設》就是要做資產階級的工作，要區別對待。主席一再強調要有的放矢，要看對象。他們還是民主革命時期，雜誌不區別性質是出不去的。」
關於其他方面的對外宣傳，他在1967年的一次會議上說，「把國內的硬搬來對國外，不用腦筋，不管對象，要研究一下，對外又不要喪失原則，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點。」
1971年5月，在一次外事會議上，他說：「現在兩種傾向都存在，一種是自吹自擂，強加於人，使用不適當的語言，誇大的語言；第二種是，對人家不知怎麼是好，縮手縮腳。這兩種傾向有一個特點，都是不實事求是……主席歷來主張謙虛、實事求是，既不誇張，也不貶低，應該是一個什麼估價，就是什麼估價。」
自《中國建設》創刊以來，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了解和堅持《中國建設》的貼近現實的傳統——即宋慶齡在她所寫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說的「真實報導的傳統」，對我們的工作同志來說，其重要性仍一如既往。
中國人民的生活和中國奮鬥的目標，仍需要通過人民的實際生活來向其他各國人民進行介紹。我們的同志和同事們仍需要提高理解和思想水平，提高技術和語文水平，提高採編攝影技巧。要貼近讀者，我們的讀者現在分布在許多國家，閱讀《中國建設》的多語種版。由於現在旅行和通訊的方便，對讀者更易聯繫和了解。但同我們對中國承擔的責任相比，同世界各國人民中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朋友和可能成為朋友的人數相比，現有的讀者仍然為數太少。因此，在保持和進一步提高質量（包括內容、寫法和印刷等方面）的同時，不斷地創造性地作出努力以擴大、改進和運用現代化手段來做好我們的推廣發行工作，並為之提供支持，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