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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武俠小說家瑣記
自民初北大著名學者兼翻譯家林紓在《小說大觀》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號）發表短篇小說《傅眉史》，並首度冠以「武俠小說」類目以來，武俠小說即躍登文壇一角，掀起一波三折的創作熱潮以及紛至沓來的批判與爭議。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1923年）所引起的爭議最大。
許多文壇上的知名之士皆深惡痛絕，甚至要口誅筆伐，必欲除之而後快，推究其故，大概是由於這類「俠以武犯禁」的通俗讀物多半脫離現實，譁眾取寵，語不驚人死不休。加以它又作意造奇，馳騁幻想，快意恩仇，標榜替天行道；在一定程度上能給予亂世兒女「苦中作樂」的精神慰藉。因此，武俠小說在民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歡迎，紛紛趨之若鶩。於是在市場排擠效應之下，一般對所謂「革命文藝」、「嚴肅文學」或西化派鼓吹的寫實主義作品多敬而遠之，抱持觀望態度。致令其社會影響力大打折扣，則彼等「惡紫之奪朱」的「反武俠情結」豈有不集體爆發之理。
是故，1930～40年代的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鄭振鐸等學者名流，均撰文全盤否定武俠小說的存在價值，斥之為「反動、封建的小市民文藝」，「是潛伏在中國國民性裡的病菌得到機會而作最後一次的發洩罷了」。影響所及，凡有命思想前進的文人雅士乃一面歌頌唐人傳奇（包含武俠作品）及《水滸傳》（具有武俠性質）的偉大藝術價值；一面又鄙薄近世及當代的武俠小說「擾亂社會秩序」，混淆視聽。
他們似乎忘了周樹人（魯迅）曾在《中國小說史略》（1930年）中剴切指出：「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殊不知清代俠義小說正是民國武俠小說之前身。即令其後裔子孫「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或有賢愚不肖之分，卻也應區別良莠，不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況其寓教於樂，表彰俠義精神；濟弱扶傾，伸張人間正氣，實具有「安定戰時社會人心的作用」（借高陽語）。正是功大於過，不容抹殺。縱使我們不認同它是中國通俗文學大觀園中的一朵「奇葩」，然其確為文壇上活躍已久的一支「異軍」，應無疑義。
但弔詭的是，自國府遷臺近半個世紀以來，臺灣武俠作家儘管是名手輩出，屢有佳構，然總體而言，似乎仍處於「妾身未明」的尷尬地位。非但作者生平無人聞問，就連其作品真偽也是一筆糊塗帳，令人難以分辨。久而久之，以訛傳訛，甚至把這笑話鬧到大陸去（如河北花山出版社所編《中國武俠小說辭典》）。殊可痛惜！
晚近十年，時轉勢易。由於香港武俠泰鬥金屬作品集獲得解禁，來臺促銷；經過大眾傳媒的鼓吹，以及若干文人學者的推波助瀾，文壇觀感丕變，已不再視武俠小說為毒蛇猛獸。文藝理論家也逐漸承認武俠小說是一種特殊的「文類」(genre)，或當作「次文類」(subgenre)看待。學界或舉行武俠小說研討會，或有國內外的研究生拿來作碩士、博士論文題目；但可惜泰半見木不見林，僅止於「萬般皆下品，唯有金庸高」而已。其實大謬不然。
從1950～70年代之間，臺灣武俠小說風起雲湧，百花齊放，也出了不少專業作家及優良作品，並不遜於金庸。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當時約有三百多個武俠作者以此為生。其中號稱「名家」者，即不乏二十餘位可供談資。例如郎紅浣、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伴霞樓主、孫玉鑫、墨餘生、東方玉、古龍、蕭逸、慕容美、上官鼎、高庸、柳殘陽、雲中嶽、武陵樵子、司馬紫煙、玉翎燕、獨孤紅、秦紅、溫瑞安（以上大致按其出道先後為序列），以及很早就「淡出武林」的獨抱樓主、古如風、易容（唐煌）等等。可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臺灣各派武俠名家點將錄
司馬紫煙，獨孤紅，
上官鼎，柳殘陽，
劉兆玄，蕭逸，
伴霞樓主，
雲中嶽，
秦紅
☞臺灣武俠小說家瑣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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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劍驚虹」臥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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