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劉愛理在重慶留影
她年高80，生於自貢，長在重慶，獨闖臺灣。從小是個苦丫頭，為了謀生，從重慶到臺灣，當過小丫頭、小工、小販、冒牌護士、紗妹、管家、小家教、國小教師、教務主任，還戴了幾年「女匪幹」帽子。退休後還當上了老闆娘、會長、總幹事、總經理、影評人、作家等。她和老伴龐雄――原臺北市政府安全室主任，一位黃埔老軍人，於1989年創辦了「中華人際關係學會」，奔走於臺灣和大陸之間，幫助很多少小離家的黃埔軍人、臺灣遊子實現「落葉歸根」的願望。她就是被稱為「重慶丫頭、江蘇媳婦、臺灣奶奶」的臺灣社會活動家劉愛理。當年楊森（民國時期四川軍閥著名將領――編者注）、張群（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編者注）帶到臺北去的上千本四川重慶的鄉鎮文獻，現藏於臺北四川同鄉會，她想把它們送回重慶。
涪陵城
「80多了，還在瘋。我兒子說我是瘋婆子，哈哈哈！」在中天酒店的一間客房裡，戴著翡翠鐲子和戒指的劉愛理說起現在的狀態，爽聲大笑。自1988年以來，她回大陸130多次，回重慶30多次。2012年，劉愛理應市臺辦邀請回渝參加 「尋找抗戰足跡，共謀和平發展」活動，她帶著一大巴車的臺灣老軍人，在範莊、黃山、桂園等陪都舊地，尋找他們年輕時的翩翩舊影。
1988年劉愛理第一次回渝探親，在滄白路市政協禮堂開會，她感嘆命運的安排，「1947年，這裡還有一個滄白紀念堂，離開重慶前，我們家就住在這裡」。 40多年過去，滄白紀念堂早在1949年後就拆了，但劉愛理的記憶還在，小時候最疼她的外婆，就是在這裡過世的。「當時抬著外婆的遺體，是坐過河船去江北埋的。現在，外婆的墳已找不到了，我只好向著江北方向拜一拜說：外婆，我還沒死，我回來了，我光榮地回來了」。
劉愛理的父親劉悅槐出生於成都郊外的菜農家庭，一次進城給洋教堂送菜，被洋牧師收作學徒，教會學校畢業後，被派往涪陵教會當副牧師，後來又被教會送往南京金陵大學農學系深造。
在劉愛理的記憶中，涪陵城當時好像只有一條大街，教會禮拜堂在街邊一條斜坡大巷裡，全城唯一的郵局就在旁邊。禮拜堂有兩扇全城最高最厚最大的銅門，使禮拜堂看上去就像一個漂亮雄偉的古城堡。
劉愛理的父親也是一個漂亮偉岸的紳士，1936年畢業回到涪陵，和同學陳崇文遊說大地主劉保和捐出一處林場，籌辦了涪陵的第一所農業職校，還去鄉鎮創辦了楊家壩平民小學。「他是一個較注重儀表的人，對衣食住行都有獨特的研究，70多年前，他已經穿西裝、打領帶了，雖然那些都是洋人送的舊東西，但他總是修改得合身，配搭得很好」「南京求學時，父親訂製了一套非常得體的新西裝，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套新西裝，也是最後一套，1940年他34歲在涪陵因病去世，就穿著這套西裝下葬」。
車叔叔
劉愛理父親最好的朋友、結拜兄弟車耀先，就是1946年8月18日被軍統殺害於重慶松林坡的著名烈士，曾經是川軍的一個團長。「父親生前留下的兩個記事本，上面記下多次與車耀先接觸的經過，按記載推敲，父親一直用金錢支持車叔叔的工作」。
車叔叔每次來家找她父親，總是一身筆挺的軍裝，乾淨整齊，使人敬畏，他很少說笑，但他的思想對劉愛理父親的平民路線顯然影響很大。車叔叔最後一次來劉家是劉愛理父親下葬後的一個晚上，當時無法聯絡，他得知老友死訊才趕來，已是人去屋空。「車叔叔冷靜得可怕，不言不語走進父親的書房，呆坐了一晚上，不吃東西，不說話，只喝了我送去的一壺水，臨走時帶走一簍子父親書房的東西，摸出10塊銀元要我交給媽媽」。
從此她再也沒見過車叔叔，但她媽媽曾收到幾個不同姓名的人從幾個不同地點寄來的錢，雖然不多，但可見有人惦記著他們。大約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就沒有錢寄來了，按時間和關係推算，寄錢的人肯定是車叔叔，他當時已被捕，就不能寄了。
1976年，劉愛理留在大陸的母親、大姐和兩個弟弟才得知車叔叔就是著名烈士車耀先;而劉愛理則是1988年回重慶時，在一本《紅巖魂》上讀到車叔叔的傳記後才曉得。她回想起車叔叔1940年離開她家時，拍了拍她的肩膀給她說的最後一句話：「你是你父親最喜歡的孩子，從現在起你應該更懂事些。」
劉愛理說：「車叔叔死在自己同胞手裡，死在看法、想法不同的政治理念中，是中國人的悲哀。但願今後中國人不再打中國人了。」
苦丫頭
1940年，車叔叔拍著劉愛理的肩膀勉勵她「該更懂事些」時，她才8歲，大姐11歲，大弟5歲，小弟不滿2歲，後來病死的小妹當時還在媽媽肚裡，而媽媽，才31歲。
劉愛理母親胡惠誠是一名教師，出身於自貢一個破落的大鹽商家庭，由於生劉愛理時早產，從此媽媽的打罵就成了女兒的家常便飯。「說我是她的孽債，一輩子都藉口她生我時差點送了命，硬說我克她」。胡惠誠和丈夫、母親的關係不好，劉愛理卻和父親、外婆非常親熱，家裡分成兩派，一直處於不斷地爭吵中。
「初期媽媽是背著父親打罵我，後來不但罵給父親看，還打給他看，最後是瘋狂打罵和叫囂」。劉愛理父親的去世，也跟她媽媽的吵罵有關。當時父親闌尾炎，經涪陵仁濟醫院院長趙書元醫生動了手術，一周即可出院。但由於媽媽在父親病房因為爺爺抽鴉片煙的事吵鬧，父親一氣之下，傷口破裂，最後引起感染去世了。
父親走後，家道從此敗落，劉愛理一家也被歹人趕出教會的房子。傷心的母親只好帶著全家人離開了涪陵城，到陪都重慶討生活。一家人擠在朝天門河壩上的簡陋竹棚裡，小小的愛理還要到河邊去為家裡擔水，有時還要挑水來賣，不管寒冬臘月愛理都是一身汗，但又沒水也沒地方洗澡，「我又不能跟挑夫們一樣在河裡光著身子洗澡，只好讓寒風吹乾頭髮、悶乾衣褲，經常可聞到自己一身酸臭」。
後來劉愛理開始在沙坪垻民心紗廠當紗妹，那時候的紗廠女工都是從鄉下窮人家來的，「像我這種小不點一溜煙比較安全，有些大姐姐還被男工們欺負」。
小小的愛理其實也不安全，不滿12歲的她要沒日沒夜地穿梭在6部細紗機之間，手忙腳亂，常常累得跑步都在打瞌睡，「有一次我太累了，差點被機器絞死。碰巧被巡視的工頭發現了，他馬上拉下總開關，讓我揀回一條命，但手背上卻永遠地烙下了一塊疤痕」。最傷心的事，莫過於葬小妹於荒郊野外。由於家窮，三個弟妹不得不送進北碚的孤兒院。這一年，孤兒院全院鬧痢疾，每天都有孩子死去，院方就通知家裡把孩子接回去躲避幾天。
愛理和大姐坐船去北碚，找到了弟妹，把他們接出來，兩個小弟和最小的妹妹一路上不停地拉肚子，小妹最可憐，不停地叫媽媽。晚上，他們借住在路邊好心農家的牛圈裡，小妹躺在大姐懷裡走了。「我們找了一塊斜坡空地，用我們的小手挖了一個只夠容下小妹身軀的小墓穴，我脫下身上我那件最漂亮的綢棉襖――還是父親買的面料，外婆親手縫的，包好小妹的身子，把小妹埋了」。
1947年7月8日，劉愛理「厚著臉皮」向一位官太太討到一張去上海的船票，在朝天門搭乘「民生」輪去上海。臨走前，劉愛理抱著自己最心疼的小弟說：「二姐要出去闖天下了！二姐要去上海，給你買米，供你們上學，還要醫好你的臭耳朵！」。
在母親的咒罵聲中，愛理拎著一個小布包，離開重慶，三聲汽笛響後，豪華的「民生」輪開始移岸，透過朦朧的淚眼，她看到碼頭上兩個弟弟怎麼光著上身了，「原來他們脫下了身上的衣服，揮舞著向姐姐告別，那印象至今難忘」。
▲1945年，劉愛理(右一）在重慶留影
媽媽呀
劉愛理和媽媽的戰爭持續了一輩子。1988年第一次回渝探親，劉愛理的媽媽就住在上清寺一幢樓的10層房子裡，沒有電梯，很不方便。
晚上睡覺時，愛理不肯和媽媽一起睡，藉口和弟弟們說話到很晚，把和媽媽睡在一起的時間往後推。早上媽媽踢醒愛理想要和她說話，愛理不理，還說要出去住招待所，媽媽又不準。愛理對媽媽說：「40年前你都管不了我，現在更管不了我。」結果愛理前腳剛走，媽媽也跟著來了，原來她想來洗澡，家裡洗澡不方便。
「1990年我把她接到南京時，她衣服上還有補丁。我給她買新衣服，她不要。我說，你換不換，你不換，我馬上送給鄰居。她才一把搶過去換上。我給她買了一間70平米的房子，雖然小點，但她一個人住，還是夠了。我還給請了保姆，我說，你養我10年，我養你送終。媽媽99歲逝世，按臺灣的算法，是100歲了。我曾經發誓，『外婆死的時候，你不來看一眼，以後你去世時，我也不看你。』我果然沒去看她」。
當年楊森和張群到臺灣，曾帶過去上千本四川和重慶的鄉鎮文獻，堆放在臺北市中心林森北路南京東路口的四川同鄉會大樓的鐵柜子裡面。「我個人的願望，這些四川和重慶文獻，在臺北一放就放了60多年，本來就是大陸的東西，重慶的東西，我有這個心願，希望做這個工作，把它送回來。」
劉愛理於2007年在臺北出版了自傳《四川丫頭、江蘇媳婦、臺灣奶奶》，「馬上就要在大陸推出再版了，我走的時候，重慶還屬於四川，下次再版，肯定改成『重慶丫頭』，因為我本來就是重慶丫頭」。
▲2007年出版的劉愛理自傳《四川丫頭、江蘇媳婦、臺灣奶奶》
原文刊載於2014年第12期《紅巖春秋》「城市記憶」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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