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常有的「挖洞越獄」情節，近日出現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一所監獄裡。
9月14日，印度尼西亞警方通報，一名中國籍死刑犯在關押牢房裡挖出一個直徑50釐米、深2米的洞後，成功通過它越獄。該洞與下水道連通，下水道已無流水，隧道出口是監獄附近的村莊。
蔡長攀越獄的洞。圖片：網絡
印尼雅加達警方發言人尤斯裡·尤努斯介紹，這名逃犯名叫蔡長攀（音譯，Chai Chang Pan），中國福建人，此前被囚禁在丹格朗1級監獄中。
2016年10月26日，蔡長攀與7名犯罪販毒同夥在印尼當地翻新輪胎工廠被捕。經調查證實，蔡長攀是販毒頭目，他當時向萬丹偷運了110公斤冰毒，之後他被判處死刑。
蔡長攀能越獄成功並非偶然事件。在印尼這個東南亞國家，類似事件近年來頻繁出現，即便對蔡長攀來說也已經是第二次越獄，這裡早已成了越獄者的天堂。
「花式」越獄監獄官員是在9月14日凌晨2時左右，發現蔡長攀不在牢房中的。
2020年9月18日，中國毒販逃出監獄幾天後，獄警正在檢查監獄牆壁。圖片：CFP
一名獄友透露，蔡長攀為了越獄，可能已經策劃了5到6個月，他使用的工具來自監獄廚房。印尼監獄總局女發言人麗卡·阿卜裡安蒂表示，蔡長攀趁牢房更換守衛時實施了越獄。目前，蔡長攀仍在逃亡，當地警方正在追緝。
這已經不是蔡長攀第一次越獄了。
2017年1月24日，蔡長攀被拘留在印度尼西亞國家警察總部麻醉品局拘留中心時，同其他囚犯以相同方式越獄。當時，他用一根鐵棍在淋浴牆上打了個洞，爬上了2.5米高的牆，之後逃脫。
不過逃脫3天後，1月27日，蔡長攀和同夥在蘇加武眉被捕並押回監獄。當年7月19日，蔡長攀被法院判處死刑。
2018年5月10日，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省德波，印尼警方正在當地維持秩序，據了解此前參加暴亂的155名監獄犯人目前已經投降。圖片：AFP
其實，無論是以哪種方式越獄，對印尼監獄囚犯來說都不算很難的事情。
據印尼萬隆警察局描述，2017年12月11日凌晨4點，美國加州囚犯克裡斯蒂安·比斯利切開印尼峇里島科洛布坎（Kerobokan）監獄天花板上方的鋼條，用繩子翻過高牆後逃走。
2019年8月19日，印尼巴布亞地區一所監獄遭抗議示威者縱火，監獄中囚犯隨即發生暴動，最後有500多人越獄逃生。該監獄新聞發言人艾利·尤扎表示：「這些囚犯並不是想要越獄，他們是遇到火災後想要逃生。」一周後，印尼當局稱，已有270多人回來自首繼續服刑。
印尼自然災害的頻發也時常引起囚犯「越獄大逃亡」。
2018年9月28日，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生7.4級強烈地震，造成嚴重破壞並引發海嘯，當地許多居民受到驚嚇。印尼三個不同的監獄通報，大約有1200名囚犯通過因地震倒塌的圍牆逃跑。
過度擁擠與賄賂印尼囚犯之所以很容易越獄，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獄裡囚犯太多，管理不到位。
印尼國內對於毒品的相關法律非常嚴格，任何只要涉及運毒、販毒的嫌犯都會被判處死刑，因此也導致了監獄過載，人滿為患。
印尼懲教總局公共關係負責人阿德·庫斯曼託說，毒品案件約佔所有犯罪活動的48%。有超過12.7萬人因毒品而被監禁，其中7.5萬人是毒販，5.1萬人是吸毒者。
據人權觀察2020年3月的數據，整個印尼監獄和拘留中心共關押了近27萬名囚犯，是正常容量的兩倍多，這使得囚犯們的生活條件極差。
2020年9月3日，印尼班達亞齊一所監獄裡，為了防控新冠疫情，囚犯們正在清理牢房，進行消毒。圖片：AFP
吉米（Jimmy）是印尼萬丹省西裡岡監獄的一名毒犯。自3月中旬以來，由於擔心新冠病毒傳播，監獄已經禁止探視，他已經有幾個月沒見到家人了。吉米與其他9個人同住一間牢房，每個夜晚，他們像沙丁魚一樣，擠滿了牢房的地板，睡在一起。
監獄裡的食物也格外糟。一日三餐都是一碗包飯配鹹魚片，有能力的人就買麵包和方便麵作為額外的主食。
由於忍受不了惡劣的生活環境，4月12日，在印尼北蘇拉威西監獄發生暴亂，囚犯們放火燒了監獄，一群毒犯要求政府儘快釋放囚犯，監獄抗議活動由此開始。
隨後，印尼司法和人權部長雅松納表示，為應對疫情蔓延，印尼政府將釋放5萬名符合提早出獄資格的囚犯，包括1萬5442名毒犯。
除了過度擁擠，在印尼的監獄中也經常傳出賄賂的消息，法律在這裡形同虛設。
2018年7月，《雅加達郵報》揭露了2017年被判貪汙罪入獄的印尼商人Fahmi的醜聞，他在萬隆監獄享用配有空調、電視、小冰箱和單間浴室的「豪華套房」。
2020年7月，印尼記者Johanes發表在TRT World的文章指出，薩曼巴（Salemba）監獄在建造時可容納1500名囚犯，目前至少關了3300名囚犯。薩曼巴監獄的工作原則是賄賂，有錢的囚犯可以賄賂獄警，給自己分配更好的牢房。
位於0區清潔寬敞的單間牢房價格跟大都市裡的單間公寓一樣貴。這類牢房是腐敗罪囚犯的最佳選擇，每個牢房每周房租為3500-5000美元(5000萬至7000萬印尼盾)。
普通牢房每周的價格是3-17美元，付不起監獄房租的人就只能睡在走廊裡。
將大量囚犯擠在一間牢房，不僅不人道，也意味著獄警常常難以控制監獄人口和無法維持秩序。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稱，多數越獄囚犯表示，自己是因為監獄條件惡劣和獄警的不公平待遇，才參加了大規模越獄活動。
囚犯激進化印尼監獄不僅存在大規模越獄問題，過度擁擠還會使囚犯激進化。
恐怖主義安全分析師朱迪思·雅各布坦言：「如果沒有適當的資金，人滿為患就會成為一個重大問題，罪行較輕或者至少與恐怖主義無關的罪犯，很容易和好戰或恐怖主義的罪犯關在同一個牢房裡。」
2019年5月11日，印尼監獄發生大火騷亂後，被抓回的囚犯向窗口望去。圖片：AFP
加扎利（Ghazali）對印度尼西亞監獄系統有親身經歷。加扎利因被控策劃搶劫銀行和襲擊警察局，被定罪為恐怖分子，他在印尼北蘇門答臘棉蘭的丹絨監獄呆了6年。
他向日本《外交學者》解釋了印尼監獄中囚犯如何激進化的問題。同一間牢房裡的囚犯可以建立新的恐怖小組，相互間很容易傳播激進思想，招募更多成員入夥。此外，監獄工作人員的散漫也支持了監獄中激進文化的傳播。
雅各布稱，「部分級別低的獄警很容易成為激進分子的目標，監獄中的激進分子可以收買獄警，放進信使，同已入獄的成員舉行集會。」
另外，囚犯是那些想在監獄裡傳播激進思想的人的最佳目標。加扎利自己的經驗是，「印尼監獄沒有為囚犯提供工作機會，也沒有教給他們任何技能來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
因此，囚犯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員送來的食物，來改善夥食。這意味著，監獄中的激進團體不僅給囚犯帶來了歸屬感，最關鍵的是，激進分子團體經常在經濟上照顧囚犯。這也為他們輸出激進思想打開了方便之門。
監獄系統短期難改為改善印尼監獄現狀，部分專家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解決監獄容量過大的問題。
印尼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所研究員艾麗西婭（Genoveva Alicia）認為，為了解決監獄容量過大的問題，政府應該準備監禁之外的其他懲罰。
「印尼已經有了罰款、緩刑或社區服務等非監禁刑罰制度，可以適用於犯罪程度較輕的罪犯。」艾麗西婭認為，「但印尼政府並沒有完全應用替代方案，因為資源、機構和技術監管上的問題。對執法部門來說，最熟悉且運行良好的判決就是進監獄。」
專家們還建議，為了減少監獄內部的賄賂情況發生，政府應大幅增加懲戒部門的預算，目前印尼獄警平均每月收入只有300美元左右。
2019年5月11日，印尼武裝警察正在轉移因騷亂逃走的囚犯。圖片：AFP
恐怖主義安全分析師雅各布也提出了一些修復監獄系統的方式，包括「為監獄提供更多的資金，更好地訓練監獄看守，以及投入更多的錢用於犯人出獄後的康復和監控」。
雅各布還提出一個建議，「需要儘可能地將恐怖主義囚犯隔離起來，使他們沒有機會繼續傳播激進思想，也能減少監獄中騷亂情況的發生。」
不過，這些看似合理的建議實現起來都有難度。印尼懲教總局公共關係負責人阿德·庫斯曼託承認，由於缺乏足夠的人力，執法部門很難給出替代性的懲罰，比如負責假釋的官員覆蓋區域過大，而假釋者又太多，他們很難監督到每個人。
「我們的人員數量有限，同時有很多假釋人員，他們要逐一走訪假釋者的家庭，確保他們表現良好。」庫斯曼託說。
事實上，在印尼政府向監獄系統注入更多資金以改善條件之前，印度尼西亞的監獄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處於管理混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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