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愈嘉
來源：千字文華（ID：qzwh15）
電影《教父》中有這樣一句臺詞：「花半秒鐘看透本質的人，和花一輩子都看不清的人，註定擁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這句臺詞中的「看透本質」，對應的底層能力，主要是洞察力。
印象中，洞察力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是上帝悄悄送給某些人的禮物。其實不然，洞察力是一種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後天習得的能力。要獲取洞察力，往往需要三步：
這麼說，或許過於抽象。讓我們將這三步，置於觀察1840年以來的中國這一具體場景。而主要參考的文本，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王人博教授的同名新作《1840年以來的中國》。
系統的威力，遠遠大於單一因素的力量
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都預裝了一個思維方式，那就是迷信單一因素的無窮力量。
當公司遇到危機時，我們期待力挽狂瀾的領導；當國家遇到災難時，我們渴望無所不能的政府援助；許多歷史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總是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制度決定盛衰、思想觀念改變未來，等等。
這樣的思維方式確實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局限性也很大，它讓我們總是痴迷於單一變量，似乎只要某樣東西對了，那就什麼都對了。
如查理·芒格所說：「對於拿著錘子的人來講，全世界都是釘子。」
透過芒格的話，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工具的誕生，讓人類更方便的同時，也會限制人類的想像力。同樣，一個思維框架，在給我們提供一個認識世界維度的同時，還會遮蔽我們的認知。
可見，要想獲得洞察力，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單一決定論，要意識到系統的威力遠遠大於單一因素的力量。
而所謂「系統」，就是「一組相互連接的要素」，只有組成整體的各個要素形成一種互為因果、互相維繫的組織時，才能構成一個整體性的，自我運轉的系統。
正如系統動力學家德內拉·梅多斯說：「真正深刻且不同尋常的洞察力，來自觀察『系統』如何決定自己的行為。」
如果我們用系統論的分析工具，剖析1840年以來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就會收穫不一樣的歷史洞見。
一般來說，1840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化轉型大致歷經了三大階段——從最早只學習技術的洋務運動，到模仿西方制度的戊戌變法、清末立憲、中華民國立憲，再到改造中國文化的五四運動。
不難發現，三大階段背後對應的思維方式，分別是經濟決定論、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認為改變了單一因素，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就完成了。然而，100多年過去了，依舊走不出痛苦與迷惘。
如果用系統思維來思考，現代化社會，是一個完整的複雜系統，它由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經濟結構）、現代民主政治（政治結構）、和現代價值觀（意識形態結構）三大要素組成，任何一方都不能離開其它兩方而獨存。
沒有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就不會有發達的城市生活、龐大的中產階級和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根基，現代價值觀也就成了空談。
反之，假如沒有現代民主政治和現代價值觀，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它繁榮的根基——私有產權、統一市場、法律、貨幣等要素，都要倚靠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調節才能發揮作用。
這種互為因果的關係，清晰地表達出現代社會結構各個要素之間深刻的相互依賴性。
法國作家紀德說：「關鍵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見。」
無論知識精英，還是國家管理者，如果只著力於改造社會的單一要素，如建立現代工廠、設立議會法院、學習文化思潮等，其目光始終無法企及整個現代社會系統的全貌。這樣的思維局限，導致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始終步履蹣跚。
《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所擯棄的，正是傳統的單一決定論，作者王人博老師用系統論思維，直接抓住現代化的真問題——憲制國家，從而讓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展開了全新的面相。
最重要的洞察力，是洞悉、改變要素之間的「連接關係」
每當遇到難題時，我們通常會想起這樣一句話：「不要治標，而要治本」。
一個複雜系統，通常由「一組互相連接的要素」構成，所謂治標，是指試圖改變單一要素，而所謂「治本」，指的是改變「各個要素之間的連接關係」。可見，要素再重要，也沒有系統重要。
獲取「洞察力」的第二步，就是要能剖析各個要素，並找出它們之間的連接關係，從而洞察它，改變它。
「現實」世界中的複雜系統，如社會系統、組織系統、商業系統、生態系統，它們變化萬千、錯綜複雜，要洞察系統、透視本質、改變系統絕非易事。
我們仍以1840年以來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為例。
1840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下，為了實現現代化轉型，中國開始了瘋狂的折騰——洋務、改革、立憲、軍閥混戰、統一、抵抗外侮、革命.
這段痛苦的歷史極為複雜，期間的成敗得失被後人反覆訴說，思考這段歷史的角度、範式也層出不窮。
與傳統範式不同，王人博老師以一個憲法學家的嚴謹和敏銳，以及非凡的系統洞察力，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用「立憲」或這一關鍵要素，重新串聯繫統中的各個要素。
憲制，即以立憲構建現代化，這兩個字，濃縮了每個階段，治國精英和知識分子群體對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基本構想。
換句話說，這一紙文件，直接闡明了現代化各個要素之間「連接關係」——每一次立憲，都是對國家性質與結構、中華民族的基本定義、政府權力的來源與歸屬，人與人之間如何締結關係等根本性問題的闡述。
讀懂了1840年以來的每一份憲法，就讀懂了近代以來國家民運浮沉的根本原因，以及由這些歷史共同塑造的當下與未來走向。
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王人博老師以法學家的嚴謹，深刻剖析了戊戌變法以來的每一份憲法文本——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4年《中華民國約法》等。
不僅如此，王人博老師還在書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別剖析了195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幾次憲法實踐，「五四憲法」「七五憲法」「八二憲法，等等」。
在書的最後，王人博老師敏感而又冷峻的寫道：「與階級相連的革命敘事，並沒有成為過去，它還存在於當下，在參與中國現代型塑造的同時，也塑造著自己。這是現代性走向東方這個大國時無法避免的中國特性。」
用「演化思維」取代「靜止思維」
獲取洞察力的第三步，是要破除一個更加頑固的認知障礙——「靜止思維」，並建立「演化思維」。
典型的「靜止思維」，就是用不變的眼光，看待變化的事物。然而，系統是會演化的，一個階段的蜜糖，可能是另一階段的砒霜。他們喜歡說：「這是跨越時間的永恆真理！」
比如在商業領域，有人認為，創業公司能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堅持僱傭最優秀的人才」。這樣的說法，看上去完美無缺——沒有優秀的人才，就不會有偉大的公司。
然而，當我們把「靜止思維」丟在一邊，換上「演化思維」，結論可能截然不同。
不難發現，但凡成功的創業公司，尤其是創業初期、規模很小、商業模式還不成熟的時候，是僱傭不到「最優秀的人才」的。是後來的成功，吸引了「優秀的人才」，而不是所謂「優秀的人才」，造就了後來的成功。
可見，所謂「演化思維」就是給系統，加上一根時間軸，看過去，看現在，看未來，觀察整個系統在時間軸上的演化歷程。
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
1840年以來，我們在現代文明大潮中屢屢遲到。秉持「靜止思維」認為：先進的科學技術、繁榮的市場經濟、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後的思想文化，是西方強大的根源。因此，抄第一名的作業，難道不是跨越時間的永恆真理？
這些判斷當然沒有錯，但是，其價值最多停留在區分智和愚，一旦從歷史照進現實，「靜止思維」就會熄火，甚至會帶來大麻煩。
相反，如果用「演化思維」來看，現代化在西方的誕生，有三條基本線索：
第一條是民族國家的崛起。
第二條是公民社會的崛起。
第三條是自由市場的崛起。
這三條線索並非齊頭並進，它們或撕裂、或合流、或纏繞、相互塑造。由這三條線索組合而成的現代化成長模式可以有多種。
但是，要麼因為人為的妖魔化，要麼因為「靜止思維」作祟，很多人將「現代化」與「西化」畫上了等號。但實際上，西方本身的現代化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
可見，如果不能洞悉本質，我們就會被人為製造的假象所俘獲。
那麼現代化和西化是什麼關係？那就是演化，西方從自己的傳統中演化出了現代，現代化是順勢成長的，也就是說，西方傳統中的現代基因最多，所以西方最早實現了現代化，受益也最大。
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王人博老師說：「怎麼實現現代化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現代化的路。」這句箴言應該是對演化思維的形象訴說，而這個「不去現代化的路」，正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們反反覆覆走過的路，與之對應的心智模式，正是「靜止思維」。
比歷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歷史的思維模型和心智模式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要獲得有效的思考，天賦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不斷學習和訓練，我們能與卓越人物面對面學習的機會並不多，因此，需要更多的閱讀，了解他們凝結於書中的思維方式。」
王人博老師，就是一位擁有深刻洞察力的智者。他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從字裡行間看，是一部講中國近代史的書，但比歷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歷史的思維模型和心智模式。本書出版人範新說：《1840年以來的中國》以關鍵人物「時刻」「概念」為交錯，縱論近代中國的演進與嬗變，融史學家的洞察、法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智慧於一書。
簡單說，這是一種用跨學科的多元思維模型，用系統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在萬千複雜的要素中，一針見血地抓住「牛鼻子」問題，從而透視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因此，讀《1840年以來的中國》，不僅能拓寬歷史視野，汲取歷史智識，還是一次訓練多元思維模型，提升洞察力的認知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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