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故居位於桐城市區寺巷內，東臨清澈綿長的龍眠河，北依古樹參天、墨香筆舞的桐中。
老宅似耄耋老人，固守著北大街，靜觀四季變換，透著幽獨與滄桑，讓五彩喧譁的城市在這裡安然沉澱。
2018年10月17日下午約四時許，隨著鑰匙向右轉的咯吱聲，姚瑩故居緊鎖的門被打開，秋風染著院內桔子的香味，迎接闊別已久的主人：姚瑩的玄孫姚謙先生的到來。
姚先生以年逾八旬之齡，從深圳出發，輾轉合肥，回到家鄉，在宗親們的熱心陪伴下來到故居。
當雙腳踏進故居，時光的發條開始慢慢逆轉，回到了七十多年前，已經遠行而模糊的記憶被喚醒，逐漸有了輪廓，有了色澤。於是，一個個炊煙嫋嫋、鍋碗瓢盆熱鬧不休的生活場景在腦海裡復活。
高祖父姚瑩，桐城派著名作家，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後，歷任福建平和、龍溪、臺灣、江蘇武進等縣知縣。道光年間，出任臺灣兵備道，在鴉片戰爭時期力挺林則徐、鄧廷楨，抗英保臺，屢戰屢捷。
曾祖父姚濬昌，監生。歷任江西湖口、安福、湖北竹山、南漳縣知縣。詩文著述宏富。育有五子：永楷、永樸、永概、永棠、永樛。
故居的東側正房，由姚瑩的長孫姚永楷居住。三十八歲的大祖父姚永楷過早離世，撇下妻子方氏，和兩個兒子東彥、農卿（後由叔父姚永樸、姚永概撫養成才）。
兒時的姚謙先生，每年過年過節，都來看望祖母（姚永概夫人），常常是從後面小巷進來，再從一個小門進去，直通二院，首先看望住在偏房的祖母，再看望住在正房的大伯父東彥和大伯母（二層樓也是姚永楷留給姚東彥的）。
大伯父姚東彥從日本留學歸來，是孫中山接見過的老同盟會員，在財政部任一等秘書，後又做過鹽鐵專賣使等職，退休後還鄉。
抗日戰爭時期，大伯父曾搬到山裡在黃家鋪、葉家灣、姚家大屋幾處住過。抗戰勝利後，又從山裡搬回老宅，那個時候伯父也老了。
大伯父的長女姚琦參加革命工作，在1943年秋接妹妹姚瑜途中，不幸被國民黨發現，因此落入監視迫害之中，姚瑩故居的東側便被侵佔，以作監視。
同年秋的一個晚上，一批特務將大伯父的長子姚培抓到中統，用盡酷刑，雖花很多錢贖出，此後便送外地讀書，但姚培肉體與心靈摧殘都是致命的，以至後來自殘而終。
1945年，大伯母不幸離世。她是位非常慈祥、賢淑的女子，很少對外交際，高高瘦瘦，體質不是太好，大伯父的一切起居家務都是她料理。兒子被抓的打擊、兒女不在身邊的思念，讓她憂憤成疾，鬱郁以終。
大伯父個高，方臉且文雅，跟小孩話不多。從抗戰時期，舉家從山裡迂迴的遷居，兒子出事後心情的低落，時隔一年永失妻子的悲痛，三個女兒參加革命均不在身邊的孤獨，在連連打擊下，常喝酒解悶，麻醉自己，於1948年撒手人間。
小伯父姚農卿被姚永樸帶到北京，後成為北大文史教授、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姚農卿三子姚坰（北京京劇院副院長）
人生如草木，榮枯生滅，看似稍縱即逝，實則艱難無比。親在，遙不可及，親離，則思無寄託。縱觀姚瑩時代文人輩出，為國捐軀在所不辭，愛國傳承時至今日。目睹斷牆殘壁，耳聽世事無常，姚先生忽想，這所老宅不光文墨飄香，也是革命的搖籃。
幸得政府時下關注老宅，幸得北大才子方博琳董事長帶著感恩之心，從北京回鄉創建桐城文學小鎮，才讓無人問津的這所老宅有機會向世人訴說自己的歷經滄桑。
姚先生在被問及其伯祖姚永樸時，感慨道：
「二伯祖工作從北京到上海，從上海又到北京，後到了桂林。他的家在桐城另外有個園子，叫『亦園』，現已記不清楚了。我去過，記得二伯祖母經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聊聊天。
因大哥在安慶讀書考學不幸夭折，母親極度傷心，痛哭數日，很長時間處於悲痛中。一日，二伯祖母前來看望，母親難過之餘，言語中埋怨到她的孫子姚景石有所責任。
二伯祖母回去後便狠狠地罵了孫子，以至景石也受了一些委屈。當時留下小小過結，其實我們眼裡的二伯祖母仍是很好的二伯祖母。
抗日戰爭時期，二伯祖父曾回到過桐城，因日軍到了安慶，身體欠佳的他只好避難去了桂林。他的子女都在外地上學，二伯祖父約兩年後逝世，靈柩運回桐城安葬，二伯祖母亦回桐城『亦園』定居，守護孫兒姚鏞（景石）及曾孫兒女。」
聽著風雨飄搖的故事，望著傷痕累累的老舍，踏著幽靜寂寞的院落，人生的故事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完美，況是亂世中人，喜樂哀怨，愛恨錯綜，其實才是生活的本真。
秋風飄進門檻，拂去封存記憶的塵，陽光落進長廊，溫潤著老人的思緒。在被問及祖父母住室時，姚先生指著西邊的小門小院，侃侃而談：
「祖父姚永概住在西側房，原一大間，後隔成一間小客廳、一間小臥室、一間小書房。還有個小天井院子。
祖母中等個，常年吃齋念佛，喜靜。因上學，平時很少來玩，但過年過節是一定要來拜望的，禮節性的磕頭，祖母給個小紅包，然後大人們聊天。祖父因患癌症於五十多歲去世，祖母一人寡居，由小姑照顧，很是放心。
小姑本已出嫁吳姓人家，因吳家婆婆厲害，嫌姚家嫁妝太少，有些虐待，不讓孩子與其同住。小姑便帶著兒子回家陪伴母親，年來年去，祖母也很健康安適。」
聽著漸次遠去的故事，望著鬢髮已白、鄉音未改的老人。歲月更迭，多少人事早已面目全非，不曾改變的是老宅所留存的舊日情懷。順著長長的院子，姚先生尋找兒時那顆核桃樹，喃喃低語：
「院子走到底，邊上有顆核桃樹，很高很大。小時候，每年在核桃成熟季都來打核桃，有時拿石頭砸，有時用竹竿打，然後撿起來就吃。堂哥姚增也來打過核桃，我們一起爭著搶著很開心。
院子左邊有個圓門，進門有個小院，在一直走進去穿過第一道中廳直達正房，正房是二層小樓，是大伯祖及其長子姚東彥（直之）住處，再後有後院，隔牆那邊就是我們家，我父親當時就住在那邊僅一牆之隔。
寺巷臨北大街口第一個鐵門就是我們家的老鐵門，寺巷一號，原來是白鐵門上面釘了密密麻麻的釘子。進去有個大院，左邊離牆不遠，有顆廣柑樹，據說高祖父姚瑩從廣州回來帶的樹苗。
經日機轟炸，上面枝幹被炸飛，幸好樹下部無損，日後生長很快，枝繁葉茂。每年成熟季，柑子掛滿枝，那時能在內地吃到廣柑不易。再往前，裡面牆邊有顆石榴樹。
我們家有個抗戰歷史，原來尚好的房子遭日機轟炸，變成一片廢墟，只剩下木柱和一堆殘磚亂瓦，遍地狼藉。無奈只得將木柱、磚瓦翻找收集，重建簡易房舍，房子四周磚砌而成，隔牆用竹編作牆的筋骨，再糊上泥巴，塗上石灰，俗稱編籬算是可以入住。
殘渣亂瓦堆向牆邊的那顆石榴樹處，堆成牆一般高，奇怪被埋的石榴樹不但沒壞，反而長得更歡，每年都結石榴。那顆石榴樹下的瓦礫堆邊，留下了我和堂哥曾經砌磚堆瓦、玩沙弄土的快樂時光。我們離開老宅時，枝葉已爬過牆頭。
院子被毀後，改成菜地，我學著種些蘿蔔、白菜、莧菜等。現在想看看石榴樹、瓦礫還在不？那是日機轟炸桐城的一個標記。」
姚先生回憶童年是快樂的，雖然戰爭帶來艱辛，但父母、堂哥、廣柑、石榴，一切都是美好的，仿佛時光還停留在昨天。
姚先生說：「我十二歲讀完小學，就去了合肥，因為那個時候大哥走了，母親很傷心，小弟還沒出生。作為男丁，父親對我很重視，所以就把我帶到合肥，讀了初中一至二年級上。
因合肥文宣會搬到蕪湖，又隨父親去蕪湖讀初二（解放前安徽省博物館叫文獻委員會），解放後大概幾個月，還是覺得桐城不錯，又有些想家，於是又回到原地，在桐城的聯合中學讀初三。
十五歲時，高中讀了一年不到，父親就把我們又接到蕪湖。在往返桐城居住期間，我二弟也在北街小學讀書。學校乃桐城姚氏房屋，私辦姚氏家族公學，在校所有工作人員和學生都姓姚。」姚先生用肯定的語氣說著過去。
「四祖父姚永棠沒見過，但曾在北京拜望過。五叔祖父姚永樛，他的子女都在北京。姚瑩故居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就是姚瑩的長房長曾孫姚東彥一家居住正屋，我祖母帶小姑居住西廂側院屋。」
我們邊走邊聽著姚先生的敘述，回到來時的門前，準備離開，望著落寞的院落木門。此景又串起來老人的記憶，他對著文昌街道王建海書記和方總說：
「如果你們要修繕這座房子，原來的門樓是比較漂亮的，對開的大門，在門檻兩邊有兩個圓形的石頭凳子，大門有兩個鐵環，經常大門不關，是敞開的。」
姚先生諄諄囑咐：「建桐城文化小鎮必需突出愛國文化！修復姚瑩故居也應突顯姚瑩愛國護臺、愛國保疆的精神文化為主題呵！」
是啊，這座飽經風霜的宅院，曾經迎來送往的門樓，走出了幾代聞人志士，是何等的光華。就算歲月再動蕩、時光再湮逝，也不會磨滅桐城姚氏的愛國豪情、浩然正氣。
望今天姚瑩故居大門的打開，是今後敞開迎賓、播散愛國精神的開端。我們知道，她即將告別無人問津的寂寥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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