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康網訊 近日，一個名為「千萬別用廣角相機給狗拍照」的話題引發熱議，網友紛紛曬出自己的作品，可是你知道麼，半個多世紀前，卻有人用魚眼相機給人拍照，拍成了科幻經典，這是咋回事呢?一起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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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有這樣一位華人，他是影史十大攝影師之一，被稱為「拿攝影機的詩人」「光影大師」;他獲得過11次奧斯卡最佳攝影獎提名，並2次獲獎;他的事跡被選入《不列顛百科全書》;好萊塢為了紀念他，專門設立吉美獎以表彰有成就的華裔電影攝影師，他的名字叫黃宗霑。
黃宗霑
不甘於罐頭裡的人生
黃宗霑1899年出生於廣東臺山永安村，5歲時隨父親移居美國，家裡以經營雜貨店為生，12歲時，購買了一臺柯達「布朗尼」相機，從此攝影成為他一生的興趣。黃宗霑16歲時喪父，被旅居俄勒岡州的世叔收容，以裝沙丁魚罐頭過活。少年黃宗霑曾兼幹職業拳師，1916年到洛杉磯謀生，在一家照相館當了一名小助理，以此為契機，向好萊塢發展。
1919年，大導演塞西爾·B·戴米爾拍攝某部大場面的影片時，黃宗霑擔任場記，因為對攝影表現出濃厚興趣，就被攝影師收入門下。不到兩年，黃就升為攝影師助理，並利用空閒時間替演員拍照。
有一次，黃宗霑為女明星瑪麗·邁爾斯·明特拍攝了幾張肖像，創意性地把淺藍眼珠攝成了黑色，反而更添嫵媚，結果他成為「第一個能把藍眼睛明星拍出神韻的黑白攝影師」。瑪麗到處替他宣傳，並極力推薦為其所主演的《命運之鼓》、《松嶺恩仇記》擔任攝影，一試牛刀，成績果然不凡，於是漸被好萊塢人士注意。而後黃宗霑陸續參與了《千面人》《樂園思凡》等重量級影片，奠定了其攝影界地位。到30年代初，黃宗霑已經是好萊塢身價最高的攝影師了。
為祖國帶來先進技術
1928年4月，黃宗霑應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邀請，回國訪問，受到當時電影界人士熱烈歡迎。他在明星公司的歡迎茶會上，和大家分享了奮鬥經歷和藝術心得。當時，明星公司正在拍攝《火燒紅蓮寺》4~6集，黃宗霑為明星公司從美購買了一套米歇爾攝影機和濾色鏡頭，並向攝影師董克毅傳授了好萊塢最新的電影技術。
由於黃宗霑一直想拍一部有關祖國的電影，就帶著攝影機回國，為以後的影片準備素材。他這次回國拍攝的素材，後來成為約瑟夫·馮·斯登堡導演的影片《上海快車》中的背景。
《上海快車》海報(1932年)
「我是中國人!」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仇日情緒在美國國內蔓延開來。 身材不高的黃宗霑經常被當作日本人，他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就做了一塊小圓牌，上面寫著醒目的「I am Chinese(我是中國人)」，一到外出時就掛在胸前。他的愛國情操感召了一眾好萊塢白人影星朋友，他們為了聲援他，胸前也掛上「我是中國人」的小圓牌。這件事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
抗戰期間，黃宗霑被邀請回國拍攝國民黨的抗戰，服務於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雖然國民黨政府的官僚主義讓此事未能成行，但黃宗霑仍然堅持在華納公司的攝影片場拍攝了戰爭紀錄片。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選派孫瑜、黎莉莉電影人員赴美深造，在好萊塢雷電華公司，專們習彩色片攝影及洗印技術兩年，得到黃宗霑的很大幫助。而且，黃宗霑頂著種族歧視的壓力，排除萬難介紹他們加入美國攝影學會，開了我國電影史上的先例。
從左至右：黃宗霑、亨弗萊·鮑嘉、黎莉莉、約翰·休斯頓、孫瑜
抱憾《駱駝祥子》
1948年初，抱著在祖國拍攝一部片子的強烈願望，黃宗霑離開好萊塢回國。他要製作和導演老舍先生的小說《駱駝祥子》。他購買了拍攝權並請專業作家改寫劇本，邀請著名影星黎莉莉飾演虎妞。為了得到黃包車夫生活的第一手知識，他專門到北平的胡同裡拍攝黃包車夫的紀錄片資料。為了讓鏡頭下的人們顯得更自然，黃宗霑不用取景器拍攝，而是把把攝影機藏在外衣裡面。
但因為當時國內緊張的局勢，黃宗霑的拍片願望未能實現，不得已離開祖國。回到美國後，他試圖繼續製作《駱駝祥子》，但是發現離開故土，再高明的手法也難以拍出京味十足的影片，出於追求完美的工作態度，以及對老舍先生的尊重，他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引以為終生憾事。
黃宗霑在晚年提起這件事時說：「我拍攝《駱駝祥子》的目的，是要為中國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在舊社會的壓迫下發出一個申訴的聲音;假如中國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保障，那麼，我的初衷也就達到了。」
遇迫害流落小片場
上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社會掀起了反共浪潮，影響波及政治、教育、文化等諸多領域，許多左翼人士遭受政治迫害，或被捕入獄、或流亡他鄉。電影界是重災區，而華裔亞裔人群是迫害的主要對象。
黃宗霑受到了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傳訊，因為他曾經跟諸如約翰·加菲爾德、羅伯特·羅遜、劉易斯·梅爾斯通等上了「黑名單」的人合作過。雖然沒有發現對他不利的證詞，但還是被懷疑為「間諜」，因為「他願意在製作影片時與共產黨人合作」。
不關心政治的黃宗霑被列入了灰名單，沒有一家大製片公司敢僱用他了。一代大師為了維持生計，只得流落到獨立製片廠拍攝小成本影片。但是他卻在Cult片(邪典電影)領域遍地開花。黃宗霑這一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第二生命》(1966年)。他創造性地使用了9毫米魚眼鏡頭，用詭異的空間感象徵人的精神異化，成為當時好萊塢最先鋒的嘗試，啟迪了無數後進的導演。
從此，他更多地隱藏到攝影機後面，大師已入「無我之境」。
《第二生命》海報(1966年)
長使英雄淚滿襟
儘管黃宗霑追求最新的電影攝影技術，但是他不滿足於此。想拍攝一部關於中國人民的影片的願望一直縈繞在他的心懷。電影《駱駝祥子》既然擱淺，他又在小說家妻子桑諾拉·巴布的幫助下，嘗試創作一部關於舊金山唐人街生活的劇本，但是由於資金短缺，這個計劃失敗了。他晚年最大的挫折就是未能獨立導演一部關於中國的影片，完整地表達自己思想感情。
1970年，黃宗霑去西班牙拍攝《騎手》，由於和導演意見不合，他只拍了三個星期就被解僱了。回到洛杉磯不久，一向身體強壯的他突然病倒了。他的最後六年是在病中度過的。《教父》前兩部都想請他出山拍攝，但都因健康原因作罷。1976年7月12日，他在自家花園裡與世長辭。
縱觀黃宗霑一生，從影時間達57年之久，在受到極端種族歧視下，仍取得卓越的電影藝術成就，登上好萊塢的巔峰，最終成為一代宗師。
夏衍同志這樣評價他：「黃宗霑是一位自學成材、不斷創新的電影攝影藝術大師，同時又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中國電影工作者要認真向他學習，為使我們的電影藝術衝出亞洲、走向世界而努力。」(朱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