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殷九洲
✎編輯 | 程遲
2019年,Netflix與韓國製作團隊共同出品的《王國》(Kingdom)上線後,在全球掀起了一陣「韓國古裝劇」熱潮。這也成為了《大長今》之後,在國內討論度最高的韓國古裝劇。
劇中的時代背景設定參考了朝鮮王朝的歷史,融合了後來的壬辰之亂與丁酉之亂——而這些都與日本人,也就是「倭寇」緊密相關。在第二季的結尾,全智賢飾演的神秘人物驚豔出場,將東亞三國的歷史聯繫了起來。
歷史上,東亞三國從未停止過互相影響。坊間有云:「中日友好靠韓國,中韓友好靠日本,日韓友好靠中國」。雖為戲言,卻形象地表現出了東亞三國間紛繁複雜的國家關係。
若從歷史視角追溯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似乎更有助於我們理解日韓關係的內核。
不安的種子
——古日本與朝鮮半島的交往
從地理環境來說,朝鮮半島作為大陸文明流入日本列島的橋梁和中轉地,在日本歷史發展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公元5世紀左右,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及中原王朝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在大陸文明的指引下日本逐漸擺脫蒙昧狀態。
作為「文明傳播使者」的渡來人經朝鮮半島為日本列島島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帶來了質的飛躍。日本「大和政權」也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由部落首領制逐漸轉向律令制國家。
大和政權大致統治範圍。圖/維基百科
大和政權通過朝鮮半島汲取養分的同時不斷幹涉朝鮮半島內部的權力、領土鬥爭。
朝鮮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曾給予百濟實質上的軍事援助,朝鮮內部的紛爭滋生了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統治意識。
為獲得名義上的合法性,從公元421年至502年間,大和國的「倭五王」先後12次向中國南朝的宋、齊、梁派遣使節,請求授予統轄朝鮮半島國家的官職和封號。
雖然在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下,大和政權「借中國的權威君臨各國」的企圖部分得到實現,但日本始終未能實質上徵服朝鮮半島。
6世紀末7世紀初,日本國內開始實行全面效仿中國的「大化改新」,權力相對分散的大和政權逐步發展為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日本國家的自我意識逐漸高漲,在與中原王朝的交往過程中,日本急欲擺脫稱臣納貢的臣屬身份和地位。
日本NHK於2005播出的時代劇《大化改新》。
就在日本大化改新的同時,朝鮮半島三國之爭愈演愈烈。
公元660年,百濟在唐羅聯軍的打擊下滅亡,百濟遺民向高句麗和日本求援以圖復國,日本雖積極備戰,卻最終於663年在白江口海戰中慘敗於唐軍。5年後,高句麗同樣為唐羅聯軍所滅。
白江口海戰地圖,圖片來源於太宰府市文化ふれあい館
在朝鮮半島失去了軍事、政治立足之地的日本,轉而專注於內部的建設和鞏固,並積極派遣唐使引進唐朝先進文化。
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過程中同樣接納了中國的「華夷觀念」,試圖建立以自身為「中華」的「小帝國體系」。白江口一戰並未改變日本視朝鮮半島政權為其附屬國的認知,反而在「華夷觀念」的作用下,進一步加深了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蔑視態度。
8世紀初,日本在致新羅的國書中稱「天皇敬問新羅王」以彰顯高人一等,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賀禮上,日本與新羅爭搶席位時,日本使者稱:「自古而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
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日本稱朝鮮半島諸國為「蕃」、「蕃國」、「諸蕃」、「西蕃」在9世紀時極為稀疏平常。
《日本書紀》於日本奈良時代早期成書,是日本神話和早期歷史的結合。
公元918年,高麗政權統一朝鮮半島,日本在雙方交往過程中自稱「上邦」,將高麗貶低為「遐陬」的邊境國家,稱高麗王為「蕃王」。可見,對朝鮮的蔑視和輕視始終隱藏在日本國家的精神深處。
值得一提的是,天智系王朝開創者恆武天皇的生母是出身百濟的高野新笠,日本皇室在某種程度上擁有朝鮮半島血統是不爭的事實。
牛尾日秀所著關於高野新笠的歷史小說
矛盾的情緒
——蔑視、敬慕、優越感的共存
「第六天魔王」織田信長創業大半,受部將明智光秀反叛而中道奔殂。經多方戰爭,信長部將豐臣秀吉由底層足輕一躍而為「天下人」,從而終結了戰國亂世,重新統一日本列島。
日本長興寺所藏織田信長像
1578年,豐臣秀吉奉織田信長命令徵伐播磨國時曾說過:「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
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為滿足國內部分大名擴展貿易的意圖及緩解諸多喪失領土武士的不滿,其徵服和統治朝鮮的意識愈發強烈。
1587年,日本假意與朝鮮修好邦交以圖借道伐明,在被朝鮮拒絕後,豐臣秀吉以朝鮮不肯借道為由於1592年開啟了侵朝戰爭。
戰爭初期,日軍連戰連捷,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攻陷朝鮮三都,八道盡失的朝鮮國王李昖北逃義州,幾近滅國。
在明朝軍隊的援助下,中間雖有議和、反覆,歷時七年最終擊敗日本。豐臣秀吉假道伐虢進而侵略朝鮮的事件,是日本「蔑視朝鮮、對等中華」國家意識在多種因素作用下的一次總爆發。
日本侵朝戰爭將中、日、朝東亞三國全部捲入在內,對此後東亞三國及東亞國際秩序的走勢有著深遠影響。朝鮮元氣大傷實力嚴重削弱,日本權勢轉移迎來了德川治世,明朝國力耗損為女真入主中原提供了時機。
江戶城天守閣。圖/維基百科
德川家康在江戶開幕後,多次主動同朝鮮接觸,試圖恢復兩國的邦交和貿易。1609年,日本對馬藩與朝鮮王朝籤訂《己酉條約》,恢復了因戰爭而中斷的貿易往來。
在明廷的默許下,雙方交往漸為頻繁。日本在釜山設置倭館,每年派遣20艘「歲遣船」前往朝鮮貿易。朝鮮則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進行政治外交與人文交流。
18世紀的釜山浦草梁倭館。圖/維基百科
從名義上看,朝鮮是與日本具有通信關係的「對等」國家,但德川幕府卻在事實上將通信使視為朝貢使節團。1610年德川家康命令林羅山起草致明皇帝的信函中寫道:
「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佔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囚帥,各無不上書輸寶。」
在「日本型華夷秩序觀」下,朝鮮與琉球、安南、暹羅等地一樣處於附屬國之列。
由於朝鮮儒學尤其是朱子學等文化的發達,使部分日本儒學者、大名對朝鮮學者所擁有的學識相當崇信。
通信使所到之處,都有通曉漢詩文的學者專程前來拜訪,相互筆談論學,唱和詩文,沿途民眾則爭先向使團成員求其書畫,以此為榮。
韓國朱子學大家李退溪,韓國學中央研究所藏。
但此種對先進文化的尊敬和崇拜,進而在文化層面上產生的連帶、共鳴的情感似乎僅限於個人領域的敬慕。在日本的對朝外交態度及主要認知層面,對朝鮮的優越感甚至蔑視感才是主流情感。
在政治、情感上蔑視朝鮮的同時熱衷於朝鮮文化的矛盾心態是江戶時期日本對朝鮮認知的顯著特徵。
此外,明清鼎革之際,朝鮮王朝自認為繼承了明朝儒學正統衣缽,形成了以朝鮮為中心的「小中華意識」,視滿清為夷狄,日本為文化低劣的國家,朝鮮文人在儒學文化教養層面擁有優越感。
互相蔑視的態度貫穿著江戶幕府時期日朝雙方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往來。
屈辱的七十年
——從江華條約到日本戰敗
明治維新初期,西鄉隆盛的「徵韓論」喚醒了隱藏在日本國家戰略目標深處的「朝鮮徵略」,自此日本通過暴力、恫嚇、謀略、戰爭等帝國主義手段最終一步一步將朝鮮吞併。
早在幕末時期,「西勢東來」的外部壓力所引發的國家危機感促發了以林子平、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將朝鮮從蔑視對象轉為一個可從國防角度加以利用並進行侵略的對象。
林子平在《三國通覽圖說》和《海國兵談》中盛讚神功皇后與豐臣秀吉對朝鮮的侵略,並試圖以日本為中心,將朝鮮、琉球和蝦夷等地域連接起來,從現實層面思考對上述地區的侵略。
三國通覽圖說中的日朝鄰接區域。圖/維基百科
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則提出,若日本欲經略他國,應先取滿洲,而後韃靼(滿洲)、朝鮮、中國這一由弱至強的順序,佐藤信淵的霸權構想可以說是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預見。
被譽為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的吉田松陰更是對朝優越論和侵朝論的集大成者。他在《幽囚錄》中認為日本:
「宜開墾蝦夷,分封諸侯,間或奪取勘察加,曉諭琉球,如同國內諸侯朝覲會同,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之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取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去之勢。」
作為吉田松陰門徒的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正是繼承了其衣缽,成為之後對朝侵略的積極倡導者和實際執行者。
明治政府創設初始,西鄉隆盛的「徵韓論」因大久保利通等人優先國內發展的國策而未能成行。1875年,日本軍艦雲楊號闖入朝鮮海領域,在武力優勢下逼迫朝鮮籤訂《日朝修好條規》,以暴力手段強迫朝鮮開放門戶。
江華島事件想像圖。圖/日文維基百科
1882年,日本強迫朝鮮籤署《濟物浦條約》,據此日本不僅取得了在朝鮮的駐軍權,且以巨額賠款牽制朝鮮的經濟命脈。
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役,日本幾乎得以獨佔朝鮮半島的全部利益,但日本並不滿足於此,1910年,日本逼迫大韓帝國籤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半島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日本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朝鮮徵略」在「鐵與血」的手段下得以實現。
日韓合併後,雖然名義上朝鮮已然滅國、朝鮮人屬於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臣民,但日本始終奉行「內外有別」的政策,將朝鮮半島視為半開化的、急需近代化的蠻荒之地,開啟了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野蠻改造」之路。
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所作所為徹底激怒了韓國民眾,1919年3月1日,以高宗國葬為契機,將近200萬民眾參與了聲勢浩大的獨立遊行運動,日本政府逮捕的人數一時間竟超過了全朝鮮監獄所能容納的最大值。
三一運動。圖/維基百科
此後日本不得不改變統治策略,採取所謂「文化統治」,但民族主義風潮空前高漲的韓國民眾始終或明或暗的抵制日本的殖民統治。
1930年代後,日本為抹殺朝鮮民族的自我意識,實行思想控制,採取所謂「同化政治」,宣揚「內鮮一體」、「日鮮同祖」,並頒布「創氏改名」令,允許朝鮮人使用日式姓名。
創氏改名的法院公告,圖/維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朝鮮半島強徵「慰安婦」、勞工、士兵等慘無人道的行為以及掠奪戰爭資源等竭澤而漁的行徑可謂罄竹難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歷經七十年屈辱歷史的朝鮮半島得以脫離日本統治而光復。
強扭的瓜不甜
——二戰後日韓關係的發展
光復不久的朝鮮半島,就因波詭雲譎的國際形勢分裂為韓朝兩個主權獨立國家。
日本與韓國直至1965年才在美國的撮合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但邦交正常化並沒有真正解決兩國間的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更無法從根本上彌合兩國人民之間的情感裂縫。這為日韓兩國交往過程埋下了多層不確定因素,而日本朝鮮兩國至今仍未建交。
日韓基本條約籤訂儀式,圖/NHK for School
日韓早於1951年10月就在美國的調解下開始了邦交正常化的預備性會談,但雙方在多方面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歷史問題上分歧過大,在歷經13年零8個月的談判後才得以最終建交。
20世紀70年代,「政冷經熱」的日韓雙邊貿易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日本始終處於有利地位,在對韓貿易中賺得盆滿缽滿。
而韓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在日本東京飯店綁架金大中事件以及韓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韓刺殺樸正熙未遂事件使兩國關係跌入低谷。經美國調解後,雙方達成外交妥協。
樸正熙、陸英修夫婦與子女們。圖/維基百科
20世紀8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導致美蘇關係緊張。為強化對抗蘇聯的體制,1981年上臺的裡根極力唆使日韓改善關係。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後,以「戰後政治總決算」為目標,提出「日韓新時代」的口號,日韓關係開始升溫。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訪美前夕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對韓國的正式訪問。1984年9月,全鬥煥不顧韓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對日本進行回訪,這也是韓國總統對日本的首次訪問。
雖然民間反對聲音強烈,但雙方領導人的互訪使日韓關係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984年首次訪問日本的韓國總統全鬥煥(圖左),圖片/時事通信社
隨著國際冷戰秩序的解體,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日韓雙方領導人互訪頻繁,雖然雙邊關係時進時退,但總體而言,仍是朝著較好的勢頭發展。
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韓國媒體和民眾要求反思過去的對日外交,鮮有地認為「金泳三政權在歷史認識和領土等問題上過分地刺激日本人的情感」,希望進一步改善日韓關係。
金大中執政時期,日韓在政治、經濟、外交、安全保障、文化等五個領域的交流合作都有了實質性的進展,2002年雙方聯合舉辦了世界盃足球賽,雙邊關係得到較大改善。
2002年日韓世界盃紀念幣。圖/維基百科
但好景不長,進入21世紀後,兩國因領土爭端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殖民統治期間受害者賠償等問題導致關係急劇惡化,使得日韓關係陷入建交40年以來的最低點。
2005年3月23日,韓國總統盧武鉉發表《有關韓日關係告全國國民書》,呼籲國民要不惜經濟代價準備同日本打一場「持久戰」。
李明博執政後,大幅調整盧武鉉政府的對日外交方針,兩國關係再度升溫。雖然雙方圍繞歷史、領土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較量,但都採取「凍而不僵」、「鬥而不破」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該時期,「天安艦事件」、「延坪島事件」導致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美日、美韓間頻頻舉行各種形式的軍演,以此為契機,日韓間的軍事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樸槿惠執政前期,以日本戰敗70周年、日韓邦交正常化50周年為契機,2015年12月,日韓兩國就持續半個世紀的「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樸槿惠執政後期,趁中韓就薩德部署問題齟齬之際,日韓關係急劇升溫。
二戰後,日韓兩國在政、經、軍領域等國家層面的交往可謂波動起伏。在民眾情感上,韓國民間對日本的態度始終持較為強烈的批判態度。
日本在侵略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國內教科書修改問題、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政治人物關於歷史問題的不當發言、領土(獨島)歸屬問題等問題始終是橫亙在日韓之間最大的障礙。
當下日韓關係的破裂從二戰後雙方交往的歷史來看,可謂正常的反覆,但由於複雜的國際關係變動給當下的日韓矛盾增添了一絲不安的陰霾。
若從長遠角度來看,「和則雙贏、鬥則兩敗」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必會讓脫軌的日韓關係重回正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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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穆彪:《壬辰倭亂背後的明朝日外交》,《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
3.範業紅:《日本江戶時期思想家的朝鮮觀》,《黑河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4.姜龍範:《二戰後日韓關係的演變》,《東亞評論》,2018年第1輯。
5.[韓]趙景達著,李濯凡譯:《近代朝鮮與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
6.羅麗馨:《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華藝學術出版社,2020
✎本期坐館 | 殷九洲(復旦大學日本史在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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