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利斯•比託（Felice Beato）是19世紀世界著名的戰地攝影師，先後拍攝過克裡米亞戰爭、印度起義餘波、第二次鴉片戰爭、日本下關戰爭、蘇丹起義等，有「現代戰爭攝影先驅」的美譽。比託在華期間，拍攝了大量戰爭、風景和外交的照片，他也是第一批在中國北方地區拍攝照片的攝影師之一。
費利斯•比託，1832年出生於義大利威尼斯，隨後遷往科孚島並在那裡度過了童年生活。約在1853年，他與英國攝影師詹姆斯•羅伯遜（James Robertson）在君士坦丁堡合夥開設了一家攝影室，並建立起名為「Robertson & Beato」的合作關係。 後來，羅伯遜娶了比託的姊妹。比託和羅伯遜於1856年跟隨英國軍隊拍攝了克裡米亞戰爭，展現了戰爭給當地帶來的破壞。1858年2月，比託來到印度加爾各答，用相機記錄了印度北部在1857年印度反英民族起義後的情況。
安定門城樓上向西看到的內城北垣(城牆內外)。遠處城門是德勝門。
1860年，比託脫離與羅伯遜的合作關係，以英法聯軍隨軍攝影記者身份前往中國，3月13日抵達香港。在英法聯軍於香港和廣州整頓軍隊準備北上的幾個月裡，比託在這兩個地方拍攝了大量風景和建築照片。6月底，英法聯軍北上攻佔了大連灣，比託拍攝了英軍集結的照片。隨後，聯軍先後攻佔北塘炮臺、塘沽炮臺和大沽炮臺，比託在這幾處地方都拍攝了照片。英法聯軍繼續往北京方向進發，於10月13日從安定門進入北京城，10月18、19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在此期間，比託拍攝了大量北京城牆、街道和商鋪的照片，並拍攝了圓明園附近的清漪園的建築照片。1860年10月24日，清欽差大臣奕與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在北京籤訂中英《北京條約》，比託想用相機記錄下這個重要的歷史瞬間，但由於現場光線太弱，並未取得成功。直到11月2日，比託終於獲得一次機會，拍攝了恭親王奕坐在椅子上的肖像照。比託也為英方代表額爾金勳爵拍攝了肖像照。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比託先後在香港、印度和英國銷售自己的照片，之後在1863年抵達日本，在橫濱開設了一家照相館。此後他在日本一直居住到1884年，拍攝了大量當地的肖物、風景和風俗照片。在日本的21年間，比託的攝影活動十分活躍，1864年拍攝了日本下關戰爭，1871年拍攝了朝美戰爭，1885年拍攝了蘇丹起義，1886年拍攝了緬甸兵變。這些豐富的經歷，使他成為19世紀極富盛名的戰地攝影師。1886年，比託在緬甸曼德勒又開設了一家照相館，之後開始經營古董店，一直經營到1898年。 根據一份死亡證明顯示，比託1909年1月29日死於義大利佛羅倫斯。
安定門迤東的內城北垣上清軍的大炮，城牆內建築是雍和宮。
從1860年3月到該年的年底，費利斯•比託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不足1年，但他用火棉膠溼版攝影法記錄了大量珍貴的影像資料，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場景，只有他和杜賓上校涉獵過。比託在華拍攝的照片主要分為以下幾類：香港和廣州的風景影像，如《香港港口全景》《廣州街道》等；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影像，如《被英法聯軍攻佔後的塘沽炮臺》《法軍從此處攻入北炮臺》等；外交影像，如《恭親王奕》《額爾金勳爵》等；北京城及其郊外的影像，如《從南門拍攝的北京全景》《圓明園的寶塔》（比託寫的照片說明有誤，此處應為清漪園）等。此外，比託再次踏入中國於1867年在蘇州旅行時，也拍攝了一些照片。
不過，儘管費利斯•比託用相機記錄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的大量影像，但比託是終究是一位商業攝影師，他的創作始終立足於歐洲市場，以一種西方人「殖民式凝視」的眼光來拍攝的。這些表現西方人成功打開中國國門的照片，不但在倫敦展覽出售，還被各種期刊和書籍用作插圖廣泛引用，這些出版物普遍把這場入侵戰爭看作帝國擴張的偉大勝利。
剛被攻佔的大沽口北炮臺。
《剛被攻佔的大沽口北炮臺》拍攝於1860年8月21日，時值英法聯軍剛剛攻破大沽炮臺。在一年多前，英國在此處遭受了傷亡慘重的「大沽口反擊戰」，而這次戰役僅僅持續了數小時，就以中國慘敗結束，英法聯軍死亡34人，而清軍陣亡將士達1200－1500人。大衛•倫尼（Dr.david F.Rennie）在這次戰爭回憶錄中記載：「我經過炮臺，可怕的大屠殺場面赫然在目，到處是觸目驚心的殘缺肢體、死屍和垂死的人。我繞過西面的城垛，那裡屍橫遍野——在西北角有13具屍體圍繞一門大炮，比託正非常激動地形容這情景為『美麗』，要求在他用相機使之永久保存下來之前不要移動它們，幾分鐘後，他的目的達成。」
在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被炮火摧毀的大沽炮臺，還有兩門銅炮和炮彈在炮臺上，6、7名清軍陣亡將士的屍體錯落有致地出現在炮臺上。和比託拍攝的其他戰爭照片一樣，這幅照片的構圖堪稱完美。有人推測照片中的屍體經過人工擺布，以此來增加照片的「美感」。因為作為商業攝影師的比託，他完全可能會為了讓照片更有銷路，而進行一定的人工布置，所以他拍攝的照片張張構圖完美，而且未曾出現過英法聯軍的屍體。比託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拍攝的戰爭影像，無不藝術性地體現著大英帝國不可戰勝的神話。
儘管如此，比託的戰爭影像還是客觀地再現了戰場中的情況。由於隨軍攝影師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機會在每一次戰爭剛剛結束時記錄下現場的影像。但比託並未拍攝一幅戰爭進行中的照片，糾其原因，恐怕除了出於安全因素的考慮外，更緣於火棉膠溼版法的曝光速度太慢，不足以拍攝充滿運動元素的戰爭。
恭親王奕訢。鹹豐帝奕詝六弟，由於聰穎靈巧，皇室人稱「鬼子六」，這會兒被欽命為「議和大臣」。
比託拍攝《北京條約》籤訂儀式失敗後，十分沮喪。但僅過了9天，當恭親王回訪額爾金時，比託便幸運地拍攝到了2幅恭親王奕的照片。這使他成為第一位拍攝中國皇室成員的外國攝影師。施文賀（Robert Swinhoe）在日記中記載：「最近，額爾金勳爵和恭親王之間更趨友好，雙方經常互相拜訪。親王卸下了他緊張的心理包袱，在第一次接受採訪時，甚至還展現了笨拙的幽默感。他在比託的相機前愉快地坐了下來……」
當比託架起巨大的相機拍攝《北京條約》籤訂儀式時，恭親王也許是第一次看見相機，從英軍總司令格蘭特的日記中可知，當他看著相機鏡頭正對準自己時內心充滿恐懼。而經過一段時間與英方的接觸，當數天過後比託為他拍照時，便不再有恐懼的心理。從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恭親王戴著官帽，穿著繡有龍的圖案的官袍，安靜地坐在椅子上。恭親王面容清瘦，表情肅穆，透露出一絲憂鬱。
北海白塔遠眺。
北海瓊島白塔。
北京兩層的閣樓建築。
大高玄殿前東習禮亭（有並列兩座）及東牌樓。
德勝門外十方塔院內的偏融法師塔。
郊外的墳墓。
街景店鋪-內城店鋪。
清漪園佛香閣已毀。1860年英法聯軍剛剛洗劫後的大報恩延壽寺。慈禧重建為排雲殿。
天壇圜丘北望。
天壇祈年殿。光緒十五年(1889年)毀於雷火前的樣子。雷毀後重建，攢尖頂屋面和重簷坡度減小。現在的沒原來尖了，顯得敦實些。
雍和宮萬福閣。
西黃寺清靜化城塔前石坊。現存，部隊機構佔用，不開放，班禪進京還可以住蹕。常人無緣得見。
（選自：《中國影像史1839－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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