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依附德國佔領軍的法國女人穿著內衣被示眾，有的還被剃了光頭
為什麼只有中國才會出這麼多的漢奸？很多人回首抗戰史時喜歡這麼發問。如果「漢奸」係指「叛國者」，則「叛國者」現象遍及二戰被入侵過的每一個國家，以叛國者與侵略者的配合論，恐怕中國遠非一個最嚴重的國家。韓國人時至今日仍梳理、清算韓奸，法國在光復後對「法奸」的大規模清算和報復，都給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對漢奸太寬容，是當年漢奸泛濫的原因。從民族文化或民族集體性格中找到答案，恐怕是反思總結歷史時最簡便的方式。關於「漢奸發生學」，最常見的思路就是因為中國是個盛產漢奸的國家，所以中國多漢奸。如果僅以二戰期間各國的對比表現看，中國說不上是一個叛國者最多的國家。當時的中國，遠未成為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國家，而且也遠未形成一個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人們對國家的認同，不但極容易產生「漢奸」，它與歐洲現代民族國家也缺少足夠的可比性。關於日本入侵與中國人的國家意識，與其說，日本侵略暴露了大批漢奸，不如說，日本的入侵，刺激中國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塑造。就具有可比性的國家對比參照來看，似乎看不出任何一個國家有明顯的盛產「X奸」或明顯很少出現「X奸」的文化因素。但「X奸」們在自己的人民和主子面前的表現，卻顯示出了明顯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來。人們習慣與認為，出現「賣國賊」比例最高的，應當是那些在戰爭中形象柔弱著名的國家，那些英勇堅強的國家則甚少出現「賣國賊」。但事實卻非如此。賣國賊現象最嚴重的，是最具有犧牲精神、在戰爭中流血最多的蘇聯。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且戰前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中，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一國家就是蘇聯。二戰期間，德國在佔領區徵召的「志願者」，要麼參與治安要麼參加另外一個戰場的作戰，總之，絕不與本國政府軍作戰，日本對其徵召的偽軍，也採用類似的使用方式，只有蘇聯的叛國者有大批人主動要求參與前線作戰。歷史上，俄羅斯人是一個對外來入侵反抗極為堅決的民族，而蘇聯在二戰時大規模出現賣國賊，完全與其傳統和文化無關，只與蘇聯當時糟糕的民族關係和治國方式有關。德國入侵蘇聯時，在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甚至俄羅斯，納粹軍隊都被當作解放者。納粹將領海因茨·古德裡安曾回憶說：「鄉村裡的婦女用木盤子裝著牛奶、麵包和雞蛋送給我們吃。並且攔著我們的車子，一定要我們吃完了，才準我們走。」但蘇聯的叛國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叛國者，對待蘇聯人，納粹德國是個殘暴到無底線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中，「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德國人迅速用冰冷無情的殘暴手段教育蘇聯國民，只有團結在史達林周圍才有生存的希望。甚至像弗拉索夫中將主動要求組建「俄羅斯解放軍」與德國並肩作戰也被不屑地拒絕。某種程度上，叛國者的多寡和合作程度，佔領者的態度起決定性作用。納粹德國在北歐、西歐、南歐、東歐，對被佔領者的態度完全不同，所遭遇到的反抗也完全不同。相對來說，較受優待的北歐、西歐的合作者要遠多過南歐、東歐。譬如納粹德國黨衛軍一開始就在北歐、西歐「高等日耳曼人」被佔領區徵召了大批黨衛軍志願者，他們逐漸構成了數量龐大的黨衛軍的外籍軍團，如小小的荷蘭，居然徵召了5萬名黨衛軍士兵。這些人在戰場上，比德國國防軍要頑強得多。之所以在這些被佔領國家有大量青年積極報名參與黨衛軍，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民族在德國的新歐洲秩序下，屬於最頂端的民族。納粹德國對這些國家的早期佔領，採取了較懷柔的政策。德國後期兵員匱乏，黨衛軍不但徵召拉丁人、斯拉夫人，甚至還有印度人。但在被徵召地區，基本上在納粹眼中是屬於可友善對待或是戰爭中的盟友。而這些被徵召者，往往亦不認為自己是叛國者，或許有基於對原來祖國和政權的認同不足問題，所以他們更認同自己誓死效力的新秩序。另外一部分人，則是將本民族的獨立自由捆綁在納粹德國的戰車上，如蘇聯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人以及巴爾幹的志願者。相較而言，主動配合納粹德國統治甚至助紂為虐的法國人，就數量極少。不能不提的是，像法國這樣一個具有文化優越感的民族，原本就很難大批產生投靠「野蠻的德國人」的叛徒。而在入侵者面前缺少文化優越感的民族，則容易大批產生投靠敵人即「投靠文明」的想法。不得不說的是，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在當時不乏國外的積極響應者，英國的溫莎公爵、法國的賴伐爾等都是重要頭面人物，若非有英吉利海峽阻隔，很難說溫莎公爵不會步賴伐爾後塵。恐怕在全世界人眼裡，法國人對「法奸」的清算都是最出格也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德國人被趕跑後，那些與德國佔領軍「相好」過的法國女人被剝光衣服、剃掉頭髮、身上塗滿油漆示眾。這類照片難免讓人同情這些法國女人並藐視法國男人：戰場上你們一敗塗地，保護不了自己的姐妹，你們對付德國人不行，對付起自己的姐妹倒是有一套。不過，只有法國人給人留下這種狹隘窩囊的印象，可能是因為西歐被佔領國家中，法國最大最強，也是盟軍解放歐洲的第一站。其實，羞辱本國那些與敵「通姦」女人的民間自發行為，遍及每一個被盟軍解放的國家，手段完全如出一轍。法國人一點不比荷蘭人、比利時人、丹麥人、瑞典人甚至義大利人更出格——義大利這個早先的德國盟友，在翻臉後，也成了感情上被德國人傷害的國家。比起德國北面和西面的鄰居，法國人多少還是顯示出了一個大國的胸懷。畢竟德國曾在70年內三次入侵法國，法國戰敗投降時，所遭待遇遠比荷蘭、比利時、丹麥等更苛刻。法國被迫割讓包括巴黎在內1/3領土、支付巨額佔領費、陸空軍限制在10萬人以內、法國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與德國保持一致。在被佔領期間，法國向德國支付315億馬克佔領費，法蘭西銀行向德國「貸款」45億馬克，法國政府還支付5億馬克的罰金。至於以「徵收實物」為名從法國弄走的物資，則無法計數，法國75%的燕麥、80%的油、74%的鋼，以及900萬噸穀物，都被強徵了。此外，德國還從法國強徵了2750億法郎的私人財產，5500億法郎的國家財產，強徵了70萬勞工。就被掠奪財富總量和勞工比例而言，德國在法國的掠奪行為來得遠比日本在亞洲徹底。但二戰德國戰敗後，荷蘭這個為納粹德國貢獻了大批兵員的國家，向德國提出了遠比法國苛刻的懲罰報復要求——相對於法國損失和所遭羞辱而言。在荷蘭、丹麥等與德國「親戚關係」最近的國家著手索取他們主張應從德國分得的土地、並開始驅逐這些領土上的德國僑民時，法國人雖然支持一切削弱德國的主張，但只是很溫和地提出了土地索取要求，從未打算驅逐那些曾助紂為虐的德意志人。為懲辦戰爭期間的賣國賊，西歐、北歐國家紛紛恢復了叛國罪的死刑懲罰。戰後，法國政府調查質詢了近百萬人，約10萬人受懲處。當然，法國懲戒「法奸」的力度和深遠程度比起西北歐的其他國家，並不算過分。要知道，「法奸」中一小撮如賴伐兒之流，由於篤信法西斯主義，崇拜希特勒，為納粹德國鞍前馬後主動服務的一片熱情，足讓德國人汗顏。在歐洲，由於特殊的歷史複雜性和民族關係，這種徹底的鐵桿賣國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韓國，幾乎找不到可與之相比的人。法國政府在處決賴伐兒等人時，曾判處投降德國的貝當死刑，但戴高樂隨即予以豁免。畢竟貝當投降多少情非得已，當時倉促應戰的法軍正與德軍交戰，法國滅亡只是時間和慘烈與否的問題。再者，法國比起東歐尤其是蘇聯，德國沒有欠下那麼大的血海深仇。當年，為安撫憤怒的法國人，希特勒極力作出一副大度模樣，要求德軍在法國要像解放者而非徵服者。在佔領區，德軍自覺地承擔起救濟和安置難民的工作。至於希特勒本人，有次在法國進行和諧觀光之旅途中，被一位突然認出他的法國婦女驚呼「魔鬼」，希特勒只是一笑置之。其實，法國人不斷重翻當年對婦女剃光頭，大規模肅整「法奸」的舊事，未嘗不是其心態輕鬆的一種自嘲。作為後起的列強，德國、日本對外出兵時，都表現出遠比老牌列強粗野殘暴的一面。無論英法等老牌列強如何無恥地瓜分了世界，但其在海外用兵時，很少刻意強調顯示其武力的恐怖威力，偏好於運用其平衡的統治技巧，而後起的列強則不然。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德皇威廉二世鼓勵出徵士兵：「如果遇到敵人，切勿留情，不要留活口，用你們手裡的武器，讓中國人即使在一千年以後，也不敢對德國人側目而視，讓我們為文明打開永久的通道！」到了納粹德國時代，希特勒則強調，優秀的日耳曼青年應當像食肉動物一般兇猛，目光堅定冷酷，完全不知憐憫為何物。一戰前，德國在東非殖民地因當地土著殺死數十名德國殖民者，用屠殺幾十萬當地人的辦法警告土著，德國人是不能碰的。二戰期間，德國在各個佔領區均頒布實施了野蠻的人質法令，凡殺死一名德國人，德軍必在當地報復性處決數十至數百不等的人質。這個被處決數字，取決於這個民族在德國人眼中的種族地位。譬如在「高等」的荷蘭，是10名荷蘭人質抵1名德國人命，到了「低等」的蘇聯，則是50-100人，完全視擁有紀律處分權的基層軍官心情而定。這種人質法令，似乎除了納粹德國，歷史上從未有其他國家廣泛且公開地使用過。日本在全盤西化的明治時代，為讓西方列強承認其已迅速脫野蠻入文明，有西方人在場時，表現得甚至比老牌列強還有紀律。但到了大正時代，已進入先進文明國家之列的日本，經過對全盤西化的重新檢討反思，徹底丟掉了假惺惺的「文藝腔」，其陸軍早已與武裝暴徒別無二致。若論血海深仇，無疑受創最深的應為波蘭、蘇聯這樣的國家，因為它們在二戰中分別付出了約佔人口1/6和1/7的死亡，但精神創痛者，無疑應當是韓國。日本韓國之間並未發生戰爭，滿清和沙俄分別被日本擊敗後，整個朝鮮半島像熟透的果子落入了日本懷抱，期間朝鮮人雖然有不斷的零星反抗，但整個殖民時代，朝鮮半島上所受的肉體和物質的創傷，來得遠不如後來的中國，更不如被納粹鐵蹄踐踏的東歐國家。但日韓合併後，韓國全體國民被迫改姓名、廢文字、習日語，即使在一個並無祖先崇拜的國家，這種高壓下的同化運動，對被同化者都是一種持久而巨大的精神創傷，何況朝鮮民族的文明遠比日本要歷史悠久，且長期扮演著一個東亞大陸向日本輸入文明養分臍帶的作用。尤其是，日本這個自詡文明的殖民者，在推行快速同化政策時，其內在野蠻愚昧的底色時不時要泛出來，譬如為切斷朝鮮王室王脈，不但完全拆毀朝鮮王宮，甚至連圖紙都故意燒掉，對保留朝鮮民族文化記憶的東西，能不保留就不保留，更荒唐的是，日本殖民當局曾認認真真地往地下打入一些巨大的鐵柱子，以期徹底破壞其風水。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民族遭遇過如此強烈的精神屈辱。這種精神上的創傷，不會在日本人敗退時，瞬間爆發變成驅逐和殺戮行為，但會隨著時間而慢慢甦醒，一點點蔓延上來。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朝鮮半島的痛苦像是被暴徒屢次強姦的精神痛苦，這種仇恨和創傷的指向性，往往更表現在清洗和清理留在民族文化和記憶中的屈辱的日本痕跡。在韓國近年公布了「親日派名單」後，曾爆出一場鬧劇式的新聞，一位持激進的清算親日主張的學者在全羅北道大學演講時稱，該校的雪松是樸正熙時代種植的「親日殘渣」，應予清算，於是，這批雪松被全數砍光。這種近乎荒唐情形絕不可能在歐洲出現。但絕非意味著韓國人心胸如此狹小，因為朝鮮民族在日本投降時，並未發生過像在歐洲發生的針對德國僑民的猛烈報復。而德國敗亡時，被侵略國家大規模驅逐德意志僑民，從東歐國家被驅趕出家園的德意志人高達1000餘萬，若無英美幹涉，較文明寬容的西歐北歐國家也會有近200萬德意志人被驅逐出家園。德國人的殘暴終於公平地吃到了苦果。但歐洲國家對德國人的仇恨，很快淡漠，好比一群被歹徒暴打辱罵過的人，在暴徒被懲之後，過去的痛楚和羞辱很快就淡忘了。韓國人說，韓國人心中有大恨，這種大恨其有來自，無法用數字衡量，無法用文字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