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某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海南視察時專程拜訪了海瑞墓,在參觀海瑞墓的時候他說:「海瑞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著我們,共產黨的幹部來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
二零零四年,張黎和劉和平在一起做一個歷史劇本子《曾國藩》,當時已經做了十七集,第一集就是琦善去審林則徐說他貪名,明眼人都知道這樣寫是幾乎播出不了的,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只是圖個自己開心。後來實在沒錢吃飯的時候,海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松林找上了他們。
二零零五年三月,劉和平開始創作海瑞題材的相關作品,他把嘉靖和海瑞的像掛了起來,每天寫作之前先給這兩位焚香叩拜。
二零零六年三月,電視劇開機。關機前一天,橫店暴雨,很多人檔期都到期了,但大家都還在等最後一場戲的到來。劉和平遠在北京,決定去嘉靖帝的永陵拜祭,香一點,跪在那,橫店那邊立刻就雨過天晴,等最後一場戲拍完後,雷陣雨又來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這部劇在湖南臺播出。當時的湖南電視臺臺長歐陽常林親自為這部劇的片尾曲譜詞,整個湖南臺都對該劇寄予了厚望。然而事與願違,該劇最後的收視率「慘不忍睹」,待該年湖南臺出品的《恰同學少年》和《血色湘西》全部播出後,湘劇的黃金年代業已告終。
但放眼湘劇乃至於整個國產歷史劇裡,劉和平和張黎合作的這部劇都可以算得上是前無古人,也許它還將後無來者。
《大明王朝1566》。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中國歷史幾千年,周秦漢唐宋,時間線進展到明朝時,整個政治體系已經非常完備,明朝的皇帝吸取了歷代王朝滅亡的經驗,罷黜了丞相的職位,規定了後宮和外戚的權力,牢牢把宦官把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說此時權臣、外戚和宦官所帶來的威懾力已經蕩然無存。因此研究明朝,本身就相當於在研究中國政治體制的成熟形態。從中可以更明朗地發現其先進的所在和固有的矛盾。
同時,明朝的史料之豐富是其它朝代無法比擬的。研究先秦史的朋友常常寄希望於出土各種上古時期的材料,否則就只能在寥寥幾部故紙堆裡扒拉;清朝滅亡後,整個民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根本沒有空去編寫一部清朝國史,同時由於滿文檔案長時間不被重視,直到二零零二年國家才開始啟動編纂《清史》的計劃。而明朝除了官修張廷玉版《明史》外,還有萬斯同、王鴻緒等人的《明史》原稿,同時由於遺民情結,計六奇、張岱、査繼佐、王夫之等人也都有各自的私修明史,此外明朝還有著完整的明實錄、聖旨、奏摺、民間筆記,加上各地的縣誌、訟狀,還有沒有被風乾破壞的大量墓志銘,可以說這些史料能從各個層面還原出一個明朝。
哪些層面呢?由於史料過於完備,後人在翻閱史料時能發現有明一代政治鬥爭之激烈被記載地異常清晰,也因此書寫明朝的方式從明代起至今都沒有定論。
先看官修《明史》。清兵入關以後,從順治二年設明史館,直到乾隆四年才刊行,整個修纂過程歷時百年,通過對其中一些細節的觀察我們能發現這部《明史》是站在誰的立場。
首先,編修《明史》的人是萬斯同,這是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的弟子,而無論從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弘光實錄鈔》來看,還是從他父親和自己的生平經歷來看,都能很清晰看出他的立場是站在東林黨人這邊的,因而這一貫的書寫方向被繼承到了《明史稿》中。
此外,由於清朝和明朝本質上都是封建王朝,所以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是絕對不能將前朝統治者說得太差的,也因此查閱康熙諭旨時發現,他曾多次表達過對《明史稿》裡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不滿,同時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
可以說,官修《明史》是站在統治階級和文官階級共同體的立場上書寫的,所以前期的很多史料的可靠性還是足以令人信服的,只是由於萬曆以後「大清龍興」,很多事情才不得不進行掩飾,比如南明的幾位皇帝就被暗搓搓隱藏到了《列傳》裡。
建國以後,由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看待歷史的角度站在了人民立場上,因而在南炳文《明史》裡我們能夠看到史學家們對文官階級和統治階級的批判。而後在顧誠的《南明史》裡,我們也能看到史觀的再一次轉變,這次顧誠沒有一廂情願地對文官階級裡的「清官」們進行歌頌,而是真正將他們的言行和動機區分開來,扒開他們名為愛國實則為了私心的真面目。
網絡時代,書寫明朝的人就越來越多,如當年明月、杜車別、李曉鵬,他們各有立場,有的觀點和《明史》一樣,有的歌頌著統治階級鞭撻著文官階級。每個人都在書寫明朝,國家、清流、奸臣、百姓,每個人都有自己站的隊伍,明朝的歷史是如此迷人、如此精彩。
這次,書寫明朝歷史的那個人叫做劉和平。他說:「我們《大明王朝1566》這個戲出來,標誌著中國長篇電視劇的成熟,讓任何文學藝術門類的人看了之後,不敢小瞧電視劇。我敢在這裡說一句,我們這部電視劇出來之後,不管你哪個界,文學界的、史學界的,方方面面的,最後都得承認,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學作品。」
該劇播出以後,得到了文化界的一致好評,劉澤華、馮爾康、古偉瀛、胡忠信等多位歷史學家都給這部劇打了高分。
那麼,劉和平是怎麼書寫明朝的?
為什麼選擇嘉靖時期?除了上面安排的任務外,我們還能找到嘉靖朝的一些典型之處。
因為統治階級和文官階級的鬥爭激烈化始於嘉靖。
從嘉靖即位以來的大禮議到後來多年玄修不上朝卻牢牢把控著朝政,嘉靖不像他伯伯弘治那樣「聽話」,也不像他堂兄正德那樣「憊懶」,嘉靖本身就是權力中心,他時刻將權柄掌握在了手中,卻又不肯像自己後代萬曆和天啟那樣擔罵名,因此必須要找一個可以替他「遮風擋雨」的人出現。於是嚴嵩應運而生。
大家都說嚴嵩是大奸臣,後來在《明史·奸臣傳》裡他還被排在了頭一位,但嚴嵩又何嘗不知道裕王才是未來的皇帝,他為何要跟裕王對著幹呢?因為不跟裕王對著幹的話,嚴嵩死得更快。他做了內閣首輔,就是要替皇帝「遮風擋雨」,所以楊繼盛和沈煉要殺,卻不能由皇帝來殺,罵名得由嚴嵩擋著。
因此我們看到,嘉靖朝有著很多個性人物,不僅有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清流,還有嚴嵩、嚴世蕃、鄢懋卿等嚴黨。最重要的是,嘉靖朝有海瑞,有著大明朝最厲害的人之一,海瑞(不像黃仁宇和當年明月說的那樣,關於海瑞的真實面貌會在下文中提及)。在這樣一個權力漩渦中,劉和平選擇再虛構一極,那就是以呂芳、陳洪和黃錦為首的宦官勢力,將整個中國政治體系下形形色色的人納入到一個故事裡,一個陰陽八卦裡,看他們如何運轉、如何博弈。
劉和平沒有徹底表現出自己的立場,而是像他曾經說過很多次的那樣,選擇了讓筆下的每個人都承受歷史。無論是後來寫《北平無戰事》,還是在給《十月圍城》寫推薦時,他都說:「我們在寫歷史題材的時候,一定要自覺地知道,我們筆下的這些人物,他們都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承受歷史,而非創造歷史。簡單地寫他們創造歷史,反而會流於表面,沒有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我們在後世評價他們的時候可以說他們創造了歷史,事實上只是歷史已經進入那個階段,需要有人來承受它,完成歷史的轉型。再往下說,我特別反對說,哪一個人,哪一群人,哪一個階層的人,就能改變這個世界甚至世界的意志。改變不了,唯一值得推崇和歌頌的最偉大的精神,是一種承受的精神。」
我們看到,當劉和平筆下的人物在承受歷史時,他寫每個人的時候都會站在那個人的立場上,觀眾能通過那樣的主觀感受去理解人物,更加能還原成一個人。但同時由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那麼在看待他人時一定會產生不一樣的看法和評價,因此當這些多元評價同時出現時,我們對歷史情境就完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步哲學思考。
在《大明王朝1566》之前,劉和平還寫過一部描繪帝王的劇《雍正王朝》,在那部劇裡面他沿用了託爾斯泰的命題「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奴隸」,站在了雍正的角度進行一元化創作,雖然一改過去史書裡對雍正的暴君塑造,卻依舊停留在了從某一固定立場看問題的創作方法上,因此有不少觀眾批評這部劇說過於美化皇帝。
《雍正王朝》是一個開始,它的編劇是劉和平,它的藝術總監是張黎,兩個人從這部劇相識。後來的張黎沿著《雍正王朝》的路子拍了他最有爭議的一部劇《走向共和》,在這部劇裡主創者站在了李鴻章、袁世凱等人的立場上,依舊處在了顛覆形象的思想層面上,讓許多觀眾為他們遭受的非議抱不平,而沒有真正產生對歷史情境的真實還原。可以說《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確實在藝術上完成了對歷史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但也都才走到「肯定、否定」的第二步。
只有到了《大明王朝1566》,在同情和理解的基礎裡加上批判的環節,才能真正做到「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很多觀眾在看完《大明王朝1566》後,會開始學會體諒嚴嵩、體諒嚴世蕃,他們會說嚴嵩和嚴世藩並非是一個奸臣,他們有血有肉,有自己的苦衷,這一點我們在劇中確實是能看到的。比如第十七集胡宗憲和嚴嵩相見時,老態龍鐘的嚴嵩對自己學生的愛護之情就感動到了很多人。
嚴嵩這個首輔當得並不像通常意義上的權臣那樣一手遮天,而是有很多難處,在他和對手徐階的交集中,就完全沒有劍拔弩張的氣勢,而是在以一個長輩的口吻和徐階交流,言辭間十分誠懇。
同時,嚴世蕃也並非人們以為的無惡不作。從第一集開始,嚴世蕃就表現出自己的跋扈,他替皇帝做著事,所以從不擔心會出事,觀眾從嚴世蕃的角度去看問題,自然能理解他。
可是如果只看到這一層面,那這幾個人物就和《雍正王朝》裡的雍正、《走向共和》裡的李鴻章沒太大區別了,其實劉和平依然在作品裡表現出了他們大奸似忠的模樣。
皇帝知道嚴黨貪墨嗎?他知道。第十七集,嘉靖皇帝就在胡宗憲向他表陳自己誤國的時候對他說:「你又不在內閣,更不是首輔,誤國還算不到你頭上。一個浙江盯著一個織造局二十年便貪了百萬匹絲綢,還有兩京十二個省,還有鹽茶銅鐵瓷器棉紗,加起來一共貪了多少?嚴嵩這個首輔當得真是值啊。」
但是嘉靖為什麼不追究呢?
因為嘉靖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孤獨的人,是一個有著極強私心的人,所以他需要嚴嵩的存在,只有嚴黨存在,他才能享受榮華富貴。因此嚴黨的任務是替嘉靖斂財。同時嘉靖還是一個皇帝,作為一個皇帝他必須要維持國家的運行。
所以當嚴黨一方面替嘉靖斂財,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起維護國家穩定的指責。在故事後期,嚴家要倒臺時,嚴嵩讓嚴世蕃寫信給胡宗憲,只交代了一句話:「打好了這幾仗就休整。倭寇不能不剿,不能全剿。」因為朝廷不可一日無東南,東南不可一日無胡宗憲。倭寇在,胡宗憲就在,胡宗憲在,就誰也扳不倒自己。
這才是嚴嵩老謀深算的真面目,他為了保住自己,才不得不維護國家穩定,如果看明白了這一點才知道劉和平確實是還原出了歷史上的那個大奸臣本來面目。只是人不是標籤,符號和定論是我們在完整了解了一個人的形象後提煉出來的定論,但是在還原一個人的時候一定要讓觀眾自己感受,而不能代觀眾去評價。
奸臣是有血有肉的奸臣了,那麼清流們呢?
上文說了,嘉靖是皇帝,作為一個皇帝他必須要維持國家的運行。所以他不得不保裕王這一帝國的未來繼承人,同時為了防止嚴黨坐大,他也需要裕王身後有一批人能和嚴黨抗衡,那就是以徐階、高拱、張居正為主要人物的清流們。可是清流就真的是清者自清嗎?
為了鬥倒嚴黨,他們冠冕堂皇、想方設法,但是劇中張居正的一番話卻暴露了這一點:「王爺,長痛不如短痛,這一次乾脆讓浙江亂了,就當做我大明朝身上爛了一塊肉!」譚綸聽了這話後深表贊同:「是大謀略!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
說出這話的,正是後世被稱之為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張居正,為了大局居然想靠犧牲浙江的百姓來引嚴黨上鉤,如此的清流究竟是為了百姓還是為了自己的權力?
更赤裸裸的描寫是在嚴世蕃的視角上,在嘉靖將高拱、張居正和嚴世蕃逐出內閣時,嚴世蕃直截了當地點明了脾氣暴躁的高拱和裝模作樣的張居正的私心。
「高肅卿,你要還是想賴著等內閣首輔那把椅子,我告訴你,徐階現在都還沒坐上呢。就算徐階坐上了,也不會傳給你,江南他還有個學生趙貞吉在等著,你身邊他也還有個學生張居正在等著。」
而到了第二十九集,高拱嚴厲指責趙貞吉、暗中腹誹徐階,借題發揮,可以說是名義上的「替海瑞不值」,但是否也存了自己的私心呢?從這裡可以看到,嚴黨並非是好人,而清流也不見得就真的一身正氣,每個人都是複雜的,每個人也都是身不由己的。二元對立很容易產生一家獨大的局面,所以嘉靖在這裡面引入了第三元,於是以呂芳為首的宮中勢力不斷調和著兩方派系。由此誕生出呂芳、馮保、黃錦、陳洪和楊金水等不同形象的太監。
這是嘉靖的哲學。故事的主角之一嘉靖在第一集早早就登場了,卻在第三十三分鐘才開口自己的第一句臺詞,出場後他背誦了唐朝李翱的《問道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這首詩裡嘉靖最愛最後一句,他說:「你們這些人有些是雲,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沒有奸臣。」這正是嘉靖一貫的想法,整部劇裡面他都這樣控制著手下的臣子,直到最後一集覺察到自己快不行了,決定給兒子裕王交個底的時候,他說:「沒有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候也由不得他們。看清楚了,賢時便用,不賢便黜。」
嘉靖皇帝信奉的是「長江黃河論」,所以他需要雲在青天水在瓶。第一集開頭,從周雲逸被杖死,到御前會議鬧鬧哄哄,這一切都是「混沌」的,可以用無極來形容,直到太陰嘉靖出現,立刻趨於統一,作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嘉靖把玩著這一切。於是陰極運轉下,我們看到了三個典型人物的出現。
一是胡宗憲。第十七集裡,嘉靖問呂芳胡宗憲像誰時,呂芳說:「他就像個媳婦。上面有公婆要孝順,中間有丈夫也得顧著,底下還有那麼多兒女要操勞。辛苦命,兩頭不討好。」
這句話就表現出了媳婦的兩難境地,整部劇裡出現過三次對「媳婦」的描寫,除了這次外還有嚴嵩對胡宗憲自承媳婦和徐階對嘉靖自承媳婦,徐階說:「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間的媳婦,凡事但按著媳婦的職分去做,能忍則忍,該瞞則瞞,盡力顧著兩頭。實在顧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孫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所以在這部劇裡,最難的是胡宗憲,他既不願公婆難為,也不想子女受苦,最後只能在嚴黨、清流、皇帝、百姓間充當潤滑劑,操勞一生。
二是沈一石。中國古代重農抑商,作為商人雖然表面上生活富足、雍容華貴,可實際上出了事誰也不去保他。沈一石要是做小本買賣,那是成不了氣候的;但要是想做大,就必須和政治掛鈎,一旦跟江南製造局走在了一起,那麼只要出事,大家都會往他身上壓。同時那些官員們要保的也是黎民百姓,誰也不會去管一個商人的痛楚。
作為最無助的商人,沈一石在生命的最後把禍頂上了天。他選擇魚死網破,用生命書寫了自己唯一的一次抗爭:「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歸邙山!我之後,誰復傷。一曲《廣陵散》,再奏待芸娘。」
第三個人,就是本劇中的另一主角,陽極的象徵,海瑞。
劉和平在接受訪談時說:「首先從天象說起,也就是從『無極』說起,書的開頭就說嘉靖三十九年整個臘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後說到『太極』,太極先是生太陰,這個太陰就是嘉靖,由於只有太陰在發動,所以開始時的局面亂成一團,接著陰極陽生,太陽出來了,海瑞就是太陽。嘉靖、海瑞這兩個人是故事的發動機,周圍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圍繞陰陽兩極,也就是這兩個人旋轉。」
第二十四集裡,即便是沈一石想把事情往上面捅,也有很多人比如楊金水、比如嚴世蕃、比如趙貞吉,無論是清流還是嚴黨,都不願牽扯進宮裡,雖然他們都知道根在哪裡。但海瑞一意孤行,他說:「我不是『越中四諫』,也不是『戊午三子』。我姓海名瑞字汝賢號剛峰。……歷來參劾嚴黨者都因牽涉皇室反罹其禍。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為他們只敢參嚴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嚴黨能夠藏身大弊之後肆行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個嚴黨還會再有一個嚴黨!這樣的道理我不明白為什麼就不敢向皇上進言?」
這就是海瑞的目的,他比其他人都更純粹,更堅決,劇中其他人都有私心,海瑞沒有,他無黨無派,只一心期望政治清明。
《大明王朝1566》開頭第一集的第一幕是打死周雲逸,原因是臘月沒有下雪,周雲逸說是上天預警,劉和平在原著裡這樣描寫:「於是朝野的浮言又悄悄漫向了皇上。一場由天象引起的政潮已經暗流洶湧。」
比較一下就能看出海瑞和周雲逸的不同之處。
要知皇帝又叫天子,周雲逸說上天預警,這番言論其實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嘉靖皇帝的合法性,同時由第一集裡的對話可以知道,周雲逸其實是裕王的人,嘉靖要杖殺周雲逸也是為了給裕王警醒:不要結黨。
而海瑞呢?海瑞十分聰明,無論是現在的這番言論,還是在後來呈給嘉靖的《治安疏》裡,他都談的是實際問題,在那篇奏章裡他先將嘉靖比作堯舜禹湯,然後再不斷提出皇帝的各種毛病,從一開始都沒有否定掉皇權。可是無論周雲逸還是楊繼盛,都在否定嘉靖的合法性。這是根本上的威脅。
不像很多人從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和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裡對海瑞只能作為道德楷模卻不能辦實事的評價,歷史上的海瑞其實是一個十分有能力的官員。潘叔明和許蘇民兩位老師就曾撰寫過文章來澄清《萬曆十五年》裡對李贄作品的誤讀,李贄的原文是這樣的:「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粱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鬥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鬥秋,則實不如。籲!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世之萬年青草,何其滔滔也。籲!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而這時我們才能發覺,李贄其實在描述海瑞才是「棟梁者」,而《藏書》裡李贄也說過「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等話,均是在讚揚海瑞,至於認為「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是形容海瑞的,都是受了黃仁宇先生的「荼毒」。
那麼海瑞究竟多有能力呢?
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期間,就解決了困擾了幾百年的吳淞江淤塞問題,海瑞以精準的判斷憑一己之力力排眾議,「由是旱澇有備,年年豐登,吳民永賴,樂利無窮」,在當時就連他的政敵都不得不感慨「萬世之功被他成了」。而當我們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點就能發現,海瑞的治水工程還引發了一場開埠設城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世界級的大都市,上海。可以說沒有海瑞就沒有現在的上海。
此外,海瑞在針對後來導致李自成造反的驛站問題上也有極大的貢獻,如果當時沒有權貴極力勸阻而最終罷策,這項政策對明王朝的延續也許會產生非常大的作用。
這樣的一個海瑞,根本不是什麼只有道德沒有能力的無用之臣,而是真真正正的孤臣,沒有私心、無黨無派。
也因此嘉靖不可能殺海瑞,嘉靖殺別人可以說是他人搏名、結黨,但對這樣一個海瑞,他殺了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紂王,海瑞是比幹了。嘉靖要做的是逼迫海瑞認錯。其它所有官員都在自己控制之下,海瑞沒有。嘉靖必須要留下自己的歷史形象。
然而直到本劇最後,他們也沒有得到互相認同,劉和平也沒辦法讓他們互相認同。
很多觀眾都認為,本劇最高思想的凝結是嘉靖的那一番長江黃河論:「長江之水灌溉數省兩岸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兩岸數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這個海瑞不懂這個道理,在奏疏裡要朕只用長江而廢黃河,朕其可乎?反之,黃河一旦泛濫,便需治理,這就是朕為什麼罷黜嚴嵩殺嚴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長江一旦泛濫,朕也要治理,這就是朕為什麼罷黜楊廷和夏言殺楊繼盛沈煉等人的道理。」
其實不然,本劇劇名是「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上述這段話只是對嘉靖思想的精華總結,而不是海瑞的,更不是劉和平的。
在劉和平與海瑞靈魂共通的那一刻,當嘉靖問海瑞他奏摺裡妄談的那些堯舜禹湯、漢文帝、漢宣帝、漢光武、唐太宗、唐憲宗、宋仁宗、元世祖都去了哪裡時,劉和平和海瑞齊聲說:
「都在。在史冊裡,在人心裡。」
畫面立刻切到了饑寒交迫的百姓在鵝毛大雪(本劇中「雪」是一個重要意象)中的悽苦情狀。我們也能很快清楚,劉和平與海瑞的立場,那是真正站在人民敘事的角度。
人心,一個看似雲霧飄渺、捉摸不定的詞,卻是歷史的本來面貌。很多精英人士都認為歷史是可以篡改的,群眾是可以煽動的,人民是盲目的、愚昧的。但其實他們忘記了一件事,之所以能夠煽動群眾,是因為他們本身就迎合了群眾的心理,試想如果有人想歌頌日本侵略者,會有多少群眾被煽動呢?第一次世界大戰裡,塞拉耶佛的「理想主義」青年向大公開了第一槍,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但如果群眾的情緒沒有被挑起來,又怎麼會有這樣的「理想主義」青年呢?
不像很多精英推崇精英治國看不起民眾,在劉和平的作品裡,永遠以「民心」為第一位。想利用群眾的早晚被反噬。
《雍正王朝》片尾曲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北平無戰事》最後一集裡說:「讓國民黨把錢運走,把民心給我們留下。」
回到《大明王朝1566》,雖然在這部劇裡很多人認為替嚴黨翻案、替嘉靖翻案、替徐階翻案,但如果真正探究進去才會發現它才是真正寫給勞苦大眾的作品,不歌頌文人、不歌頌奸臣、不歌頌皇帝。在將這些人全都還原到歷史情境後,觀眾自然能夠理解為什麼要站在人民的角度進行批判。
劉和平在劇中使用了官員便是「媳婦」的設定,於是產生了「嘉靖——百官——海瑞」這樣的三元結構,而在海瑞身上,同樣有著「海母——媳婦——海瑞」這樣的三元結構。可以說這是劉和平刻意為之的,有很多觀眾認為海母不近人情,兒媳夾在其中處處掣肘,其實恰恰是劉和平所希望的。
嘉靖是皇權(國)的象徵,海母是父權(家)的象徵,在二者如此高度統一的時代,海瑞舉步維艱。劉和平說過:「1566年封建體制走到了盡頭,明朝的特點是家國不分,朝廷不分。具體說,紫禁城乾清宮是分界處,乾清門以外是國,門以內是家;門以外是朝,門以內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內也就是在皇帝家裡將大臣杖斃。嘉靖是在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載垕繼位,幾十年來皇室與文官集團爭頭在這一年結束,朝和廷開始區分了,隆慶帝把權力交給政府機構,起用了徐階、高拱、張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個就把海瑞從牢裡放也來升官。」
所以整部劇的基調是悲愴、雋永的,每個人都在這樣的社會裡沉浮。觀眾心裡清楚,他們遇到的是社會的固有矛盾,即便有海瑞也無法解決。
我們看到,在故事最後,裕王看到徐階的家人圈地不法,大發雷霆:「什麼六、三、一,六成歸田主和棉商,三成歸朝廷,才一成給百姓,這樣做和嚴嵩嚴世蕃他們當年在浙江改稻為桑有什麼兩樣?你這就給我把徐閣老叫來。」
鬥倒了徐階,痛罵了嘉靖,海瑞還被關在大牢裡,清流領袖的家人就已經「和嚴嵩嚴世蕃沒有兩樣」了,仿佛一切都是註定的,從本劇開始到本劇結束,這一切的輪迴昭示著:在那樣一個社會裡,找出路是找不到的。嘉靖的法子不行,徐階的法子不行,張居正的法子不行,有海瑞也不行,只要有官僚階級,就會有圈地、貪汙。
張黎說:「其實這次《大明王朝》觀點上退步了。但我必須先退一步。其實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務實了。」他說的「退步」是相對於《走向共和》的「找出路」,但考慮到《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背景,再考慮到《走向共和》結局裡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我們似乎更能明白一點,家國不分的大明朝,哪怕有著前所未有的繁榮,也只是薄紙一張、吹彈可破,雖然除了海瑞沒有人敢捅破,但捅破後卻無法出現一個真正的手工匠,只能陸陸續續出現類似胡宗憲、張居正這樣的裱糊匠,一個接一個,直到大廈傾塌。
同樣是最頂尖的歷史文本,《北平無戰事》和《我的團長我的團》在呈現上就不及《大明王朝1566》。《北平無戰事》過於緩慢明亮,開頭第一集方孟敖在雨中奔跑時居然用了慢鏡頭,實在沒有必要。《我的團長我的團》則有很明顯的剪輯失調問題。雖然在主題表達上,這三部劇都觸及到了靈魂,觸及到了本質,但只有《大明王朝1566》堪稱接近完美。
說是「接近完美」,是因為該劇的服飾幾乎是沒有一件是對的,當然也只有在觀眾對劇本、畫面、剪輯、表演都無從挑剔的情況下,才會對服化道進行苛刻的要求。
這部作品的表現手法可以說是很超前的,在刻畫人物時會不斷閃回黑白畫面以表現人物內心,舞臺劇式表演給觀眾的震撼絕非二者相加的簡單效果。這一手法後來被張黎運用到了《人間正道是滄桑》裡,更加成熟。只是到了《中國往事》和《聖天門口》裡,略有些「走火入魔」。
與此同時,無論是四十歲的倪大紅扮演八十歲的嚴嵩,還是餓了好多天肚子為了煉精氣神的黃志忠,亦或是說不再拍皇帝最後愛不釋手的陳寶國等,該劇的所有主要演員都貢獻了一次完美的表現。王慶祥、徐光明、劉立偉、王勁松、郭廣平、肖竹、劉毓濱、郭東文、徐敏、張志堅、甘雨、王戎、趙立新等,可以說每一個演員到其它劇裡都能算得上是演技擔當一樣的存在。
劉和平曾經透露,他打算寫一部續集《大明王朝1587——海瑞與張居正》,但是在查找史料的過程中始終無法對張居正產生認同,因此最終棄筆。
確實如此,作為被譽為「第一政治家」的張居正,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考成法,實則都是在維護鄉紳的利益,而非真正為民眾祈福,這樣的人在海瑞面前應該是自慚形穢的,又怎麼會真正能與之對抗呢?(我甚至懷疑劉和平是因為張居正才想到寫蔣經國的,畢竟《北平無戰事》原先主角是蔣經國,劇名也叫《最後的王朝》。)
所以說,這部《大明王朝1566》在國產歷史劇裡只能是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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