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亞洲協會去年宣布將舉辦三年一度的當代藝術展覽時，你可能會發現充滿的熱情與持有懷疑態度的原因。該展覽被組織者稱之為「亞洲與世界」的藝術中心。
熱情的理由是：亞洲佔了世界60％人口比例，但是在我們全球性的美術館和博物館中的作品數量仍舊非常少。我們希望在這裡看到越來越多的亞洲新藝術。展覽也是免費入場的。
持懷疑的態度在於，現在全球有300多個每兩年舉辦一次或每三年舉辦一次的當代藝術展覽。僅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紐約新美術館，MoMA PS1，皇后區藝術博物館，巴裡奧博物館，國際攝影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美術館等都因常年舉辦的新藝術節而忙得不可開交。在全球化的旺盛時期（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每隔一年就出現的年度展覽都會承諾將建立一個新的、非西方為中心的，而是全球性的藝術創作領域。近二十年過去了，數字網絡已逐步溶解了距離，新穎性似乎已不是藝術的開端，這樣的形式也顯得越來越疲憊。
亞洲協會三年展展覽地
首屆亞洲協會三年展「我們不會獨自做夢（We Do Not Dream Alone）」，意在從該機構所在的公園大道總部搬出來，並由總督島（Governors Island）上的主要委員會以及與紐約愛樂樂團合作。疫情的流行，除其他傷害外，還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反亞洲的偏見，也使幾乎所有大項目望而卻步，讓大多數的藝術家無法旅行。剩下的，就是新的和不太新的藝術的散布，冒險性的分類，這幾乎不能反映那些最初在公告中所懷有的抱負。與其說這是一場災難，不如說是一次錯失的機會。但我們也可能會從這更長的推遲和重新思考中受益。
印度藝術家阿爾皮塔·辛格作品《The Ritual》 (1989)
從中東到印度尼西亞，再到紐約的大約二十位藝術家的作品正在亞洲協會總部展出。他們是由亞洲協會博物館最近離任的館長陳文輝（Boon Hui Tan）和現在晉升為董事職位的Michelle Yun Mapplethorpe選拔的。第二輪藝術家將在明年2月在展廳內展出作品。其中，印度藝術家阿爾皮塔·辛格（Arpita Singh）出生於印度分裂之前的十年，在她的筆下，強力的、濃密的肉體和扭曲婦女畫作模糊了神話與日常意象。
這裡有更多的藝術作品是可以被簡單總結的，並為每兩年一次做準備，它們就好像傳達一個單一的社會或地緣政治問題，這也是一張圖像或一件物品能做到的。現如今在紐約的以色列設計師吉奧拉·阿哈羅尼（Ghiora Aharoni）用誘人的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北印度語和烏爾都語的混合文字製成了刺繡禮服。而納西姆·納斯（Nasim Nasr）出生於伊朗，現居住在澳大利亞，為我們提供了一段簡短的視頻，拍攝到內容是婦女將宗教念珠分開。，你不需要隨附的文字即可知道它們的隱喻——「反抗父權」。
以色列設計師吉奧拉·阿哈羅尼（Ghiora Aharoni）的作品
納西姆·納斯（Nasim Nasr）作品
三年展的第二部分是穿越中央公園，位於紐約歷史協會的一個大型展廳中。這一部分的目的是促進該博物館的藏品與當代亞洲藝術家之間的對話。但懸掛式的展陳帶有一些催眠作用，因為展廳內沒有內牆，看上去像許多幻燈片一樣，新舊藝術在四周單調地纏繞著，不少作品被迫並置呈現。
託馬斯·科爾（Thomas Cole）具紀念意義的五幅畫作《帝國的路線》（The Course of Empire）（1833–36）被放置在藝術家Huang Yan作品的對面，成為了後者作品的鏡像。Huang Yan的作品是在軀幹上紋上中國傳統風景作品。同時，策展方倉促地選擇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方言畫作，再加上一張舉起拳頭的標語「亞裔支持黑人權益（Asians for Black Lives）」的海報，展現出他們認為展覽可以花更長的時間來更系統地思考2020年的劇變。
韓國藝術家Minouk Lim的作品「 L』hommeàlacaméra」（2015年），該作品是由玻璃纖維增強的塑料風衣，人體模型，手套，羽毛和攝像機組成。
Daniel Crooks作品
然而，三年展仍然有亮點。紐約人幾乎沒有機會發現韓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的Minouk Lim的作品。在亞洲協會的展覽中，整個畫廊都布滿她那令人不安的人體模特和影像作品《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名字》，一個1983年電視特輯中令人痛苦的剪輯片段，其中收錄了韓戰中倖存的孤兒，他們下落不明，甚至不確定自己的名字。在紐約歷史協會展廳，塔可（Taca Sui）的風景攝影是人安逸，而在亞洲學會展廳中，徐冰的作品孔子《論語》則為中國古典提供了沉思。
徐冰作品《論語》
到了明年二月的第二批參與者出現時，或許會令人更驚訝。這其中會包括以艱苦的持續性表演而聞名的印度尼西亞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以及有著庫德血統的土耳其藝術家艾哈邁德·奧古特（Ahmet Ogut）。
但是，將這些與那些藝術家聚集在一個保護傘下，充其量只是一種偶然的感覺。 這是三年一度的尋找存在的理由的方法。儘管這並沒有使它與另數百種展覽方法有多大的不同。
從1995年韓國光州雙年展開始，每兩年或三年一次的展覽形式對上世紀末的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日本橫濱或新加坡，又或是中國臺北或印度高知，這些藝術節日成為了東西方藝術家的交匯點，將亞洲藝術家們帶入了全球的軌道，並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系統。他們談論了一場大遊戲，關於「知識生產」和「跨國話語」，儘管每兩年一次的旅行團和企業贊助商似乎比藝術家更滿意。
塔可（Taca Sui）的風景攝影作品《Wen River》（2015年）
Nandalal Bose作品
當我們快接近於走完21世紀的四分之一時，一場展覽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2000年的「來自四面八方的新藝術」的模式越來越像死胡同。大流行對藝術界的突然減速至少提供了一個機會，或許人們可以嘗試更嚴格的論證，或是與歷史有交融的嘗試，這樣，當市場動力再次開始加速時，我們至少知道我們需要指引的方向。在我們的「全球」展出的缺陷和我們「本地」展出的膽怯之間，存在一千種可能的相遇。在這裡我們可以以真正改變我們的相見方式。
美國亞洲協會三年展的第一部分將持續至2021年2月7日。（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作者Jason Farago為藝術評論家，關注於紐約和各國的展覽，重點關注全球藝術史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