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銀河:勇敢並不是我的個性,我只是一個講實話的普通人

2021-02-18 學人Scholar

李銀河

學人君按:李銀河,她不僅是「浪漫騎士」王小波愛情的女主角,更是中國第一位女性性學研究者。她常常因在人們熱切關注卻又羞於啟齒的性問題上口出「驚人之語」而被輿論熱烈討論。作為中國當代浪漫愛情傳奇的主角、著名社會學家,她如何認識愛,又如何看待愛情對人生的價值?近日,學人Scholar公眾號就這些話題對李銀河進行了專訪。

學人:您有兩個最為讀者熟知的身份:王小波的妻子,中國第一位女性性學研究者。無論哪一個身份都不能稱之為平凡,但在最新出版的自傳《活過,愛過,寫過》中,卻以一個「普通人」定位自己,為什麼會選擇這種表達?

李銀河:我說我是一個普通人,很平凡,我的普通人的定位是相對於歷史人物、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跟他們那種身份相比,我肯定是普通人。你看,沒有哪一個歷史事件是跟我有關的,那不是普通人嗎?

學人:即便不關注性學研究的人,也可能對您有這樣的印象:敢言、直率。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李銀河:我想,講真話就是對社會學家的一個起碼的要求吧。因為社會學在幹什麼事呢?就兩件事:是什麼,為什麼。一個社會現象,它的社會現象到底是什麼,各方面問題上比例是什麼。第二個就研究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出現。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個性的問題,倒不是說勇敢是我的個性,這是對搞社會學研究的人的起碼要求,要不然你在幹什麼呢?

李銀河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照片

我記得在1989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婚姻家庭方面的全面調查,其中涉及了家暴的問題,當時發現樣本裡有21%的妻子被丈夫打過,它這個比例比較高,因為打一下都算。當然打的特別嚴重的到司法輕傷程度的,一直都沒有超過1%。但是,打一下就算的話,這個比例就比較高,21%。當時我哥哥在《經濟日報》,他們經常有通報會,有一次就說,有一個女社會學家說,咱們現在家暴的數字是21%,說的也太高了吧,都快趕上美國了,美國是25%。後來我哥哥就問我說:「這個女社會學家是不是說的你呀?」我說:「還真是,這是我的數字。」當時我就很氣憤,你說21%高,那為什麼中國家暴比例就一定會比美國低呢?中國人比較不愛打人,男的就不愛打女的嗎?再說了家暴到底是百分之多少,是你說了算呢,還是調查說了算?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敢言的問題,而是說你要尊重事實真相。我們搞社會學的,首先就是要搞搞清楚「是什麼」,各方面的比例是多少。後來全國婦聯調查是30%,那數字比我的還高。所以這不是性格問題,是起碼的底線的問題,必須講真話,講真相,去研究真相,研究事實,研究事實究竟是怎麼樣的。

李銀河在內蒙古兵團宿舍前

學人:1974至1977年在山西大學讀書時您曾有過一段失敗的初戀,對方是一個英俊的小夥子;在這不久之後,你遇見了王小波,在相信兩人「靈魂相契」的情況下,也曾以「長得太醜」為由拒絕王小波。據此,是否可以認為您有一定程度的「外貌協會」傾向?

李銀河:我覺得男女之間的吸引,生理肯定是一個背景,比如說你看到這個人特別英俊,特別漂亮,特別性感,他就容易引起你的好感;他長得難看就比較容易成為障礙。我覺得這不能算是絕對的外貌協會。在生理條件之外,你是不是很看重靈魂?其實我是一個真正的「靈魂協會」的人,這種傾向更重,就算人長得再好看,如果他的靈魂跟你不投契的話,那你跟他在一塊兒你也幸福不了,快樂不了。

比如說一個人的肉體也好,靈魂也好,都優秀,這是首選。如果說肉體不太好,靈魂很好,跟你很投機,這是第二選擇。如果肉體很好,靈魂不行的話,那是第三個選擇。當然最後的,就是肉體和靈魂都不好。在四種類型是這麼排序的。不能因為既要求靈魂又要求肉體,這兩方面都優秀,就叫作「外貌協會」。

青年時期的王小波

王小波就屬於第二種,他長得醜,但是他靈魂特別美好,跟我特別投契,我做了選擇順序裡的第二個選擇。

實際上我失戀的那位呢,他就是屬於外貌特別好,靈魂跟我不投契。我愛他,他不愛我,這個時候他就成了我的選擇順序裡的第三了。我覺得如果要是第四種類型,乾脆就不要找他了。

這四個選項是邏輯學裡的不重不漏,不是重疊的,窮盡所有可能性的。那麼在這個選擇裡,我就是這樣排序的。

學人:您曾提及自己的性格中有極度羞澀的一面,但卻選擇了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感到「羞澀」的性問題作為研究主題,這中間是否有某種關聯或矛盾?作為女性性學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一些特別的困難?

李銀河:我覺得性格的羞澀和選擇的課題,應當沒什麼關係吧。性格的羞澀,一般影響到的是日常生活,比如說在待人接物之類的這些方面。可是搞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搞研究它是你的研究興趣在哪裡。反正我沒覺得這個東西有矛盾。

在研究性的過程有一些困難。首先表現在出版的困難,好比涉性的研究,它在中國確實還是比較前衛。我記得1991年,那是大多數人都談性色變的時候,我們完成了同性戀調查以後,第一本書實際上是北京出版社約稿的——我從89年開始做這個,做到91年書稿完成以後,北京出版社說出不來,這話題太敏感了。結果到香港天地圖書出的第一版,後來又出口轉內銷,就又再在國內出版了。還有一些困難,比如有一些問題人不願意談的,像研究到自慰,有的調查對象就跟我直接說:這個問題我不能談,我不願意談。那像這種情況就不能逼人家是吧。這個是研究中的一些困難。

李銀河在做社會調查

學人: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性觀念在逐步開放,但在很多時候「色情」的定語依然常常是「淫穢」,網絡文學需要面對「脖子以下不能描寫」的審核規則……如何評價中國人性觀念在這三十餘年間的轉變?如何看待性觀念在中國發展的前景?

李銀河:我覺得在這三四十年之間,確實有一個挺大的開放程度。

大概在80年代,有一個我覺得挺標誌性的事件,《大眾電影》在雜誌上登了一個王子和灰姑娘接吻的照片,當時就在全國引起大討論,好多好多的抗議信像雪片一樣就飛到雜誌社,就說這麼淫穢、這麼色情的東西怎麼能登出來?那麼現在大家看到接吻,就覺得稀鬆平常了。從這你就可以看出來整個還是越來越開放了,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其實在各國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比如說1957年的時候比基尼泳裝剛出現,在美國的一個海灘,警察就把穿比基尼的人都抓起來,說有傷風化。可是你看現在中國人也有穿比基尼的了,整個觀念轉變的還是比較大的,趨勢是越來越開放的。

1979年《大眾電影》第五期封面與封底。封面陳衝;封底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劇照,因首次出現該片中王子和灰姑娘的接吻劇照而在當時引發巨大爭議

學人:女權主義(追求男女在職業、教育等領域的平權)在中國方才萌芽,便有了「女拳」「中華田園女權」(具有敵視男性、對立男女關係、追求權利而忽視責任等傾向)等具有歧視性的惡名,以至一些維護女性權益的健康聲音反而不能發出。您如何看待女權主義在中國遭遇的這種困境?中國男女平權運動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李銀河:其實「女權主義」這個詞,一直還是挺敏感的,「權」好像就是說要跟男人鬥爭。後來就改成「女性主義」,我有一本書專門叫《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聽上去緩和一些。但實際上在英文裡它們是一個詞「feminism」。中國一直有一點兒把這個女權主義汙名化的傾向。其實我覺得這來自一種誤解,女權裡有各種流派,有一些非常激進,有一些比較溫和。把那個特別激進的、有點仇男的,讓它來代表全體女權,這是誤導,是不對的。因為這個女權主義,不管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它有一個共同的底線,就是要爭取男女平等。

我覺得只要是爭取男女平等的,就是女權。這應該說是我們的國策,我們國家實行男女平等的性別政策。所以,我覺得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女權主義的主張男女平等,這個是寫在婚姻法、憲法裡的。雖然這個詞兒大家聽著比較陌生,實際上特別早,1900年革命進步的青年、五四運動等等都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起步了,辦女學,辦女報,女子參軍。像秋瑾這種女英雄搞女權主義運動的,一直都是正面評價的,從來都是革命先烈那類。

papi醬孩子隨父姓在網上引起部分網友關注

我覺得大家對女權主義真的是有一點誤解,以偏概全,用女權裡表現特別激烈的那些人的表現,來概括女權,這樣是誤導。比如說最近papi醬孩子冠姓權的事,有些所謂的女權主義就生氣了,為什麼讓孩子跟他父親姓了,不跟她姓?我覺得這個太激進了。他們甚至罵結婚的女性是「婚驢」,光知道幹活兒,受壓迫,受剝削,生孩子,所有家務事都你做,累死累活,你就是一個「婚驢」。他們就是反對結婚、反對生孩子,就是讓子女必須跟自己姓,絕對不能跟爸爸姓,這些都不是女權主義的觀點。女權主義不反對結婚,不反對生孩子,也不是特別強烈要求孩子必須得跟媽媽姓。

女權的目標是男女平等。比如說在家庭裡,它會要求不能是男主女從的,男人要分擔家務之類的,這才是女權。反對結婚、反對生育,這些東西都不是女權的內容。所以大家不要以偏概全,覺得他們那樣才是女權,這樣把女權的名聲也搞壞了。

甚至有些人在教大家「田園女權」,想辦法控制男人,或者說有一些學習班在教在大家怎麼樣嫁入豪門,怎麼樣取悅男人,在性方面怎麼吸引男人,嫁一個特別有錢的男人。然後你就可以在家裡待著什麼都不幹了,就可以享受生活,沒有責任光有享受,所有的錢由男人去掙,你來當家,你也沒什麼責任,你想要什麼男人就得給你什麼。這根本就不是女權,這恰恰是男權制傳統的家庭關係裡頭那種「男主外女主內」,這是最傳統的東西,不要搞混淆了。

學人:您與王小波的戀愛故事是當下的一個傳奇,許多讀者為其中的浪漫與詩意痴迷。「王小波妻子」的身份,對你而言具有什麼意義,是否會帶來一些讓你覺得是負面的影響?

李銀河:有負面影響。比如說網際網路剛出來的時候,你點那個網頁,他永遠比我多,比如說我是1萬吧,他就是3萬、4萬、5萬;我是10萬的時候,他是20萬的。有人就說「我是通過王小波才知道你的」,當然後來也有的時候說「我是通過你才知道王小波的」,尤其好多性少數。因為我搞性學研究涉及到性少數,有好多人是通過我才知道王小波的。要聽到人家說「我是通過王小波才知道你的」,心裡是有點兒不好受。本來不知道我是誰,因為喜歡王小波才聽說我的,有好多人是這樣。通過我才知道王小波的人少。因為人家是文學天才,我是一個一般人,天才當然影響力就大,我也沒什麼可嫉妒,可不高興的。再一個就是,看小說的人總比看社會學專著的人多。小說是文學,它的受眾面也是更廣泛。搞社會學的一般人不關心,專業的人才關心。

王小波與李銀河

學人:王小波體制外知識分子的身份以及他的叛逆與理想精神,可以說都是建立在對文革的反思與批判之上,但為什麼現在還有很多青年喜歡他呢?時代變遷,文化語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的青年讀者恐怕很難與王小波感同身受了。那麼,您認為現在的青年究竟是在哪個層面和角度接受王小波?這是否證明王小波的作品中有著某種穿越時空的恆久價值?

李銀河:確實,我看到有幾個大學生最常閱讀書籍排行榜,裡面都有王小波的書。這點兒挺奇怪的,時過境遷了大家為什麼還這麼喜歡他呢?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他寫的小說。小說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地,比如說寫某一個時期的鬥爭,它就沒有持久的價值。我覺得小波的小說寫的是人性,愛、愛情,這是超越時空的,不是寫時政或者當時的那個社會的。比如說他有一些小說是寫文革的,寫下鄉的,但是他的重點不是寫文革,不是寫下鄉,而是寫人性。所以我一直都不太贊成,把王小波的小說概括為知青文學或者寫文革的文學,不是這樣的。他寫的是人性,而人性是恆久的,大家恆久感興趣的。一個根本不想知道文革、不想知道下鄉生活的人,一個生活在網際網路時代、生活在現在的這些人也會感興趣,人性永遠不過時,它是永恆的主題。

另一方面,就是王小波的雜文所寫到的一些現象,到現在也沒過期。因為現實改變不大。比如說他寫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在花剌子模有一個帝王,如果信使給他帶來好消息,他就賞賜他;如果信使帶來壞消息,就把他餵老虎。這個東西現在還存在。他的雜文寫到的好多社會現象,咱們現在還沒有走出去。所以雖然是那個時候寫的文章,但現在有好多人還對他感興趣。

學人:王小波生前不被主流文學圈接受,但在他去世後卻形成了長久不衰的「王小波熱」,並被寫進當代文學史教科書。您如何看待王小波的「主流化」?這會否與他的叛逆特質不符?

李銀河:我覺得所有經典作家,都會有叛逆的性格,比如說喬伊斯寫《尤利西斯》,當時在美國被禁,進口書商都被打官司告上法庭,抓到監獄裡。很多文學家,比如戴維·勞倫斯的書,都被禁過。但是他們的書最後都成為了文學經典。他們的反抗精神本身就是他們的突破,突破了一些禁忌,探索人性。這樣的東西肯定要主流化的。如果能到真正的文學經典的級別,它就不是一般的暢銷書,不會暢銷一時之後再沒人讀了。所有真正要進入文學史的,就肯定要進入主流,這和作者自己當時的突破叛逆,是完全一致的,是一回事,正因為他突破了當時的一些禁忌,寫到了別人沒有寫的人性,他才能進入文學史。

學人:您曾提及王小波吸引你的是他的詩意,而對後來的愛人大俠的評價是很有責任感。詩意與負責任,似乎是兩種差別較大的特質,您對「愛」的理解是否包含著愛不同特質的內容?兩位愛人在您心中的定位是否也會因此不同?

李銀河:我從來沒說過大俠是一個特別有責任感的人,而是說他跟小波非常不一樣。這倆人,就比如說一個是貓,一個是狗;一個是醬油,一個是醋。王小波之後,確實是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如果王小波是一瓶醋的話,那如果大俠是半瓶子醋,那我肯定不能要這半瓶子醋。他要是一瓶醬油那就不一樣了。他們倆就是那麼不一樣,他們倆的愛好也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比如說小波愛文學呀,大俠現在愛的是音樂,他現在在學打鼓、學薩克斯。

李銀河與大俠

倆人的性格也很不一樣。小波不食人間煙火,大俠是世俗關係平蹚,特別能處理人際關係。你要是看我的書,你就能看到他怎麼擺平我們家保姆的。那些東西對王小波來說像一座大山似的那麼難,對大俠來說就是個小石頭——一腳就給你踢走。他們倆是很不同的人。但是他們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倆都愛上我了,都對我產生了激情之愛,兩個人都愛的死去活來的。所以我對愛的理解沒有什麼不同,對他們倆的愛就是愛,他就瞅準你了,然後一下愛上了。

當一個女人成為一個非常浪漫的激情之愛的導火索的時候,那是種很自豪、很幸運的感覺:「哎,他怎麼就愛上我了?我哪點特別值得他愛的?我也不知道。」因為愛這個東西有時候也是非理性的,它不是算計的結果,比如你有這個優點、有錢、特別有才能,所以我才來愛你,不是的。愛情非理性的成分特別重。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愛上了。作為一個引發了他們愛情的人,就覺得特別竊喜、刺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能愛上我,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一定也有一些好處,也有一些比較美好的地方,這種感覺還是挺不錯的。

學人:您非常推崇福柯與德菲爾之間數十年、毫不厭倦的激情之愛,這與薩特、波伏娃的情況似乎不同。多數人的婚姻可能難以避免愛情的親情化。在您與王小波的愛情之中,是否偶爾有過疲倦的時刻?您又如何看待親情化的婚姻?

李銀河:多數人的婚姻會親情化,這是一個大概率的,激情之愛在婚後就變得像親情了,多數情況都是這樣的。但我覺得在我和王小波的愛情之中,從來沒有過疲倦的時候,說我怎麼覺得不願意跟這人待一塊兒了,怎麼這麼煩呢?沒有。從來沒有煩過他,他也沒煩過我。

李銀河自傳:《活過,愛過,寫過》,新經典文化,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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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化婚姻,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尤其在戀愛的時候,激情之愛就像火一樣熊熊燃燒,倆人碰出火花;結婚後耳鬢廝磨、柴米油鹽來了以後,那就有點像親情了。不是老那麼激烈的了,激情變成柔情了,熊熊大火變涓涓細流了。這個變化我覺得其實並不壞,不能說激情是愛,柔情就不是愛了,柔情仍然是愛。我覺得從激情變柔情,這還是挺正常的,大概率的,而且也在我身上發生了。

學人:您非常強調「愛過」的重要性,認為愛情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這種說法是否會稍顯武斷、缺乏理據?愛情對個人的「必要性」體現在什麼方面?

李銀河:我覺得愛情就像一道美酒佳餚,就像別人都說特別美味的一個東西,然後你這一輩子都沒吃過,不是很遺憾嗎?不是說不可缺少,而是有點遺憾。我覺得愛情對於人生來說就是這樣的。不是說沒有愛情,這輩子就過不下去了,就完全沒意義了,不是的。比如說特蕾莎修女,她也不見得愛過,她把一生都獻給了窮人,救濟窮人。雷鋒也沒愛過,沒聽說他愛上過誰,他的一生不是也挺有意義的,做了好多好事兒。所以愛情這個東西,不是說不可缺少,缺少了你就犯錯誤了,你的人生不完整,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有一道好菜你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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