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一部《周易》的發生、發展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精神成長史。《周易》蘊藏了豐富的民族智慧，如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知幾識時與與時偕行、明於憂患與進德修業、立誠遷善與中正和合、屈伸通變與求同存異、生生不已與安節之亨等。這些智慧是我們為人處世的精神動力和力量源泉，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與踐行。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大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坤卦·大象傳》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代表陽，代表天，是萬物賴以滋生的基礎，《彖傳》給予《乾》卦最美好的頌揚：「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乾陽之氣是大自然的統帥，因為有了它，自然才有了生機，有了活力。而這個乾陽之氣的特性就是「剛健」：
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比擬之，故謂之象······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眾健之訓······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怠，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沒，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
這是孔穎達對《乾卦·彖傳》的解釋。《乾》為純陽之卦，剛健有力，不知疲憊。自然之天如此亢健，人就應該取象於天，取法於天，所以自強不息是這種取象與取法的結果。這是以「天德」為榜樣，以「天德」激勵「人德」。
同理，大地博廣寬厚，萬物莫不承載其中，具有「含弘光大」的美德，《坤卦·彖傳》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何以有「含弘光大」的美德？因為《坤》卦純陰，具有柔順的特質。《坤卦·文言傳》予以充分肯定：「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而孔穎達有這樣的闡釋：
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於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者，以其廣厚故能載物。
這段話的關鍵詞就是「和順」與「廣厚」。因為和順，所以能承順天；因為廣厚，所以能承載萬物。
中國古人特別重視對天地之道的仿效，《周易》觀物取象，設卦繫辭，正是擬諸天地以形容，為人類效法提供藍本。《周易》裡面本身就有這樣的表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彖傳》）
崇效天，卑法地。（《繫辭上傳》）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繫辭上傳》）
······
《乾》《坤》兩卦的這種精神，對後世中國人影響十分巨大。可以這樣說，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寫照，幾千年來，它滋養了無數的中國人，成為中華民族砥礪前行的不竭動力。時至今日，這一民族精神品質仍然是我們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知幾識時，與時偕行
《周易》特別重視對未來的洞察，重視對細微發展動向的了悟，這是立足世界、把握世界、應對世界的一種能力。《周易》稱之為「知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繫辭下傳》）
「知幾」是一種大智慧。晉人韓康伯這樣解釋：「幾者，去無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照，鑑於未形也。」
孔穎達說：「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為幾。若未動之前，又寂然頓無，兼亦不得稱幾也。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
可見，「幾」是事物發展的苗頭，是端倪，有眼光、有智慧、有洞察力的人才能由小見大、由近及遠、由表及裡，也即成為「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的「萬夫之望」。再有一點是「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這樣就能保持「識幾」的智慧，否則「利令智昏」，就斷然不可能有「識幾」的智慧。
《繫辭上傳》還有一段與上文相補充的文字：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這段文字共出現六次「知」。除「知周乎萬物」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中的「知」作名詞知識、智慧解釋外，其餘的「知」都作動詞知道、知曉、明了、掌握等解釋。何以能「知幽明之故」「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樂天知命」，就在於《周易》的智慧是「彌綸天地之道」，能夠體察入微，《周易》概言之為「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繫辭上傳》）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繫辭上傳》）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說卦傳》）
可見，在《周易》的作者看來，能稱為「神」的，主要在於「知物」與「知變」。「知物」是知識的廣博，「知變」是知識的靈活運用。這種「知物」與「知變」的功夫，不僅對個人、集體是重要的，對一個國家與民族而言，又何嘗不是非常重要的呢？所以《繫辭上傳》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周易》特別重視對「時」的認知與把握，文中直接出現「時」字多達58次，還有眾多雖未直接出現「時」字，但實際上是言時、論時的情況，其所言核心思想即是與時同行、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與時消息。比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卦·彖傳》）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卦·彖傳》）
這個「時」，有表示自然之「天時」，有表示人類社會的「人時」。因為在《周易》的作者看來，世界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人生活於其中，就必須順時而待、順時而行、順時而動、順時而為、順時而變、順時而興，《周易》稱之為「知時」「明時」「待時」「承時」「適時」「應時」等等，否則，逆時而行、逆時而動就是「違時」，必然遭致失敗。因此，有學者將《周易》的這種思想概括為「時的哲學」。
毋庸諱言，《周易》中有關「時的哲學」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蹇》卦，其卦形下艮表示止，上坎表示險，《蹇》卦乃困難、危險的象徵，對此《蹇卦·彖傳》這樣寫道：「《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見險而能止」，這就是「知時」。就是這個艮卦，其《彖傳》這樣闡釋：「《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這就是一種智慧，當停則停，當動則動，動靜都不失最好時機，那「其道」自然光明。
《豫卦》卦形為下坤上震，其《彖傳》這樣解釋：「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卦談的就是順時而動的問題。天地的運行都是順時而動，這樣日月的運行與四季的交替才不會有錯。聖人由此得到啟發，也順時而動，自然能夠做到賞罰公正，民心誠服。《豫》卦之義，就是順時而為之義，確實意義重大。
歷代名人對《周易》「時的哲學」的認識都相當到位，有關頌讚、穎悟、解讀、踐行等不勝枚舉。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這是孔子對「時」的感嘆；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這是孔子對「天時」的禮讚；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這是孟子對識時孔子的評價。
人類雖然已進入智能化的時代，但「知幾識時」與「與時偕行」的能力，不能僅依靠機器。對我們個人而言，這是成長與進步的「階梯」；對國家、民族來說，這是我們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砝碼」。
明於憂患，進德修業
《周易》本是一部佔筮的書，之所以要佔筮，乃是因為自然龐雜、人事難詳，如何趨利避害、化險為夷，就成為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因此，時刻保持一種憂患意識，就成為安身立命的重要原則。
即便是純陽之卦的《乾》卦，其《九三》爻辭也諄諄告誡：「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更不要說其他的卦了。《繫辭下傳》更是對這種憂患意識有形象的概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這段話的要義是世間萬事萬物隨時都在發生變化，要積極去適應這種變化。在這種適應當中，要保持一顆憂患的心。這樣即便沒有「師保」，也如親聆父母的教誨。
《禮記·文王士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保」就是教以知識與做人的人。可見，常有憂患意識，能使人保持頭腦清醒，從而得到庇護保佑，這也就是「如臨父母」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繫辭》作者也直接以憂患推測《易經》作者的創作背景：「《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穎達對此解釋道：「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這種憂患，概而言之為三：危、亡、亂。《繫辭下傳》有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安危、存亡、治亂是人們最為關心的三對矛盾，若能正確處理，就能「身安而國家可保」。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耽於逸樂，不懂、不會、不願隨時保持一顆居安思危的心，所以，《周易》反覆警示，一再強調憂患的意識：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卦豐·彖傳》）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
閒有家，悔亡。（《家人卦·初九》）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夬卦·九二》）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卦·大象傳》）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濟卦·大象傳》）
這些文辭反覆提醒的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對我們民族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翻檢中國歷史，這種憂患意識在志士仁人的著述中隨處可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告子章句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嶽陽樓記》）
現實生活確實是殘酷的。人們往往創業容易，守業卻難；共患容易，共榮難。《貞觀政要》記錄了唐太宗與諫臣之間的有趣對話：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唐太宗保持了一份難得的清醒，所以，與群臣勵精圖治，創造了備受讚譽的「貞觀之治」。這種視野和境界與我們民族自《周易》以降的民族憂患意識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有學者這樣評價我們民族的憂患意識：「具有深沉的歷史感，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它區別於印度佛教的悲願思想，也不同於西方美學的悲劇意識，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我們民族經受各種苦難而仍然得以發展的內在動力。」誠哉斯言！
《周易》特別看重進德修業，在經、傳中都有很多這方面的論述。如《乾卦》，從初九開始，都在講「德」的問題。《文言傳》將其概括為「四德」：「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具體到每一爻辭，《文言傳》都有相應的闡釋。
初九「潛龍勿用」，《文言傳》解釋為「龍德而隱者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傳》解釋為「龍德而正中者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文言傳》解釋為「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九四爻辭「或躍在淵，無咎」，《文言傳》解釋為「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傳》解釋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五者，德之最高者，《文言傳》將其概括為「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這「四合」對應前面的「四德」。
上九「亢龍有悔」，《文言傳》解釋為「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亢龍」無疑是「失德」之龍，《文言傳》進一步作了這樣的補充：「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在《周易》的作者看來，增進道德，修持功業，是君子安身、立命、成就事業的基礎與條件。《繫辭下傳》對諸多卦的「德」性有集中的闡釋：「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有學者這樣概括道：「《易傳》崇德尚義所表現出來的道德人本主義，充分彰顯了《周易》作為儒家經典的本質。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覺抵制宗教強制，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對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塑造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周易》作者看來，有憂患意識只是一個方面，如果僅限於此，而不能進一步「進德修業」，則仍停留在意識層面，而不能有切實的實踐。要有成功的實踐，「德與業」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立誠遷善，中正和合
《周易·文言傳》釋《乾卦》九二有云：「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存誠與善世，並進而德博而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一貫倡導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訴求。《周易·文言傳》進一步具化為一種「君德」：「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這四個「之」，就是一種「誠」的指向，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文言傳》所說「君德」的具化。
《周易·文言傳》還提出「修辭立其誠」這一重要的概念：「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解釋道：「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系》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系》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在王應麟看來，《周易·繫辭上傳》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養其誠」，《繫辭下傳》終於「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是「驗其誠不誠」，這是非常有道理的。孟子受此影響，提出「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所知之言即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有誠必有信。《周易》第六十一卦是《中孚》，就是講心中的誠信，「有孚」已成為《周易》所代指的誠信，共出現71次。諸如「有孚光亨」「有孚攣如」「有孚在道」「有孚比之」「有孚交加」等，成為隨處可見的話語。講誠實、講信用，是中國人非常推崇的品德。這種品德是人的美德：「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孔子甚至有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荀子也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周易》講吉兇禍福，講趨利避害。如何才能遠禍害，趨近吉祥？這當中就涉及到一個「善」的問題。《坤卦·文言傳》首先就把這種「善」與家國人生聯繫起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繫辭下傳》又進一步解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這裡強調「善」的積累。積小善就成大善，反過來，積小惡同樣也就成大惡。
單說積善比較抽象，換一句話說，就是從生活的點點滴滴做起，就容易理解，所以，《升卦·大象傳》強調「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這裡的「順德」，就是遵循美善的德行。從小處積累，就能到達高尚完美的境界。
《大有卦》的卦形是「天上有火」，即下乾上離，所以其《大象傳》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就是要遏制醜惡，弘揚美善。這樣才能順應上天美善的天命。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懲惡揚善、棄惡從善。
《益卦》為風雷卦，下震上巽，風雷總是相伴而生，相助而盛，所以，該卦《大象傳》解釋為：「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這是告訴人們，見到他人比自己良善就應像風一樣去追隨學習，見到自己的過失就如同雷一樣果斷地改正，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德行有所增益。
積善、行善、遷善、向善、從善，是中國人從未衰歇的道德追求，《周易》的弘傳，客觀上起到相當的催化作用。
要行善，還得秉持中正。《周易》具有明顯的尚中、尚正思想。六十四卦每個卦分上、下兩個經卦。兩個經卦的中間，即二、五爻，因為居於中位，所以在《周易》所有的爻辭中，這兩個爻位的爻辭得吉者明顯多於其他爻位。《周易》中有關「中」的詞很多，如中正、中道、中行、時中、行中、剛中、柔中等，正是這種尚中思想的反映。二、五爻位，從位置來說，二屬於偶數位，五屬於奇數位，如果偶數位是陰爻，奇數位是陽爻，也即六二、九五，則既得中，又得正，也即中正，這是最好的。當然，中正並非二、五爻的專屬，只要「中道而行」，即使在其他爻位，也能得「吉」無「咎」。如：
益之，用兇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卦·六三》）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泰卦·九二》）
中行，獨復。（《復卦·六四》）
「中行」是如此重要，以至孔子看到周廟中的一種「欹器」就由衷感嘆到它的「中正」之道。
在孔子看來，「持滿之道」是「挹而損之」，「損之之道」是「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這就是中正、中行之道，也是《周易》所強調的「太和」境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
這種「和」，不是簡單的相同：「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就是一種「和」的過程，也是一種「和」的結果。這種「和」不是簡單的「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
以上這段話的核心其實就是言「陰陽和而萬物生」「陰陽相生，異味相和」。清水加清水，永遠都不能烹調出美味，原因就在於簡單的「同」。孔子將這種「和」與「同」的差異上升為君子與小人的差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實際上就是一種「適度」與「適中」，一種中正和合的狀態。
荀子曾將這種中正和合作為修身養性的標準：「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荀子的這種「治氣養心之術」，就是《中庸》所說的「致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種和合的智慧，實際上也是一種謙虛的智慧，即所謂「和謙」。《謙卦》，其《彖傳》這樣評斷之：「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這段文字從天道、地道、人道和鬼神四個維度剖析「謙」的特質。孔穎達說：「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可以看出，「謙」的對立面就是「盈」或「滿」。「盈不可久」「滿招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規律。因此，保持一顆謙和、謙卑、謙善之心，做謙謙君子，「畏盈居謙，乃終有慶」。
幾千年來，立誠遷善與中正和合，已成為我們民族的精神品格，成為我們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獨特標識。今天，我們民族的這一優秀品格，依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屈伸通變，求同存異
《周易·繫辭下傳》有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徳也。」
《周易》作者確如他們自己所說，最擅長「仰觀俯察」，最擅長從宇宙自然到社會人生的聯想。這段文字通過日月的相推、寒暑的相推得出「往者屈也，來者信也」的結論。所謂「屈」，即彎曲、卑屈、屈折，引申為過往、隱藏、蟄伏。所謂「信」，即伸、展。「尺蠖」，以身體屈伸蠕動的毛蟲。尺蠖爬行，就是一屈一伸地走，所以「屈」是為了「伸」。
龍之潛、蛇之藏，看似蟄伏，其實是為了保全自身，因為「此時」天寒地凍，不利動作，只有冬眠，減少體能消耗，以圖來年大地解凍之後，重新行動。自然是人類最好的老師，大自然尚且有這樣的起伏、屈伸，那人就應該予以效法。人類的智慧是後人不斷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行累積而來的，作為後人，應該深入學習、消化、吸收前人留下的智慧，深刻把握其中的精髓奧秘，用以指導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並在實踐中不斷發揚光大。
依據「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原理，這裡的屈與伸，其實就是陰與陽，也是柔與剛、退與進、靜與動的關係。屈是為了伸，退是為了進，屈、伸之間其實是互為依存的關係，對此，金景芳先生曾有精闢的論述：
「精義入神」，便是人類的屈與靜的功夫，當然這是更高級的屈與靜。「精義入神」是說人的修養達到最高的境界。人在進行這樣修養的時候，可謂屈之至矣，然而它正是為了出而致用。唯其如此，然後始可以利其用而安其身，無論幹什麼事無不順利成功······外邊實事都解決得好，則胸中所得益深，自然可以增崇其德。「精義入神以至用」，是由靜而動，由屈而伸。「利用安身以崇德」是由動而靜，由伸而屈。人人皆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故孔子在這裡並言屈伸動靜，而更強調屈與靜的重要。
《周易》強調「變」，「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變是應對變革中的時局的最正確的選擇。革與鼎是《周易》之二卦，革故鼎新，強調的就是發展變化。世界在變，人事在變，對付「變」的智慧無疑就是「以變適變」「以變應變」。
生生不已，安節之亨
《周易》告訴我們，世界是循環往復，不斷發展演變的。一部《周易》，就是在講萬事萬物的生化、生養、生變的規律。邵雍曾說：「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生」是《周易》「彌綸天地之道」的自然結果。這裡的「生生」，實際上涵蓋了後面的「生長」「生收」「生藏」。換言之，「生生」，一是「生了又生」之義，另一方面，也是「生」與「生」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之義。地球上的生物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鏈條，他們相互作用，彼此依存。如果破壞其中的一個或幾個鏈條，其他的生物也會隨之遭殃。
如果將「生生」僅僅理解為「生了又生」，那似乎自然、宇宙是「無窮已」的，永遠生了又生，永遠延續下去。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周易》要告訴我們的是自然、宇宙的剛健有力，「生」是一種功能，而不是資源的「無窮已」。
從《周易》的作者撰寫《周易》開始到今天，世界確實永無停歇，自然始終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但這並不是說，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世界可以任由我們揮霍，自然可以任由我們糟踐。人與自然之間，並無優劣、尊卑、上下之分。人並不是世界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主人。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各種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
人的生存離不開自然，人的欲望又是不斷增長甚至膨脹的，而自然資源並不會因為人類的貪婪而變多，相反，人為的破壞、揮霍，已使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苦不堪言，不少生物鏈遭到破壞，地球生物滅絕的種類正在以超出我們想像的速度遞增。而我們人類也難以「獨善其身」，我們正在遭受各種汙染以及由於動植物基因變異、動植物生物鏈、生態鏈的破壞給我們帶來的種種戕害與痛苦。
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周易》的作者早已洞察到這種揮霍無度帶來的危害。在《節》卦中，強調節用有度，因為「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都有節制，表現在天地陰陽在輪迴，晝夜有交替，四季有分工，所以天地總體保持了良好的秩序，不可窮已。有鑑於天地的節制，我們人類也應該訂立節約的制度，不要做勞民傷財的事，《節卦·象傳》將其概括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如能這樣，就屬於「安節」，也即安於自我節制。「安節」必定帶來亨通亨達，享受「亨利」，故「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所謂「上道」，就是「天地之道」。人要仿效自然，向自然學習，才能永世有「安節之亨」。
「安節之亨」的智慧，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其實就是一種生態倫理，一種生態智慧，一種生態美學。在中國歷史上，受《周易》影響，富有這種生態意識的人是很多的。換言之，在古代中國，「安節」的思想貫穿了我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個古代中國，可以說都是節約型的。類似的思想與事例非常多，比如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就是一種對生態、生產與生活的「時」的尊重與明智的選擇。
其實，早在更老的《逸周書》就曾記載大禹的相關「禁令」：「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如此的「禁令」究竟能帶來什麼好處？《逸周書》接著有這樣的闡釋：「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原來，這樣做的好處是讓生態、萬物、人和天都不失其應有的「宜」「性」「事」「時」。若能以此為準來為人行事，就是一種「正德」。
由上述可以看到，「生生不已」是大自然的功能與稟賦，是客體，而「安節」是人的理性，是主體。作為客體的大自然要發揮其功能，維持其稟賦，需要作為主體的人有節制地生產、生活，這兩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尤其是作為主體的人，其良好的生態倫理與生態智慧，是決定大自然「生生不已」的關鍵。所以，安節之亨是我們人類面對極度膨脹的物慾的一劑良藥。所以，中華民族古老的「安節之亨」的生態倫理與生態智慧，是我們今天推動「生生不已」的生態文明之光永續綻放的一把金鑰匙。
◎本文摘自《社會科學研究》（作者潘殊閒），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