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的人，是挨捶最慘的一代，最好的青春，虛耗在無休止的運動中；待成年，才發現那十年竟挺了過來。在挨捶的年代找一個沒挨捶的人，亦或是挨了捶還能不斷走好運的人，和我一起品讀那樣的人生，在寒冷的冬日，百無聊賴之餘，也算一種消遣。
城裡人讀書的時候，王大爹在邊疆省份的邊遠村落，和四個弟弟一起長大，唯一的姐姐夭折走了。過了幾年，上山下鄉運動風風火火席捲全國，知青們放棄學業奔赴邊疆，王大爹在家種著洋芋，放著牛羊。貧農的階級成分，文革的狂風巨浪襲來之時，王大爹家衝擊甚小，他也沒有太多記憶，只是在文革末期，結婚生子。知青回城高考，歷經十餘年苦難，迎來新的人生；王大爹分家了。
分家是王大爹屬於自己人生的開始，也是他六十三年人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一次，父親給的一口黑黝黝的吊鍋，蓋新瓦房時分的四根松樹幹，算是全部家當。什麼運動、什麼文革、什麼高考，都沒那口吊鍋留下的印象深刻，沒有它就沒了一家人的夥食，肚子總比革命重要吧。天天搞鬥爭，也頂不了一頓飽飯。
我們那個年代，不能外出打工，不能開鋪面做生意，更不能販賣牲口，你要是敢做這些，罪名撲面而來，牢裡的飯可不好吃。農村合作社不存在了，集體解散了，我家兩口子加上大兒子，三個人分得有土地，一個兩畝多，三個有六畝多。不過稀奇的是，現在我的土地有二十畝左右。不是自留地多，是當時集體有塊地，集體解散了，沒人敢要，我想，都不要，那我要得了，犯錯就犯錯。要了那塊地，又和別人調了幾塊，慢慢的就多了起來，不過那些地，現在我都不種了，種地能有幾個錢。我的錢，是從草裡生出來的。
說來你不信，那時候這也不許幹，那也不許碰，我只有放馬。我家在藥山鎮法拉村老學校的一個村子，一百多戶人家，六百多口人，算是大村子。現在年輕人都外出打工，留在農村的，也就一百來口老弱病殘的。
我和外出打工的不同，和留下來的也不同，我是最悠閒的，日子是最好過的，每天泡杯茶和他們吹牛打牌，一年掙的也不比打工的少。我們在山腳，山坡上都是草，缺柴也就缺得厲害，沒有哪個地方會像我們村子那樣，沒有柴禾燒的，我是最早燒煤炭的，90塊一車的煤，這是加上運費的錢啊，一年都燒不完，可拿得出這90塊的，又有幾家。我的錢，是從草裡生出來的。
說沒挨過捶，那是假話。我有四個孩子，頭兩個是兒子，老三老四都是超生的。老三是個女的，生她的時候，繳了680塊的罰款，三十年前的680塊，頂那些個村幹部兩年的工資，可不是小錢啊。有個村叫木瓦，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都是兩個孩子，三個的都很少，他們計劃生育是抓得最嚴的。咱們村，和我年紀一樣的，七八個的都有，老百姓狠啊。老百姓狠了，他們就慫了，不過錢還是得出，不出錢就被拉去結紮，結紮的人，可不少啊，大男人拉去結紮，不是什麼好事。生這個老四，罰的款更多了，被人舉報，找親戚說了情，最後罰了1340塊，足足翻了一倍。那時候一千多，頂現在一萬多了吧。不過，我的錢，是從草裡生出來的。
我這個1340塊的小兒子，可不簡單。國家雖然罰了我的款，可我把他培養成一名教師，去廣西教書了，他二十六七才大學畢業。那時候不卡學籍，他讀到初一，學習趕不走，又回來讀小學，六年級老師不收，說這孩子太調皮，經常約兩三個同學去打人，其他孩子都怕他，再說讀了初中回來，當了老大，誰還惹得起啊；五年級人家也不收，老師怕教不好，誤了我兒子；還好四年級的老師，是他舅，他媽去說的情，他舅啊，孩子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我們不會幫他撐一次腰。就這樣他又從四年級開始讀，你說丟人不丟人，初中讀回來的學生，還考不贏原班生。好在是，讀著讀著，開竅了，一開了竅，就考了個二本。讀大學時，他二哥家修房子，三姐嫁到鎮雄也修房子，我供個大學生，他們兩家修房子我還一家拿一萬。我的錢啊，是草裡生出來的。
你還別不信，我前兩年買了頭母牛，買回來兩月就配了種，一年就生小崽子；這就叫命，有的人命不好，做什麼，什麼不順，我是命好那一類，我的錢，就是命好從草裡生出來的。我放了四十幾年的馬，我家山頂那片，有很大一塊草皮，馬放到那裡，就打野了，一兩月上去餵一次鹽。這幾十年，被偷的馬，也有幾十匹。我現在有三十幾匹馬在打野，每年產個十來匹小馬，過上兩年，小馬長成大馬，又可以生小馬，馬子馬孫無窮盡矣。我每年賣上十匹，是不是也有四五萬啦，那馬可還在生馬啊，每年我就是花幾袋鹽巴錢。你說我這個錢，就是養了個得癆病的老婆子幾十年，它照樣花不完。我的錢啊，是從草裡生出來的。
許庚2019.11.10記於老家
許庚2021年1月9日修改於昆明北市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