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是張載誕辰一千年。「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僅代表了張載博大的胸襟氣概和高遠的思想境界,也是張載創立的關學學派的精髓所在。重新審視張載關學的思想價值和時代意義,從張載「四為」獲取使命意識和精神境界的深切感悟,正是關學學人的人文情懷給予我們的極好啟迪。
張載生活在北宋中葉,有著強烈的經世情懷和治世抱負。他認為,要實現「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必須加強社會重建,對社會秩序進行有效的整頓。張載社會重建思想的特點是重視復活、提升社會自組織能力,發揮其在國家長治久安中的積極作用。
整合社會力量的基本理念
中國有重視社會建設的悠久傳統。早在夏商以前,古人就已經逐漸摸索出禮樂這一融合族群的有效途徑。夏商時期,中國文明進一步向禮制方向發展。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作樂」,禮制的內涵更加豐富和系統。逐漸完備的禮制,不僅確立了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典章制度,而且形成了完備的社會規範和價值原則,指導和調節著人們的社會活動,有效地實現了社會關係的整合。家族為基本單元的社會力量成為國家統治的基石是禮制最重要的特質。
張載指出,北宋社會組織的主要危機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經學理窟·宗法》)。張載的這種認識是有歷史根據的。秦漢以來,君主專制和郡縣制的確立及推行,以宗法關係為基礎的分封制、世卿世祿制和井田制式微,族權和政權合二為一的「家國同構」格局有所鬆動,國家政權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張力開始增大。唐宋之際,世家大族進一步走向衰落,如何有效地組織、凝聚和整合日趨分散的社會民眾和社會力量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社會力量的有效整合成為「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方面之一。
張載將社會力量衰弱的原因歸結為「三代道失而民散」(《文集佚存·策問》)。在張載看來,社會力量渙散、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原因在於先王先聖之「成法」遭到了破壞。若要加強社會的重建,必須效法「三代」。他指出,「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眾君子強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文集佚存·策問》)。張載提出,官府應當推行「族閭鄰裡之法」,使民眾力量得到有效組織,從而激發社會自組織能力,實現「使之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的社會建設目標。張載強調,「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文集佚存·邊議》),「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經學理窟·氣質》)。張載認為,在社會建設過程中,社會力量要遵循先王先聖之道,契合國家統治原則,官府亦應給予社會力量一定的自主權利,「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文集佚存·邊議》)。
從理論走向實踐
張載指出,欲加強社會重建,先要保障民生,辦法是恢復井田,將天下的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經學理窟·周禮》)。張載指出,溫飽是穩定人心、構建家庭倫理、穩固社會力量、實現社會教化和維護社會秩序必需的經濟基礎,「家不富,志不寧」(《橫渠易說·上經》)。他認為,《易》「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橫渠易說·上經》)。這一思想延續了儒家先富而後教的基本理路,與北宋的社會現實直接相關。北宋「不抑兼併」,造成「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局面,農民日漸喪失基本的生活保障。張載提出了恢復井田這一較為靈活變通的過渡性方案,認為「茲法之行,悅之者眾」,可以為農民夯實安居樂業的經濟基礎,能夠激發民眾參與構建良好社會秩序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這也就是張載強調的「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宗法是有效的社會組織形式。張載指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經學理窟·宗法》),只有讓自然血緣關係條理明晰,社會才有堅實的親和力。但北宋時,宗法制度已遭到破壞,朝廷無「世臣」,社會無「世族」,形成不了有效的社會力量「保國家」,影響國家長治久安。張載強調,「宗法若立」「各知來處」,天下官民「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經學理窟·宗法》)為適應社會形勢變化,張載還對宗法制度做了大膽的革新,目的是復活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自組織能力,喚醒官民的「忠義」自覺,鞏固國家統治。
張載強調,推進社會重建必須「敦本善俗」「以禮為教」。社會自組織能力的發揮,必須有具備良好道德素質的社會個體,這就需要從社會風氣的根本入手,「本立而道生」。而「敦本善俗」的根本途徑就是「以禮為教」。「進人之速無如禮」(《經學理窟·禮樂》),「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禮」可以培養人的內在德性,使人們「守禮」而「不畔(叛)道」,確立對社會秩序和社會價值的自覺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張載認為社會建設中知識分子應擔當起更大的責任,「君子以振民育德」(《橫渠易說·上經》),「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橫渠易說·下經》),強調「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經學理窟·義理》)。
張載曾經將他的社會重建思想付諸實踐。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記述了張載任雲巖(今陝西宜川)縣令時的所作所為,「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裡閭」。張載還針對邊境之地「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文集佚存·邊議》)的情況,為邊境之地的民眾提出加強自治組織建設以保衛家園的系列方案。在京任職時,張載力排眾議,建議朝廷根據「古禮」規範日漸滋弊的「冠婚喪祭之禮」。在隱居橫渠(今陝西眉縣)時,他更是親率弟子致力於社會建設事業,在關中推行「以禮為教」,「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裡,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張載在關中的社會建設事業取得了積極效果,「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二程(程顥和程頤)對此評價道,「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
影響後世鄉約發展
張載注重社會重建的思想得到弟子們的繼承和發展,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呂大鈞及其兄弟。呂氏兄弟率領鄉人創作鄉約鄉規並付諸實踐,致力於社會自治組織建設。他們的《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成文的較為完整的鄉規民規,目的是教化鄉黨鄰裡,使鄉民敦厚為善、遵循儒家仁義禮儀,從而形成一個自覺自愿、知禮習義、周濟合作、互相協商、具有良好秩序和較強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基層社會自治組織。《呂氏鄉約》共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部分。「德業相勸」是《呂氏鄉約》的總綱,要求鄉黨鄰裡在修身、立業、齊家、交遊等方面從善而行,相互勉勵,相互監督,實際上就是《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社會基層的具體落實措施。「過失相規」規定了包括「犯義」「犯約」「不修」三個方面的過失及其懲戒辦法。「禮俗相交」規定了各種社會往來的禮節、禮儀。「患難相恤」規定了鄉黨鄰裡在遇到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和貧乏等患難情況時應相互扶持周濟的義務。
《呂氏鄉約》是對張載社會重建思想的進一步貫徹和實踐,也是儒家禮治思想在社會建設方面的具體落實。張載曾感嘆說:「秦俗之化,和叔(即呂大鈞)有力。」(《關學編》卷1《和叔呂先生》)不僅如此,《呂氏鄉約》還成為後世加強社會建設的重要藍本,得到歷代儒家學者乃至統治者的重視、效法和推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十分推崇《呂氏鄉約》,並對其「稍增損之,以通於今」。經朱熹的提倡,《呂氏鄉約》更加受到後世的重視。明初學人解縉向朝廷建議將《呂氏鄉約》頒行天下,明成祖以國家詔令方式將《呂氏鄉約》推行於全國。清朝也在全國大力提倡和推廣鄉約,頒布的有關鄉約的諭旨比以前的朝代更多。儘管明清以來的鄉約逐漸滲入官治因素,但越來越在全國得到普遍推廣的鄉約成為推動中國古代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西北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編輯:秦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