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9日，非裔美國人弗雷迪·格雷在被巴爾的摩市警察局羈押一周後死亡，此後一直到5月初，巴爾的摩陷入騷亂。彼時，我正在馬裡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訪學，得以近距離見證了城市騷亂的發生。雖然學校和我的臨時住處遠離騷亂爆發的市中心，但騷亂依然波及附近社區。從抗議、騷亂，到掠奪、縱火，那段時間，我們每天都在關注事態的進展，並且談論著各種傳聞。五年後，美國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由於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致死，又一次引發全美示威、抗議甚至騷亂，對此，我毫不吃驚。這五年裡美國不同城市零星發生的種族衝突事件，以及我在卷帙中讀到的四百多年來北美城市騷亂的歷史，早已使我對「城市騷亂」見怪不怪，甚至認為，騷亂不過是美國城市的常態。
2015年巴爾的摩的街頭抗議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愛德華·溫斯洛·馬丁就編撰過一本有關美國各城市騷亂史的書：《大騷亂的歷史》（Edward Winslow Martin,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iots, 1877）。該書介紹了1877年的「騷亂之夏」，這些騷亂或罷工發生在巴爾的摩、費城、芝加哥、聖路易斯、舊金山、紐約、匹茨堡等城市。J. T. 黑德利則記錄1712年至1873年間紐約市發生的騷亂：《紐約市1712-1873年間大騷亂》（J. T. Headley,The Great Riots of New York, 1712 to 187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Co., 1873）。該書詳述了北美殖民地時代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間發生在紐約市的11次騷亂，既有種族衝突，又有殖民反抗，還有社會動亂、食品騷亂等。十九世紀末是美國快速城市化發展階段，城市社會問題突出；因為種族主義、民族問題、貧富差距、勞資矛盾等，美國歷史上城市騷亂在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美國城市為什麼總是發生騷亂？這個問題在美國學者喬安妮·雷塔諾（Joanne Reitano）所著的《躁動不安的城市：殖民地時代至今紐約簡史》（The Restless City: A Short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18）中以個案形式得到回答。紐約超越費城、擺脫芝加哥的競爭，成為美國第一大城市，進而成為全球大都市。在其光鮮亮麗的背後卻有鮮為人知的辛酸、醜陋、衝突，而這些背面又與紐約榮耀的正面一起被記錄、流傳。《躁動不安的城市》以北美印第安人的歷史為起始，涵蓋從1609年到2015年的時間跨度，突出每個時代的主要發展動向。每章均以大事記和序言開篇，內容著重關注能夠突顯城市變革的人物、事件和運動。全書一共九章，每一章的標題都反映了紐約在該時期的典型特徵。正因為如此，中譯本將書名譯為《九面之城：紐約的衝突與野心》（以下簡稱《九面之城》，所引頁碼為該書頁碼）而且，每一章都包含具有爭議性的話題：政府和警察的角度、經濟發展的影響、平等的內涵、改革的範圍和社群的意義等。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亦仍無定論，那些歷史上的不和諧音符依舊迴響在當今紐約乃至全美的上空。從通史意義上來說，本書所涉內容並不全面，但如作者所言，「只為探討紐約市的特殊性格，探訪這個具有獨特活動，兼具多樣性、創造力、韌性和全國影響力的大都市」。讀罷此書，書中的文字快速地在我腦中合成為一個個歷史圖景，每一個歷史圖景都離不開兩個字：騷亂。而這些歷史圖景及其蘊含的張力以多個面向的方式回答了「為什麼美國城市總是發生騷亂？」這一問題。「不滿之都」紐約提供了答案。
《九面之城：紐約衝突與野心》第一是種族或族裔因素。雷塔諾貫穿在此書中的一個核心思想是：衝突是紐約永恆的主題。因為紐約從殖民地時代起就是多族裔在合作、競爭或衝突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紐約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作為殖民據點建立之初，騷亂主要是在殖民主義話語下，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衝突。例如，在1655年，一個荷蘭人射殺了一個在他圍欄果園裡偷摘桃子的印第安女人，引發了長達三天的暴力衝突，被稱為「桃樹之戰」，是歐洲移民的殖民要求與本土印第安人自保要求之間的衝突。當印第安人不構成對白人的主要威脅後，黑人成為種族騷亂的主角。作為北方自由城市，紐約卻存在奴隸制度。紐約的奴隸制度催生出無數的種族和現實困境，建國前發生過兩起典型的騷亂事件。1712年奴隸叛亂和1741年對奴隸蓄謀叛亂的血腥鎮壓。這些事件暴露出紐約的種種缺陷：一個嚮往自由的殖民地卻追求非自由政策，一個利潤至上的群體卻被經濟迫害而產生的問題所困擾。還在殖民地時代，奴隸制度就揭示了美國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局限。（第25頁）到十九世紀中葉，北方的種族偏見被一些反戰派利用，他們警告，如果廢除奴隸制度，大批被解放的黑人將北上衝擊白人勞動力市場。部分僱主曾僱用黑人來破壞白人的罷工。1862年，紐約、布魯克林、布法羅、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出現白人勞工針對黑人的騷亂和襲擊。1863年4月，愛爾蘭碼頭工人在紐約連續三天發動針對黑人的襲擊。進入二十世紀，1900年8月的一個夜晚，一名黑人女性在第41街和第八大道交界處等待男友亞瑟·哈裡斯時被便衣警察懷疑為妓女。趕來的哈裡斯與警察發生衝突，並刺死該警察。之後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衝突，於是大規模的騷亂爆發。一萬多名白人暴民在西區第20街到第30街之間襲擊黑人。主流報紙抨擊警察的暴行，說：「在這個城市中，有色人種多年來一直被警察粗暴、不公正地對待。」（第210頁）1919年則經歷「血腥之夏」，從德克薩斯州到內布拉斯加州的26個城市爆發了種族衝突。馬庫斯·賈維認為，黑人在美國永遠不可能被平等對待。但是，雷塔諾提醒讀者：在哈萊姆和布魯克林，本土出生的黑人與從加勒比和美國南部搬來的黑人之間也存在著衝突。種族騷亂揭示出的問題就是瑞典學者岡納·米達爾所指出的，「美國困境」的核心問題仍然揮之不去，即在一些人奉行「自由、公平和……機遇」的同時，卻剝奪了另一些人的相同權利。
第二是自由主義的傳統。雖然衝突是永恆的主題，但雷塔諾顯然在書中也貫穿著另一條甚至比種族衝突本身更重要的線索，即自由理論和自由主義傳統。她認為，衝突推動了自由理念和制度的誕生。衝突是富有建設性的、積極的，對施託伊弗桑特專制統治的反抗、萊斯勒反叛、曾格案、國王學院爭議，所有這些事件都使自由主義日趨合法化。這些非暴力衝突塑造了紐約的特殊個性，這一特性已經成為多元化、寬容、世俗主義和民主自治的標誌和典範。紐約是「自由之子」組織的誕生地，1765年《印花稅法案》導致的騷亂是一次維護自由原則的衝突。此舉動搖了英國的統治，使地方自治癒趨合法化。在取得勝利後，紐約人豎起了「自由之柱」，傳達出的積極向上的意義使城市社群更加團結。作者認為，紐約越是珍視自由，就越能在面對國內外敵人侵害時發起反抗。奴隸制、萊斯勒反叛、印花稅危機、麥克杜格爾事件，以及革命後的騷亂，都反映了紐約作為衝突中心的事實。（第49頁）自由的傳統在20世紀中葉後仍然是紐約特性之一。紐約是當時全國唯一一個在議會中擁有共產黨議員的城市，即班傑明·戴維斯。1945年，戴維斯再次當選市議員，他的支持者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甚至還包括坦慕尼協會成員。人們有理由相信，紐約正在成為「美國最自由的城市」。1964年以後，「白人反擊」改變了美國的政治語境，紐約自由派擔心自由主義消失，這也是他們支持約翰·林賽當選市長的重要原因。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言論自由運動為代表，學生的激進抗議運動與自由主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故而學術界以外的人更多地將自由主義等同於激進主義。白人族群針對民權運動，以及運動帶來的對峙和變革發起反抗。很多白人並不接受全國都應為少數族裔的困境負責的觀點，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少數族裔是自作自受，同時擔心幫助別人就意味著損害自己的利益。
關於這一點，人們容易想到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關於自由權利的規定。果不其然，雷塔諾在該書第八章明確地闡明了這一點。她說：紐約社會契約的核心組成部分就是它對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一以貫之的支持，這鑄就了紐約對差異和異議的寬容傳統。久而久之，這種罕見的城市精神孕育出範妮·萊特、亨利·喬治、愛瑪·戈德曼和馬庫斯·賈維等拒絕墨守成規的人。（第364頁）
城市騷亂發生的第三個因素是階級衝突。在施託伊弗桑特時代，他推出了很多廣受支持、為大眾謀福利的措施，如制定消防法，以及建立學校、郵局、監獄和救濟院。他還組建了一支由九人組成的夜間安全巡邏隊。但他推出的一些旨在加強社會控制的措施卻不得人心，比如要求居民必須去教堂做禮拜，周日的工作和娛樂活動都要受到限制，鬥毆、同居、同性戀者均將被施以嚴酷體罰，他還要求所有酒館和旅店在晚上實行宵禁。這些措施引起廣泛不滿。他還試圖對經濟進行更多管制，如設立工資、釀酒、烤麵包、屠宰標準。他還禁止豬和羊在街道上遊蕩，無視這些牲畜對家庭維持生計的重要性。對底層移民社群來說，個體主動性、自由經營和商業機會是基本信條，而過於嚴苛的管制則粉碎了這一社群基礎。雷塔諾還分析了1796年凱特爾塔斯騷亂，認為階級衝突是這次騷亂的最主要特點。到十九世紀初，城市管理者採取措施規範城市發展依然會引發騷亂。比如紐約市政府捕殺在街道上遊蕩的豬，就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引發多次騷亂。參加騷亂者包括屠夫、手工匠、女性、黑人、愛爾蘭移民，是華盛頓·歐文筆下「像豬一樣的」大多數人。對於城市管理者而言，街上遊蕩的豬有礙觀瞻。但對於紐約的窮人來說，豬卻是家庭食物和收入的來源。無產者試圖繼續堅持公共街道和公共土地為大眾使用的傳統；有產階級卻拒絕接受共有產權這一古老的概念，他們堅持擁有私有產權。紐約市階級之間的緊張局勢愈演愈烈，在1834年達到巔峰，這一年被稱為「騷亂之年」。這一時期，美國多個城市都爆發了騷亂。主要反映大眾民主的歷史特徵，凸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衝突。
1849年阿斯特廣場騷亂也典型地體現了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之間的衝突。騷亂是由兩個代表不同階層品味的演員引起的。英國演員威廉·麥克雷迪的舞台風格是貴族風範，代表精英階層的品味；美國演員埃德溫·福裡斯特則受到下層觀眾喜愛。5月7日，一群「衣著花哨、滿腔熱血的中產階級青年」在麥克雷迪表演的阿斯特廣場劇院鬧事，他們痛恨麥克雷迪刻畫出來的精英人物，帶領人群開始向舞臺投擲臭雞蛋和馬鈴薯。紐約上層階級被激怒，派出警察保護麥克雷迪。結果釀成騷亂，造成士兵向人群開火。當時有一派觀點強烈地認為，亟須通過壓制騷亂、維護法律和保護私有財產來拯救民主制。從這個角度來看，紐約的問題在於政府控制不足。一位牧師認為，舉全州之力來鎮壓「廢奴運動騷亂以來最令人髮指的騷亂」是正當合法的。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人民應享有抗議的權利而無須擔心生命安全，民事和軍事領域應當被明確劃分，生命權也應凌駕於財產權之上。從這個觀點來看，阿斯特廣場騷亂又可以說是政府管制過度的例證。（第113-114頁）這場騷亂看起來是關於兩個演員之間的爭吵，但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關於權勢、地位、種族等複雜社會問題的戲劇化表現，是紐約不同階層之間「最直接、最激烈的衝突。」
政治紛爭也是城市騷亂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57年6-11月間的三場騷亂是當時紐約社會、政治和經濟緊張情緒自然發展的結果。騷亂不僅包含了城市的內部鬥爭，也包括了紐約市與紐約州，以及與美國聯邦政府之間的角力。當時，地方自治問題相當急迫，而被政治和經濟利益複雜化的種族關係緊張則是雪上加霜。騷亂蔓延到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此外，騷亂還反映出紐約在國家體系中的困境：紐約市只是紐約州的一部分，而不是擁有自治權的城市。紐約發展得越快，它與紐約州的衝突就越激烈。（第118頁）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性騷亂事件是1863年《徵兵法案》引發的騷亂。它「準確地描繪出當時正處於內戰煎熬之中的美國，以及被階級、種族、族裔政治和經濟衝突所撕裂的城市的痛苦。」（第127頁）騷亂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徵兵法案》是國會共和黨提出的，正如州共和黨一樣，這種做法似乎侵犯了紐約的城市自治。在整個騷亂中，紐約缺乏領導控制力的問題暴露無遺。親共和黨報紙抨擊民主黨州長霍雷肖·西摩公開宣稱徵兵非法，從而攛掇暴力活動。共和黨還批評西摩在紐約衝突正酣時在新澤西無所事事。當時的紐約市市長、共和黨人喬治·奧普戴克在騷亂爆發前兩天則袖手旁觀。當然，《徵兵法案》騷亂也不僅僅有政治騷亂的線索，也有階級衝突、種族紛爭的因素。
1871年的奧蘭治衝突是針對十九世紀末紐約市政腐敗的。衝突雙方是愛爾蘭新教徒對愛爾蘭天主教徒，是本土人對移民，是中上層階級對勞工階級。這一衝突開始動搖特威德帝國的統治。《紐約時報》稱這起衝突為「坦慕尼騷亂」，目的是篡奪紐約的城市權力。
事實上，所有的騷亂都或多或少與經濟狀況有關，但有些城市騷亂則確乎主要是經濟原因造成的。比如，1902年，由於按猶太教規屠宰處理的肉類價格持續上漲，正統猶太教婦女們在紐約下東區發起一場長達三周的抗議活動，上城區、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隨後也爆發了類似示威。雷塔諾指出，接下來的十年裡，各類衝突不斷襲擾紐約。1917年2月，食品短缺和高物價帶來又一波騷亂潮。食品危機從紐約擴散到其他州，成為全國性話題。1902年和1917年爆發的食品危機反映進步主義運動的基本面貌，同時展示出這場運動的優勢與不足。一方面，改革的影響具有明顯局限性。反託拉斯法案固然不錯，卻沒能成功分拆大部分託拉斯，也未能解決普通民眾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另一方面，大眾熱情推動了公民對進步主義運動的參與，同時也將這種革新精神擴散到中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階層，移民和女性也開始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這些人超越了傳統的社會角色，開始突破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男性與女性、本土與移民之間的界限。（第219頁）
另一個更典型的經濟騷亂發生在1975年4月。當時，紐約所有銀行都拒絕再購買市政府發行的債券，市政府瀕臨破產。直到1977年，隨著一場大範圍的停電，城市騷亂爆發。與此前的騷亂不同，七十年代的城市騷亂並非圍繞種族議題展開的，而是那些「已經一無所有」的普通人發動的。當時的失業率高達30%，這一數字在少數族裔男性青年中更是高達60%。這次大停電還因為發生在炎熱7月的一個晚上九點半，幾乎在停電的同時，騷亂就發生了。紐約歷史上第一次，五大區所有貧民窟同時發生騷亂。城市騷亂的一般形式再一次重現：趁亂打劫、縱火，商店被洗劫，然後被付之一炬。其中既包括白人的店鋪，也包括黑人的店鋪。人們明目張胆地搶劫衣物、食品、家用電器、家具，甚至汽車。從1902年的食品騷亂到這次的大停電騷亂，人們不得不正視《紐約時報》的呼籲：是時候直面種族和貧困等長期問題了。全國城市聯盟執行主席弗家·E. 喬丹更是敦促人們，不要將騷亂僅僅視為紐約的悲劇，這不是一件技術性問題，而應該看到其背後的社會衝突。
1977年紐約大停電期間，人們從百老匯商店搶東西第六個因素是文化價值觀念。十九世紀中葉，紐約的文化活力對其快速的經濟增長有補充作用，但是，越來越多的移民、城區之間的緊張局勢和戰爭令其文化活力日益複雜化，其結果就是階級、種族、族裔、教育、勞動力和自治相關的新一輪衝突。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紐約一半被捕的嫌犯是愛爾蘭天主教徒，70%的受救濟人群來自愛爾蘭。為了應對本地街頭黑幫的欺壓，愛爾蘭人組織自己的幫派進行反擊，黑幫開始盛行，又加之酗酒文化盛行，共同塑造了十九世紀中葉紐約強大、無法無天、暴躁的城市形象。（第105頁）文化緊張感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繼續發酵，新教教徒決意使愛爾蘭天主教徒改變信仰，他們在向窮人發放麵包的同時，也發放聖經，在給他們提供救濟的同時，也發出宗教性警告。結果就是1853年的三場騷亂。紐約當時的反天主教、反移民的本土主義情緒非常複雜。它利用了由顯著的人口成分變化帶來的族群焦慮感，輔之以種族和宗教差異帶來的分歧。人口和文化因素進一步複雜化，起因是工作競爭，背景則是頻發的經濟衰退導致的經濟不穩定。在這個過程中，本土主義通過將天主教移民妖魔化，以及歌頌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取得強大的心理優勢。（第107頁）二十世紀初，紐約市的波希米亞反叛震驚美國，格林威治村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聚集使得社會控制讓步於年輕文化、避孕、自由言論和創新精神。《大眾》（The Masses）雜誌代表了波希米亞反叛的全部精神。馬爾科姆·考利指出，這是美國首個挑戰中產階級價值觀的文化運動，將「波希米亞與資產階級對立，將貧窮與發達對立」（第203頁）。該雜誌將進步主義運動在文化層面推向了極致，同時也拓展了美國關於言論自由的討論維度。《大眾》與波希米亞反叛、攝影獨立運動和垃圾箱畫派一起，確立了紐約作為美國文化革新源頭的地位。紐約在歷史上是多元和寬容的避風港，也因此是新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合理誕生地。在進步主義時代，紐約激勵了美國人去重新審視一些最根本的文化和社會定式。
雷塔諾揭示的第七個因素是深層次的種族主義，這裡與前文所述種族或族裔因素有區別。開始所談的2015年巴爾的摩騷亂和2020年的明尼阿波利斯騷亂，黑人城市騷亂的方式都相差無幾，襲擊警察、砸商店、搶商品、縱火等。這種特徵的產生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城市騷亂有關。菲奧雷洛·拉瓜迪亞作為紐約市市長時，進行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革。但是，在其任內的1935年和1943年，紐約爆發了兩起大規模城市騷亂。與傳統的白人針對黑人的種族衝突不同，這兩起騷亂都發生在黑人社區內部，並著重表達了對白人社會的憤怒。黑人遭受的長期歧視、以及黑人的抗議傳統，是滋生騷亂的主要原因。因此，雖然拉瓜迪亞在1935年騷亂發生後，比他所有前任都採取了更多的種族平等措施，但仍然沒有阻止第二起騷亂的發生。就如阿蘭·洛克評論的那樣，騷亂的導火索並非單個事件，而是「長久以來的心理狀態」。霍華德大學社會學家富蘭克林·弗雷澤領導的哈萊姆情況委員會認定，針對警察的憎惡長期積聚，以至於任何「火花」都能輕易被「引爆」。（第267頁）委員會警告，在哈萊姆地區日益增加的警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相反，委員會建議解決哈萊姆「最根本問題」才是正道，包括保障黑人工作機會，提高工資水平。委員會還呼籲市政府對房租進行控制，為黑人提供與白人同等條件的學校設施。委員會敦促哈萊姆醫院員工應實現完全種族融合，並新建一所醫院。委員會還警告警察部門不應再對警員暴行持包庇態度，並建立一個公民委員會負責處理關於警察行為的投訴案件，一旦發現警察確定存在觸犯法律的行為，將嚴懲不貸。（第268頁）
這兩場種族騷亂標誌著美國進入一個新時期，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城市騷亂埋下伏筆。與早期黑人主要處於防禦態勢的衝突不同，哈萊姆居民採取了攻勢，針對社區內的種族歧視現象發動攻擊，尤其是白人警察和白人商鋪。這兩場衝突也被稱為「商品騷亂」，因為騷亂者主要針對財物進行破壞，而非以前種族騷亂中以攻擊人為目的。這種新趨勢反映出一種充滿戲劇性的新動向。騷亂改變了美國關於種族問題的看法，也顯示出應對種族議題的緊迫性。
除了以上七個主要因素外，雷塔諾在《九面之城》中也談到了女性主義和空間爭奪。首先，她揭示女性地位自殖民早期以來是下降的。在殖民地初創時期，由於勞動力短缺，女性可以成為工匠、店主和商人。相反，獨立戰爭後的法律卻限制了女性的選擇。1793年爆發的妓院騷亂詮釋了當時女性面臨的困境。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一波針對妓院的騷亂，醉酒的男人衝進妓院，砸毀家具，毆打並揚言要強暴妓女。其次，從1916年《分區法案》到「羅伯特·摩西帝國」，到太陽城，公共住房問題，甚至公園、海灘等公共空間，紐約城市騷亂中的空間衝突始終與其他因素相伴隨。比如，1986年12月皇后區的霍華德海灘騷亂；1988年8月的湯普金斯廣場騷亂；或者僅僅像1989年8月，一個16歲黑人男孩在布魯克林的意大裔社區被殺害。以及更典型的是1991年8月，黑人和猶太人在布魯克林的種族衝突。犯罪、住房和猶太人在公共場所的宗教活動，以及針對社區委員會的控制都是騷亂的焦點。雖然導火索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偶發事件，但其背後折射出來的城市空間不足、空間控制權的爭奪。
二戰結束後，紐約被捲入冷戰對抗。五十年代，針對城市發展規劃，紐約各個族群間的緊張情緒日益升溫，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六七十年代，圍繞政治、種族、教育、同性戀權利、住房和戰爭的衝突達到頂峰。可見，城市騷亂的成因日益複雜化。紐約所有的痛苦都暴露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數對矛盾：本土居民和移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鄉村和城市、共和黨和民主黨、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窮人、工人和僱主、警察和市民之間的分裂，這些矛盾和困境凸顯出國家發展的潮流，也預示了這個國家未來將要面對的挑戰。
進入二十一世紀，紐約在很多方面都變得不同。「9·11」「佔領華爾街運動」「拉美化」「自然災害」「新冠疫情」等都對紐約的城市秩序、安全、身份認同進行了重新定義。許許多多的問題令人懷疑紐約在二十一世紀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提供機遇。因為它似乎越來越成為一個兩極分化的城市：貧富分化，市中心與郊區分化，不同族裔分化。社區的中產化、警民關係、教育改革、城市與聯邦的關係都有待解決。人類的歷史和紐約的歷史一樣，是正面與負面、進步與反動、成功與失敗、希望與失望的迷人結合體。儘管未來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但雷塔諾直到著作的最後仍然很堅定地認為：紐約的躁動不安將是紐約最寶貴的財富。而紐約歷史上發生的城市騷亂是美國城市騷亂的縮影，其發生騷亂的種種原因具有典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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