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從方法論意義上反思了「內陸邊疆城市」概念背後的歐洲中心觀與單線進化論，認為「內陸邊疆城市」長期代表著落後、邊緣的意義，而在強調人地關係的「區域與空間」研究的視野中，可以將其還原為「遊牧」或「綠洲」空間形態，以超越定居者視野中靜態的城市空間分析架構。同時，基於綠洲「聚落」的複合空間形態來嘗試重新認識「綠洲城市」，指出連接農耕與遊牧兩大體系的綠洲城市在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中的粘合作用。
一、從人地關係視野還原「邊疆」的區域性「邊疆」與「邊境」「邊界」與主權、邊界、邊防的意義相連接，主權、邊界等概念是現代國家合法性來源的基礎，在語義上具有較大的重合性，其重要性是不可動搖的，邊疆是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魯西奇教授指出，邊疆不僅體現了「中國化進程」的結果，而且也體現了國家政權主導邊疆中國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需要關注「邊疆」的區域屬性——集中體現在人地關係。這就提出了一個被忽視的「日常生活」的經驗：地域和空間是歷史經驗的基本概念。中國從「天下」轉入「民族國家」，十九世紀的史學家的歷史書寫基本上都是倒敘的，「時間優於空間」是民族主義歷史書寫的典型特徵之一。「『民族』一詞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個國家的地理邊界為準，已經存在或正在確立的國家邊疆目前所佔據的空間範圍也從時間上被回溯至過去。」
在「時間優於空間」的敘述下，中國史出現了某種斷裂。遊牧與農耕之間的南北關係是二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主導力量，這種歷史特徵正如拉鐵摩爾所指出的是位於長城兩側「過渡地帶」。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的敘述中心從內陸的西安、北平和玉門關轉向沿海的上海、廣州和天津，中國歷史的時間、地域和空間的關係被割斷了。正如「邊疆」概念的產生，從主權、邊界角度看，中國有陸疆和海疆之分；城市有內陸邊疆城市與海疆城市之別。海疆作為現代化的中心，被稱為「沿海城市」，而無「海疆城市」之稱。反而是在社會觀念層面形成了「落後」的內陸邊疆地區與「發達」的沿海地區的觀念，形成了鮮明的二元結構。在西方建立的社會科學體系中，民族國家是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可以計量和識別的單元，正如世界地圖中每個國家的顏色只有一種。「按照社會科學家的照定，人類生活必須要通過一組空間結構來加以組織，而這些空間結構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圖的主權領土。」社會科學假設領土空間是均質化的，這實際以一種特殊的空間性觀念為基礎。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分別關注「社會」「國家」「國民經濟」「民族」——其實都是一種「空間參數」，均假定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過程之間存在著基本的空間一致性，現代國家被預設為一個「均質化」的空間。因此，沿海區域作為「衝擊——回應」最為強烈的外層帶，也是現代化起源和發展的中心，以東南看西北，西北內陸被視為「落後」「欠發達」地區，將其「邊緣化」、邊疆化，這是早期社會科學存在比較嚴重的「歐洲中心論」所導致的認識。
魯西奇教授反思了「國家同質性的演進路徑」，批評了兩種單線化的歷史敘述模式，一是假定中國各個地區的歷史發展走過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歷史發展模式。以社會形態演進為核心線索的敘述與闡釋體系，強調人類歷史均經歷了由五個社會形態的演化進程，是中國各個地區都必須遵循的道路。二是「漢化」的闡釋模式，「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擴張、移民和文化傳播的敘述，被看作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單向同化方向，從而將中國文化不斷吸收各種異質文化、並逐步形成自己特點的過程簡單化了」。他進而提出恢復「空間」的意義，從空間觀念出發，闡述區域多樣性對中國統一道路的影響，從人地關係的視野來分析和解釋多民族統一國家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緣結構的形成與演進，不同的地緣結構對地區開發模式、經濟格局之演變、文化區域的分合等方面的影響，進而分析區域差異及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的總體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區域性差異即：南方道路、中原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與沙漠－綠洲道路，這五條道路的形成根源於各地區生存環境的差別、生存於其間的各種人群的不同，以及不同的人群對其所處環境及其變化的「適應」與「應對」採取了不同的策略與方式。將「邊疆」的認識還原到歷史區域空間結構中，「草原道路」與「沙漠－綠洲」道路的提出，是對「邊疆」本質化誤讀的澄清，從區域概念上給予「邊疆」以對等的地位。
「區域」概念正如地理學家格拉內（J．G．Garon）指出的：「地理區域是現實的基本部分，是靠著把現實中實際觀察到的複雜性，有目的地化繁為簡得出來的。」「胡煥庸線」就是典型的「區域」分界線。魯西奇教授則指出，中國西高東低、面向大洋逐級下降的地形特點，有利於來自東南方向的暖溼海洋氣流深入內地，對中國各地區的氣候、植被、土壤和水文都產生深刻的影響，形成了大致與之相對應的東部季風區、西北乾旱半乾旱區、青藏高寒區三大自然地理區。地貌與氣候是形成三大自然地理區的兩個核心地理因素。東部季風氣候區內，秦嶺—淮河一線將地理分割成南北迥然相異的兩大區域。東部季風區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上少見的人口眾多的發達農業區。秦嶺－淮河線以北屬暖溫帶季風氣候，適應旱作農業；秦嶺－淮河線以南屬亞熱帶或熱帶溼潤氣候，適應水田稻作農業。此外，就是總體以遊牧、畜牧經濟為主、旱作農業為輔的西北乾旱、半乾旱區和青藏高原以及部分北方草原和東北草原－森林區。這三大經濟地帶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基本經濟格局。歷史上，一些地理條件和資源稟賦較好的地區形成「核心經濟區」，提供了國家和區域統一的基礎。由大小不一的「核心區」共同構成了解釋中國歷史演進的空間路徑，而最能表現這種空間性路徑的就是區域的中心——城市。
吳良鏞院士曾經指出，「城市史除了時間線索外，不能忽略了區域性，歷史地理的空間差異。」這個意見中肯指出了城市史研究實現區域轉向。內陸邊疆城市史研究必須要超越以往只重視歷時性的研究思路，增加共時性的空間視野，從人地關係視野下考察沿海城市、內地城市、邊疆城市的區域特質，會發現不同城市演進路徑與特徵。
二、綠洲城市的複合型空間形態在胡煥庸線以西至天山之間的廣袤的乾旱半乾旱地域中，以長城和天山兩側，還存在著一種特殊城市空間形態，這就是在點綴在茫茫沙漠或戈壁中的綠洲城市。我國綠洲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兩個地區，在世界綠洲中很具有代表性。綠洲是乾旱地區通過灌溉而使農牧業發展的地方，是荒漠地帶特有的地理現象，也是人類長期改造利用自然環境的產物。乾旱地區不僅糧棉等農牧業生產要靠綠洲，聚落、城市也全分布在綠洲之上。潘伯榮先生認為，乾旱、半乾旱地區的特殊景觀類型，是鑲嵌在荒漠、半荒漠中的「綠色島嶼」——嵌塊體和廊道，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地理環境。從綠洲形態上區分，由於不同時期人類活動的幹預，綠洲又有天然綠洲（自然綠洲）、人工綠洲和老綠洲（古綠洲、舊綠洲）、新綠洲之分。筆者傾向於潘伯榮先生的觀點，視綠洲是與沙漠、戈壁對應的一種地理景觀。而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區分了沙漠綠洲和草原綠洲兩種不同的形態。草原綠洲的形成主要靠河流，能發展起來的草原綠洲主要依賴於山嶺當中。他們的集中定居點大多在山嶺中間，氣候較為宜人，水泉豐美，宜農宜牧，垂直的山脈提供了不同的農牧資源，而成為遊牧民族的匯聚中心。這些水草豐美的勝地是在草原綠洲和山地的基礎上形成的，以遊牧為主、農耕為輔，形成各種大小不一的定居點，不過，一旦形成財富之地，這裡很容易被更遠的遊牧民摧毀和劫掠。
包慕萍則指出「都市」古典定義是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產生的定居性集住形態。但遊牧社會也有集住現象發生，只是他們不定居。這種非定居的集住形態假定義為「遊牧都市」。這一類型的城市以呼和浩特為典型，包慕萍討論了在16世紀70年代內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與明朝議和、與西藏的格魯派佛教領袖索南嘉措會見，以及創建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政治舉措的背景之下，建造呼和浩特汗城的經過，闡明了阿勒坦汗的呼和浩特城與敖倫斯木並用的遊牧都市體系。隨後，至18世紀20年代為止，呼和浩特城經歷了向佛教都市功能轉變的歷史時期。作為城市移動空間的一個景象是，遊牧民每到秋季就要到呼和浩特進行動輒上萬、甚至幾十萬頭的牛、羊、駝、馬等活畜到買賣，城市空間結構這時就會發生一次變化，形成眾多的市場。這些活畜在呼和浩特進行一部分處理之外，大部分運往北京等內陸城市。賣羊的市場稱之為羊橋，賣牛的市場稱之為牛橋。成為呼和浩特一個重要的城市空間。呼和浩特位於長城塞外之地，其城市建築以及空間受到遊牧、佛教以及內地建築的多重影響，在不同時空視野和尺度中，都市形態與長城以內的都市還是存在著一定差異，形成了動態城市空間與靜態城市空間結合的「定居－遊牧」的二重複合型都市。
草原綠洲與沙漠綠洲呈現的城市空間形態還有些許差別。在沙漠綠洲形成的城市，穩定性則遠遠強於草原綠洲。草原綠洲，既可以農耕也可以遊牧，而且地理形勢上看，東、西方向無險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長驅直入，在草原綠洲上農耕與遊牧力量交互興替，原有的力量都會被摧毀，然後重建，變動性極大；而沙漠綠洲帶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過。所以綠洲儘管會被遊牧力量徵服，但不會持久，其社會基礎依然存在。這種破碎化的地理單元，使得綠洲空間形態形成了複雜性，既保留了遊牧因素，又具有更多的農耕因素。沙漠綠洲，居民即恃本綠洲的土產自給自足，與其他綠洲很少有貿易關係。「綠洲與綠洲間的運輸，因沙丘阻隔，供給缺乏，故極感困難，相互貿易，皆有定所，故此交通路線遂有固定趨勢。」這也決定了綠洲城市的形成關鍵在於商業貿易的節點。但是，另一方面，還需要看到的是，綠洲靠山川上的冰雪融水而存在，山脈對於綠洲關係遠遠高於與綠洲之間的關係。松田壽男則注意了綠洲與山地系統的關係，他強調以地理為主線的觀察方式，強調橫向空間與縱向空間的互動，由此發現，綠洲與山地、綠洲與草原、綠洲與沙漠、綠洲與綠洲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立體多維的有機整體，並將長城與天山作為遊牧與農耕的「過渡帶」聯繫起來。這種多樣性、複合性的空間具有流動性和模糊性。塔裡木盆地邊緣的策勒縣博斯坦綠洲社區，能看到當地人在沙漠、綠洲與高原之間的生態邊界相互穿插、交錯，但卻不妨害人們能夠加以清晰辨認。遊牧維吾爾人與農耕維吾爾人之間的人文邊界線具有穩定性，同時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界也存著穿插、交錯狀態，而且人們對兩種文化的邊界同樣不模糊。「他們因生計方式差異而在文化上有差異，但是他們越過文化邊界線的流動卻是一個常常發生的現象。」共生與流動交融並存，形成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
綠洲社會空間呈現遊牧、鄉村、城市並行發展又相互補充的體系。中亞史專家B．A．李特文斯基與張廣達指出「西域」的社會形態「可分成三個部分——城市和城市人口，村莊和鄉村農業人口，以及草原（有時是山地）及其遊牧人口。」草原和半荒漠地帶以遊牧社會為主，綠洲地帶則以鄉村和城市社會為主， 在綠洲與遊牧社會中間又存在不少大城市。「西域」是由不同的區域相互構成的，它們以遊牧、城市和村莊「三種社會形態」為基礎，構成彼此關聯的整體。綠洲城市不是農耕者視野中定居形態的「城市」， 而是包含著「草原、山地、荒漠、綠洲」的一個系統，更準確的定義是「綠洲城市聚落」。這是現代社會科學體系之下難以對譯的一種「城市」類型。這種城市類型或許與當地生態資源之匱乏有關係。人類只能利用一切可利用資源來維繫自身社會的發展，發展出生計方式的多樣性，也導致文化的多樣性、共生性與流動性，從而使得我們不能從農耕定居者的視野中去定義綠洲城市。綠洲城市具有複合型空間特性，沒有廣闊的農業腹地來支撐城市的發展，不具備精耕細作農業區的「城—鄉」關係，而是要補充遊牧、山地和遠方貿易的視野，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網絡中去體現城市的意義。
三、連接農牧兩大系統的綠洲城市與「多元一體」格局以往的中國城市史研究中的「內陸邊疆城市」，主要關注邊疆城市的功能，強調軍事和文化等級。某種意義上說，關注的是軍事與政治意義的「城」，而非日常生活的「市」。漢、唐、清三朝強盛之時，在東北、北、西北及西南諸邊廣泛置立邊城，直接動因固然是為了據城以守、構建邊疆防禦體系，卻也不無以此作為華夏王化及王朝權威之象徵的意味。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在英文中翻譯為「walled town and walled city」，中國的城市是中國文化的特殊產物，構成了漢文圈人文地理的突出標誌，構成了漢文圈人文地理的獨有景觀。中國的「城」其中蘊含了儒家的文化倫理與意義，如房屋被看成是「裡」，外面的世界被視為「外」。「裡外有別」這一概念在家庭內部是指男女之別，擴大到家庭外部是指家與社會之別，再延伸可指「華夷之別」。以此社會邏輯，還可以理解古代城池與政治性建築，使我們看到建築與權力的世界觀之間的密切關係。歷史時期城市既有實用性的一面，如駐軍、倉儲、市場等；文化與政治觀念上反映則是天下觀——「夷夏之防」。而被視為「夷狄之地」，並非沒有城市。位於「長城」邊界或長城之外的城市，同樣是中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西夏的興慶府城，漢人將其稱為「呂城」。西夏王朝創立了西夏文字，興慶宮內還設有西夏文化傳授機構，稱為「蕃學」。此外，遼代的「五京」、金代的上京會寧府、中都大興府城、元代的大都、泉州等，不僅融合了漢地的城市營造技術，而且還富有國際化、民族化特色， 都是中國城市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從定居者的視野來界定城市的，呈現的是靜態的城市空間。如果從「在地化」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這些城市與「內地城市」的差異性，不僅僅體現在城市規模、人口、結構與等級上，更重要的是它們不同的地域形態和連接不同異質性區域的功能。
漢代文獻記載的西域「三十六國」，從絕大多數「國」的人口規模和特徵看，應該屬於綠洲聚落形態。「聚落」是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為滿足自身發展需要而改造加工自然環境的第一個有意義的事實，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景觀和「人造自然」。滿足一個聚落居民生存最基本的自然資源，無論是動物資源還是植物資源，實際上是由特定地區的地形地貌、土壤、氣候、水文等自然環境要素決定的。綠洲經濟活動（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必然受到綠洲範圍大小的制約。綠洲的特殊地理分布，形成特殊的矛盾性，即只有從經濟發展的需要與生產條件的可能看，只有使分散的綠洲網絡化、專業化，才有利於綠洲經濟的發展。歷史上綠洲網絡化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漢王朝鑿空西域後設置了「河西四郡」，自從河西走廊的綠洲農業化後，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發生了重大影響。河西地區由遊牧區變為農業區，原來連成一大片的遊牧區分成了兩大片遊牧區，即：匈奴、東胡、烏桓、丁零、烏孫等遊牧民族的北方遊牧區和西羌、氐等遊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遊牧區。正是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開發出了農業區，使河西走廊將塔裡木綠洲與中原農業區，進而與蔥嶺以西的古老農業區聯繫起來，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促成了絲綢之路的形成。
「河西綠洲橋」的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等與「天山綠洲橋」的高昌（今吐魯番）、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于闐（和田）等在不同時代，都曾發揮過絲綢之路上的中轉站的作用。這些綠洲城市之所以重要，除了均位於地理條件較好的綠洲上，具有一定的人口規模外，交通區位優勢也是這些城市成長的重要動力。為了各城市本身的利益，商業交通成為維繫城市生存的基本動力，所有這些城市聯接起來，實際上自發地形成了絲綢之路道路交通的完整網絡。這些城市構成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支撐點，它們是貨物的集散地，是商人使者的落腳點、休整點，是聯接絲綢之路的樞紐，它們在溝通、維護、聯繫絲綢之路上，在為商人、使者提供食、宿和後勤供應等方面，在為商品販賣、儲藏、運輸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天山與河西走廊的綠洲城市是中國境內最重要的接力點和中轉站。綠洲城市的重要性只有在商業網絡動態化的系統中方能呈現，不能以定居民單個的以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城市規模的尺度來衡量。同時，也只有在「大一統」時期綠洲橋的轉運站功能形成以後，才使得綠洲經濟實現專業化、網絡化， 為綠洲發展提供了持續動力，而綠洲城市作為「大一統」格局的重要骨架和支撐點，又將大一統的「毛細血管」滲透到周邊地區的「肌膚」與「血肉」裡，連點成線，連線成片，連片成域。
天山與長城之間的綠洲、農耕與遊牧之間力量共同構成這一區域的核心動力，區域大小節點就是各級商業城市，俗稱「旱碼頭」，從時間軸與空間軸交互性上將長城與天山地緣關係連成一副多維的、動態圖景。許倬雲先生在探討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體系結構及其變化時，強調由中國歷史上的道路網絡體系來觀察：在空間的平面上，中國的各個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區，放射為樹枝形的連線，樹枝的枝柯，又因接觸日益頻繁，編織為一個有綱有目的網絡體系。幾個地區的網絡體系，逐漸因為體系的擴大，終於連接重疊成為更龐大的體系。中國的道路系統，經過數千年的演變，將中國整合為一個整體，近數百年來，全球若干原本獨立的體系，也因接觸與交往，正在走向更大的整合，合為全球性的體系。遊牧與農耕之間的相互關係構成了中國歷史最為重要的歷史篇章，在長城至天山之間形成的農牧分界線，其實也是農牧關係的共生帶和融合帶，特別是河西走廊與天山的綠洲綿延數千公裡，綠洲在這兩者之間扮演著調和者的角色，由於綠洲具有的城市、鄉村和遊牧的複合型空間容易使其在遊牧區和農耕區之間發揮的中介性、關聯性、緩衝性作用。綠洲城市系統在中國歷史網絡形成的空間過程中，勾連起農耕與遊牧區， 宜農宜牧的特徵成為農牧之間的天然集市，大小不一的綠洲成為等級各異的道路網絡節點，綠洲之間又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分枝道路，最終這些道路又把不同的疆域連接起來，促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與北方草原城市相似，由於生計方式不同和物資交換的需要，幾乎所有的綠洲城市都有「買賣街」的存在，來自遙遠四方的商品匯聚起來，滿足綠洲定居民及其周邊遊牧民的需要，連接起他們之間彼此的相互交往。清末官修史書記載說，「西域番漢雜處，聯繫緬合，多籍商力」，也誠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 「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要道上和商業據點一般都有漢族長期定居。這樣漢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東密西疏的網絡，這個網絡正是多元一體格局的骨架」。這啟發我們從社會空間上來思考如何構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為核心的綠洲城市形態。因此，「內陸邊疆城市」除了軍事、政治功能外，如果從日常生活的視野來看，其作為市場的重要性不應被忽視。
總之，「內陸邊疆城市」研究必須跳出以傳統的沿海、內陸的二分法，這種分類實際上深受歐洲中心觀的影響，帶有濃厚的單線進化論色彩。中國大地上的不同區域雖然各自有「中國化」的發展道路，但是仍然最後會在一定的空間上重疊起來，將幾個區域整合成更龐大、更複雜的體系，為中國的整體化、統一化做出了貢獻。同時也將中國與世界體系聯繫在一起，這在「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中的意義尤為突出。
本文轉載自《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3月第51卷第2期，未收錄原文注釋。
作者簡介：黃達遠，男，浙江嵊州人，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河西學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歷史學與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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