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地緣政治風險由地緣因素引發，是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對海外特定地理空間的開發、塑造、競爭或控制造成該地區既有地緣利益結構發生變化而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其生成機制主要包括大國間的戰略競爭、海權與陸權力量的鬥爭、地理敏感地帶引發的博弈、地緣經濟競爭等。海外重大項目也會改變各種地緣因素，打破原有地緣利益結構的平衡，從而引發地緣政治風險。其背後是更深層次的地緣政治觀念、思想之爭，以及時代變遷所引發的時代精神、國家心態的變化。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地緣政治風險已對中國和平崛起和企業「走出去」構成實質性障礙，為此亟須提升地理安全意識，要客觀評估地緣政治風險，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層面設立地緣政治風險評估標準，制定防範和管控地緣政治風險的有效策略。
習近平指出，共建「一帶一路」，關鍵是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建設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就是「不通」「梗阻」。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不通」「梗阻」?本文認為，早在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之前的數年甚至數十年前，「絲綢之路」沿線就已經形成了獨特而影響深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版圖，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步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地理結構和利益格局;而「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在推進實施過程中，不知不覺中觸碰了歷史形成的這些地緣因素，一方面創造了新的歷史機遇，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塑造新的地理版圖而引發本文要集中探討的地緣政治風險。
實際上，高鐵、港口、運河、水電站、產業園、經濟走廊等中國海外重大項目建設均遇到此類地緣政治風險。以高鐵「走出去」為例。早在2008年，原鐵道部國際合作司的李寶仁就認為，中國鐵路在與周邊國家合作中存在的地緣政治挑戰，遲滯了相關項目的推進。林利民也撰文指出，因為大國間缺乏地緣政治互信，歐亞大陸存在地緣政治「破碎帶」，所以中國高鐵「走出去」的真正障礙在地緣政治領域。2014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一年內兩度刊發美國學者佐爾納(Tom Zoellner)的《高鐵帝國》和《紅色列車崛起》，表明美國外交界對中國「高鐵外交」的疑慮和猜忌在上升。習近平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領導幹部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對潛在的風險有科學預判，知道風險在哪裡，表現形式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該鬥爭的就要鬥爭。」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在「一帶一路」從大寫意到工筆畫階段，中國海外利益面臨愈來愈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企業的海外業務亦面臨愈來愈多的地緣政治風險。本文擬探討什麼是地緣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是怎麼形成的，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
一、什麼是地緣政治風險?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和政策界對地緣政治風險的討論比較分散，尚未形成體系，缺乏地緣政治風險的明確定義和理論分析框架，難以對一國或一國戰略性行業的地緣政治實踐給予理論指導。美聯儲一份名為《衡量地緣政治風險》的研究報告將地緣政治風險定義為「因戰爭、恐襲、國家間關係緊張等影響國際關係正常與和平開展的事件所引發的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包括這些事件所導致的風險，也包括因這些事件、事態升級而引發的新的風險。」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2015年版《全球風險報告》將地緣政治風險定義為一種系統性、跨地域和跨行業的全球性風險，內容涵蓋國家間暴力衝突、重要國家內亂、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殺傷性武器擴散和全球治理失敗等。2019年版的《全球風險報告》則又列舉了一些地緣政治風險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國家崩潰或危機、國家治理失敗、區域或全球治理失敗、國家間衝突、恐怖襲擊。
針對「一帶一路」與中國海外項目面臨的潛在地緣政治風險，國內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其中一些學者對地緣政治風險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認為具體地區對地緣風險的敏感程度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還有一些學者則探討了中國重大項目地緣風險的影響機理，並嘗試構建了重大項目地緣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但大部分研究並沒有真正區分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政治風險的概念似乎成了「大籃子」，包括地緣政治風險在內的很多類型的風險，都被匯入其中。從更大範圍來看，國際上普遍存在將地緣政治概念泛化為國際政治、國際問題研究的趨勢。例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其《政治風險:企業與組織如何預判全球不安全形勢》一書中，將政治風險定義為「一項政治行動顯著影響公司業務的可能性」，並且將政治風險細分為地緣政治風險、內部衝突風險、法律法規與政策、破壞合同、腐敗、域外影響、自然資源操縱、社會活躍主義、恐怖主義、網絡威脅，並列舉了地緣政治風險，包括國家間戰爭、大國權勢轉移、多邊經濟制裁及幹預。賴斯有關政治風險的定義雖然涵蓋了地緣政治風險，但依然沒有將地緣政治風險的概念講清楚。事實上，賴斯是利用地緣政治風險的概念泛指國際政治風險。
(一)釐清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概念的差別
為明確地緣政治風險的概念，作為第一步，我們嘗試釐清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兩者間的區別。與政治風險概念相比，地緣政治風險的概念強調地理因素，以及地理與國際政治兩者之間的互動。政治風險概念的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其時非殖民化運動正在世界如火如荼地進行，許多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在去殖民化過程中將資本主義國家在本國投資的跨國資產徵用、沒收、國有化，從而造成了投資國的巨大損失。美國學者富蘭克林·魯特(Franklin Root)提出了政治風險的概念，指代政府對企業的幹預造成的不利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政府的野蠻幹預造成損失的情況越來越少，而腐敗、國家失敗、政治體制缺陷、民粹主義等因素造成的損失日益增多，政治風險的概念擴展到政府的不作為。中國在墨西哥投資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高鐵因該國國內政治問題而被擱置便是典型的政治風險。
2006年，美國學者大衛·溫尼克(David Wernick)在《未名的恐怖:地緣政治風險時代的跨國公司》中開始嘗試區分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他將地緣政治風險定義為「國際上的政治行為體(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及事件對跨國公司或其關鍵價值鏈合作夥伴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從而導致收益或商業機會損失的潛在可能性。」其有關地緣政治風險的定義包括恐怖襲擊對關鍵商業基礎設施的影響，這些基礎設施包括飛機、油輪、貨輪及信息技術網絡，也包括地區局勢緊張或大國競爭給企業供應鏈正常運行帶來的衝擊。溫尼克敏銳地捕捉到商業基礎設施、企業的跨國供應鏈都可能受到恐怖主義和地區局勢不穩定造成的損害，從而將互聯互通(interconnectivity)、供應鏈、交通基礎設施與政治風險聯繫起來，突出了地理因素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聯，從而啟發了我們對地緣政治風險概念的理解，即地緣政治風險需要凸顯地理或地緣因素，而政治風險的概念對地理因素往往是「無動於衷」的。事實上，大部分國際政治學者對地理因素缺乏應有的敏感。
在很大程度上，地緣政治風險是指由地緣因素所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其核心要素是「地緣」(Geo)。「Geo」源於古希臘，意指「土地」「地球」「國家」。古希臘地理學之父埃拉託斯特尼(Eratosthenes)在大約公元前200年，採用了「地理學」(Geography)一詞來表示研究地球的學問，這個詞即由「Geo」和「Graphy」兩部分組成，意思是「對地球的描述」(earth description)。地理學又可以分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其學術定義是: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的分布，以及對它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正如地理學由「Geo」和「Graphy」兩部分組成那樣，地緣政治學是由「Geo」和「Politics」兩部分組成。顯然，地緣政治學是地理學和政治學的交叉學科。美國的科林·弗林特(ColinFlint)教授將地緣政治定義為「國家之間對地理實體控制權的爭奪」，這裡的地理實體包括邊界、跨界流動的管理、特別經濟區、港口以及聯通它們的媒介，如公路、鐵路、海路和空路。同時，弗林特教授還強調地緣政治學的國際與全球緯度，以此區分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後者更多指向國內政治，缺乏國際和全球維度。政治地理學最初的研究對象就是國內政治，如選舉或遊行。而古典地緣政治學(classic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的是國際關係或國家間的互動。儘管筆者強調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兩者之間的差異，但這兩種風險之間也存在相關性和聯動性，因為一國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相互聯繫。以中巴經濟走廊為例，這一合作計劃遭到俾路支分離主義勢力的抵制，從表面上看是巴基斯坦內部矛盾引發的政治風險問題，但實際上卻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俾路支省位於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處，其「波斯走廊」有著悠久歷史，和巴阿邊境的開伯爾山口共同組成了古時中亞和南亞各國相互交流的交通要道，而瓜達爾處於連接阿拉伯海和波斯灣的關鍵地帶，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歷史上，美國、印度等均不同程度捲入俾路支分離主義運動中。當前，印度將中國接手瓜達爾港視為對其「珍珠鏈」政策的圍堵。莫迪曾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印度後來接管伊朗恰巴哈爾港(Chabahar Port)，被視為「直接對抗」瓜達爾港的舉措。由此可見，中巴經濟走廊表面上看是巴基斯坦內部政治引發的政治風險，但考慮到美國、印度、伊朗等國際政治因素，其面臨和引發的風險就不單純是政治風險，而是涉及整個南亞、中東地區甚至全球層面的地緣政治風險。
(二)定義地緣政治風險
基於上述基礎，綜合考慮地緣和國際政治因素，本文就地緣政治風險提出簡單與複雜兩種定義。簡單定義就是:由地緣因素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複雜定義則更清晰地闡明「地緣因素」，即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對特定地緣空間的開發、塑造、競爭或控制，造成既有地緣結構與利益結構變化而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這個定義包含四個要素。
第一，地緣因素。地緣政治風險是地緣因素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地緣政治的本質屬性是空間性，地理空間賦予了地緣政治發展的土壤，是地緣結構最重要的物質結構要素。它通常表現在不同的地形地貌、氣候類型、經濟潛力、人口分布、文化習俗、政治權力的空間分布等方面。雖然由於交通工具與遠程作戰工具的發展，距離與地形的約束已不再無法克服，但地球上的空間資源是恆定的，對於空間的不平等佔有情況依然存在，對於戰略空間的爭奪依然激烈，地緣政治的本質規律仍未改變，地緣結構的物質基礎仍然至關重要。有鑑於此，圍繞地緣物質因素的爭奪是引發國際政治危機和衝突的一個重要根源，並進而引發地緣政治風險。
第二，國際政治因素。地緣政治風險是超越單個國家邊界的國際性、全球性風險。傳統的政治風險概念主要是關注東道國國內的政治風險因素，沒有考慮那些由於地緣格局變化而產生的系統性、跨國性風險。1996年，美國前高級外交官、後任美國駐伊拉克最高行政長官的劉易斯·布雷默(Lewis P. Bremer)提出了導致政治風險的結構性因素，認為冷戰後正在形成的多極格局不如兩極格局穩定，地緣局勢動蕩給跨國企業帶來地緣政治風險。布雷默雖然沒有明確區分政治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但強調政治風險的形成受到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地緣政治風險是由地緣政治博弈使國家權力在空間範圍分布結構發生變化而造成的，是一種結構性、系統性風險，關注的是國際政治、國家間的互動。古典的地緣政治學理論都是站在至高之處，俯瞰世界，嘗試對世界政治提出一個簡明扼要的地理政治解釋。在構建地緣政治風險概念與理論的時候，我們也是從至高之處著眼，看待國家間、區域間甚至全球範圍的地緣政治風險，即從全局、大處著眼，以聯繫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國際政治因素所引發的風險。
第三，地緣利益結構因素。地緣政治風險的形成與地緣利益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本文將地緣政治風險定義為由於特定地緣結構改變而造成的既有利益分布結構變化而引發的風險。這種變動一方面包括地理結構上的變化，如蘇伊士運河連通了紅海和地中海，是歐亞澳航線的主要航道，使得英法紛紛爭奪其開鑿、運營權;巴拿馬運河橫斷美洲大陸，溝通太平洋與大西洋，美國為了獲得其開鑿與永租權甚至策劃了巴拿馬的獨立。另一方面是利益結構上的變化。例如，位於亞歐非大陸交匯處的巴爾幹半島是19世紀以來歐洲列強爭奪的焦點。1854年，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影響了英法在那裡的利益，由此爆發了克裡米亞戰爭。巴爾幹半島每次權力與利益分布結構的變動都伴隨著大大小小的戰爭與危機，被冠以「歐洲火藥桶」之稱，更是一戰的遠因。
第四，地緣政治風險的施動者。地緣政治風險是一國戰略施動者主觀故意或無意間製造的風險。這不同於以往談到的一國或企業所面臨的被動性風險。這裡涉及的地緣政治風險涵蓋兩者，既是施動者自己創造的，也包括其被動面對的。那些海外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無論是經國家安排或未經國家統籌，都存在導致地緣政治風險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會塑造新的地理，改變地緣政治，從而引發地緣政治風險。一方面，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有利於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推動當地邁向現代化，並且改變該區域內國家實力的分布狀況，減小某個大國在該區域的壟斷性影響，這有利於欠發達國家擺脫經濟依附關係，逐漸減小大國對它的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一國的地緣政治經濟活動則可能打破其他大國在該地區原有的利益平衡。例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修建柏林—巴格達鐵路打破了中東力量平衡，也改變了貿易流向。從1900年到1910年，在土耳其的進出口總額中，英國從35%下降到22.5%，而德國卻增加了5倍。1鐵路的修建影響了中東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地緣戰略平衡，導致有關國家之間的矛盾尖銳化。
綜上所述，中國的重大項目「走出去」，不僅需要考慮東道國的國內因素，更要考慮其背後大國勢力的幹預，同時也需要考慮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走出去」過程中對相關地區地理空間的重塑以及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風險。
二、地緣政治風險的生成機制
地緣政治風險是由地緣因素引發的國際政治風險。地緣因素包括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等多個方面，一個國家的版圖除了自然地理版圖外，還有政治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社會地理等多重版圖。地緣政治風險的概念就是強調這種複合式、多層次的地緣因素，因為任何地緣因素，都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政治後果。有鑑於此，地緣政治風險的生成也源於因這些地緣因素引發的國際政治鬥爭。
第一，地緣戰略競爭。大國間圍繞地理實體控制權的競爭是地緣政治風險生成的最主要誘因。例如，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印太戰略」及其引發的地緣戰略競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索爾·科恩(Saul Cohen)將地緣政治競爭區分為全球層面的地緣戰略競爭和區域層面的地緣政治競爭，認為區分一個地緣戰略轄區主要是看其「海洋性」或「大陸性」的程度。當前，有三個地緣戰略區已經形成:大西洋與太平洋貿易依賴的海洋區、歐亞大陸俄羅斯心臟地帶以及混合型大陸兼海洋的東亞區。近十年來，全球主要的地緣政治危機幾乎都在五個「地中海」地區發生:南海、東北亞「地中海」、波羅的海、黑海和歐洲—北非地中海。這五個「地中海」處於東亞、阿拉伯伊斯蘭、歐亞大陸與海洋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交界處。隨著地緣戰略板塊的運動，尤其是在海洋板塊的擴張作用下，各板塊在交界處發生激烈摩擦，使得一系列地緣政治危機在相關區域發生。此外，中美之間在全球範圍內的長期戰略競爭，也已成為中國海外重大項目面臨的最主要地緣政治挑戰。
第二，海權力量與陸權力量的對立。馬漢(Alfred Mahan)的「海權論」提出了陸權與海權的對立。他認為，世界衝突的關鍵地帶處在亞洲的北緯30°—40°之間，在這裡俄國的陸權與英國的海權相碰撞。並且他主張美國應聯合東南亞各國，控制馬六甲海峽，奪取海上的霸權。自「海權論」提出以來，海權與陸權相互對抗的二分論一直倍受追捧。例如，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認為，18世紀由於蒸汽機的出現與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海權國家比陸權國家有了更強的機動性，也由此獲得了從邊緣地帶包圍歐亞「心臟地帶」的能力，進而取得了針對以馬和駱駝為交通工具的「陸上人」的優勢。然而，19世紀鐵路的廣泛修建代替了原始的馬和駱駝，大大改善了路權國家的交通，使陸權國家重新獲得地緣優勢。而高鐵、運河、港口、經濟走廊等大型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無疑是陸權與海權力量的又一次較量。如今，海上運輸是國際貿易的主要途徑，海防也是各國的重中之重。就力量對比而言，仍然是海洋性國家佔據上風，諸如美國、英國、日本、西歐大陸沿海國家依託無垠的海洋與便捷的海上交通在國際競爭中佔據著主導地位。而內陸國家和地區如俄羅斯、中亞、中東由於其有限的疆界與交通的制約，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即使一些國家鄰近海洋，但每當行使其正當的發展權利時，也總會受到老牌海洋強國的封鎖與制約。
第三，地理敏感地帶引發的博弈，即一些特定國家、區域所處的特殊位置而引發的地緣風險。20世紀初，馬漢便將位於英俄之間、北緯30°到40°的亞洲地區視為不穩定地帶。1915年，斐格萊(James Fairgrieve)用「碎片區」(Crush Zones)概念來描述「心臟地帶」與海洋板塊之間實力較為弱小的「緩衝國家」，包括從北歐和東歐到巴爾幹地區、阿富汗、伊朗、土耳其、暹羅和韓國等。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分析了從波羅的海到亞得裡亞海到東歐「破碎區」，倡導戰後在此地建立聯4盟組織。科恩對「破碎地帶」(Shatter Zone)的定義則是「戰略導向地區，其既在內部深刻分裂，又在地緣轄區的大國競爭的夾縫中求生」，到20世紀40年代末，兩個這樣高度分裂的地區出現了——中東與東南亞„„未來還將出現的「破碎地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其能源和礦產資源是西方與中國間競爭的核心目標;另一個可能的地方是從波羅的海經東歐到巴爾幹的新/舊地帶;還有一個可能的地帶是從外高加索經中亞的地區，這裡與「心臟地帶」接壤，但對西方、中國以及俄羅斯很有吸引力。
第四，地緣經濟博弈。對於崛起大國而言，其面臨的地緣經濟風險有兩方面，一是崛起國與守成國為獲取全球經濟首要地位的競爭，二是如何在自身發展的同時，照顧其他落後國家的經濟利益。就前者而言，當前，由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其本質是在霸權衰落的歷史過程中，美國為維持其全球經濟霸權地位而發起的調整國際經貿利益格局、實現中美經貿利益再平衡的「霸凌」行徑。中美貿易摩擦的關鍵是中美誰能控制供應鏈的上遊，避免被邊緣化，淪為邊緣地帶。而這場中美貿易摩擦就是當前中國政府與企業面臨的最大地緣經濟風險。就後者而言，主要是照顧落後國家的經濟利益，避免世界出現新的邊緣地帶，防止有關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淪為失敗國家，維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
三、地緣政治風險產生的深層次背景
任何風險本質上都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類似於「灰犀牛事件」，是一種潛在的大概率事件。與以偶然性、不可預測性為特徵的「黑天鵝事件」相比，「灰犀牛事件」有著明顯的警示信號和跡象，是大概率發生的、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地緣政治風險就是這樣一種可能性危機，它是潛伏的、隱性的，但可能被一些深層次的因素激發出來，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兩方面因素或背景(context):一是時代變遷，二是西方古典地緣政治觀。前者是變化的，因時代而異;後者是靜態的、穩定的，是人們頭腦中揮之不去的。
(一)時代變遷引發的地緣政治觀念的變化
自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終結後的30多年，可以說是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期，也是經濟一體化、互聯互通迅猛發展的階段。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中國入世、歐盟成立、歐元啟動、北美自貿區、亞太經合組織的建立，大大推進了世界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亞洲的人們積極探討東亞共同體、甚至「亞元」的可能出現。但隨著「9·11」恐怖襲擊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開放的、自信的、互利共贏的心態就逐漸萎縮，時代精神出現負面變化。地緣政治學是「時代的產物」，隨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所謂「時代精神」，是指一個時代的主導精神，是一個國家或群體在一定的時代環境中的文化、學術、科學、精神和政治方面的總趨勢以及一個時代的氛圍、道德、社會環境方向以及思潮。我們甚至可以說，二戰後興起的自由、包容、開放的時代精神正在衰落，轉向了新的方向，一是國家中心主義，強調本國利益至上，其中以川普的「美國優先」最為典型;二是重商主義，重新舉起貿易保護的大旗;三是民粹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社會內部以階級、種族劃線激化社會矛盾;四是競爭觀念，各國圍繞地緣利益和權利的競爭日趨激烈。導致時代變遷的因素是世界經濟周期性變化與大國興衰兩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當世界經濟處於上行且有充滿正能量的國家領導人的時候，時代精神是開放、包容的，反之則是保守和保護主義的，從而導致地緣政治風險大幅上升。
對於未來，存在兩種判斷。第一種判斷是一部分中國學者的判斷，認為全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第五個長周期的B階段(停滯階段)(見圖1)。這意味著未來世界經濟將經歷長時間的停滯甚至衰退，直到新一輪工業革命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動力。始於2019年底的全球新冠疫情大爆發及其引發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佐證了這一判斷。因此，我們目前正處於一個高風險的階段，而這一階段又恰是中國崛起及其全球利益迅速增長的階段。我們期待新一輪產業和科技革命早日到來，以帶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然而，如果世界經濟長周期依然與圖1預測一致，那麼目前經濟不景氣的局勢將繼續。這進而意味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的浪潮將會持續發酵，在未來十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地緣政治危機將進一步加劇，中國海外重大項目面臨的政治風險將進一步上升。
第二種判斷是弗林特教授與泰勒教授的判斷(見圖2)。
弗林特和泰勒認為，當前處於世界經濟第五長周期的A階段(增長階段)。西方學者之所以這麼判斷，是因為他們認為，此前的世界經濟第四個長周期並未在1986/91年前後結束，而是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初，甚至延續到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從21世紀初開始，第五個長周期才開啟，而我們當前所處的階段屬於第五個長周期的A階段。這種對時代的判斷有其樂觀的成分，但低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也很難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為什麼在經濟增長的A階段發生。
綜合上述兩種觀點，可以說我們現在處於一個「過渡時代」，可能是圖1中第五長周期B階段向第六長周期A階段的過渡，也可能是圖2中第五長周期A階段向B階段的過渡。事實上，當前「過渡時期」的時代特徵非常明顯。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的話說，就是「現在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方面有川普在「建牆」「退群」，另一方面有中國等國家在「拆牆」「建群」。地緣政治風險是增長還是下降，關鍵看時代精神的演變。未來，如果全球各國繼續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繼續迎合民粹主義的崛起，世界範圍內的時代精神將會不可挽回地滑向重商主義和保守主義。我們不能忘記，這種時代精神前兩次分別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到1914年和20世紀30年代，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二)西方古典地緣政治觀的思維定式是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思想背景
為什麼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走出去，會遭到西方政策界和輿論界人士的懷疑和批評?根本上源於心理原因和偏見。這種偏見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西方地緣政治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思維定式，我們將之稱為「西方地緣政治想像」，即西方一些人士有關地緣政治的一整套思維模式和認識論框架。這套思維定式的理論表現形式就是19世紀末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其中以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邊緣學說」最為典型。這些理論的核心都在強調海權與路權的對立和競爭關係。面對這樣的地緣政治思維方式，「一帶一路」極易被解讀為「陸上人」和「海上人」之間的交鋒，從而在中國和西方之間造成帶有衝突和競爭性質的預期。
冷戰結束後，雖然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的思維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在美國，布熱津斯基、羅伯特·卡普蘭、薩繆爾·亨廷頓等著名學者的論著使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在政策界依然極具影響力。而學術界仍然是批判地緣政治學及其相關的地緣經濟學、女性地緣政治學及和平地緣政治學佔主流，但它們對政策實踐的影響很小。由此可見，「西方地緣政治偏見」已經成為中國和平崛起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心理痼疾，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地緣政治思想、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學、講好「一帶一路」故事，那未來中國「走出去」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將無法得到根本性改觀。
四、如何應對地緣政治風險
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地緣政治風險已對中國崛起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構成實質性障礙，亟須加以分析和應對。
第一，決策者要有對地理學的深刻認識，形成和強化地理安全意識，審批海外重大項目時要進行常規性的地緣政治風險評估。任何重大的海外基礎設施項目都是國際政治比拼的大舞臺，背後蘊藏著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在任何一幅行政地理版圖上，同時還存在著政治版圖、經濟版圖、人口版圖、宗教版圖、種族版圖。這些版圖疊加起來形成了地緣政治的複合版圖，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敏感。決策部門亟須增強地理安全意識，在審批海外重大項目時，需要設定構成地緣政治風險的具體標準，將此作為確立項目的參考。具體的地緣政治標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首先，有關項目是否會引發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尤其要關注重要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是否處於海權力量與陸權力量激烈博弈的中間地帶，是否會顯著改變既有的地緣利益結構。其次，有關項目是否會引發大規模的地緣經濟競爭，尤其要關注是否會顯著減損美國、歐洲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利益，從而導致這些發達經濟體為維持其全球經濟優勢地位而對中國實施遏制和報復政策，以及是否會顯著削弱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和就業，從而影響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再次，有關項目是否會引發大規模宗教、文明、種族衝突，是否會導致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對於地緣政治風險的認定，要有牽頭部門，並形成跨部門聯席機制，在準確認識地緣政治風險及其生成機制的基礎上，制定防範和管控地緣政治風險的有效戰略和策略，預先評估地緣政治風險，要能夠創造性地實現地緣利益結構的再平衡，力爭使各方利益，包括各大國利益在動態中獲得新的均衡。
第二，在中國的行政序列中，設立地緣經濟部門，其職能應是多方面的。一是協調政府內部各部門，制定地緣經濟戰略，評估和防範地緣政治風險，推進「一帶一路」海外重大項目落地。二是協調企業、商會、政府部門、高校智庫等，研發地緣政治風險防範的產品、技術、流程、規範，降低中國海外重大項目的地緣政治風險。三是推進「一帶一路」國際規則的創立，以及與現有國際、區域規則的對接。四是推進解決「一帶一路」海外重大項目的政治、經濟、商事法律爭端。五是推動地緣經濟學理論創新，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提出以合作開放、互利共贏為主要特點的新地緣經濟學。傳統的西方地緣經濟學只是地緣政治學的經濟版，其核心依然是國家間的競爭與衝突。地緣經濟學的提出者盧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曾說過，地緣經濟學是「用商業語法書寫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邏輯」。這種現實主義的地緣經濟思維依然佔據著西方地緣政治精英的頭腦。有鑑於此，未來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應繼續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平等、開放、合作、共贏、發展的新思維緩解現實主義地緣經濟思維所可能引發的地緣競爭與衝突。
第三，企業、銀行在評估海外重大項目時，應加大投入，進行常規性的地緣政治風險評估。「9·11」恐怖襲擊事件、「阿拉伯之春」、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伊核危機等一系列重大國際危機背後都有異常複雜的地緣政治因素，極大地影響了企業的營商環境，企業對此類風險的重視程度因此迅速提升。國外的私營部門、銀行、金融業已經顯著加強了風險管控，它們通過投保政治風險、提升銀行撥備、開展對衝業務、購買金融衍生產品、完善合同補償條款等方式降低風險;對於海外項目，則開展事前、事中和事後的國別風險防控。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國際政治風險諮詢企業，如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牛津分析(Oxford Analytica)的地緣政治風險業務擴展迅速。在這方面，西方私營部門的地緣政治風險防範意識要遠遠超過中國。考慮到中國海外重大項目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國企業、銀行應加大地緣政治風險研究投入，對於一個1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項目，風險防控的資金投入至少要達到1%。當前中國企業防控地緣政治風險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缺乏地緣政治方面的敏感性和專業知識，而學界又多不了解企業海外項目的實際運作狀況，存在明顯的「兩張皮」現象，因此亟須在地緣政治專家和企業之間搭建溝通的橋梁，開展合作。在這方面，企業協會、商會、相關政府部門可搭建平臺，合力促進地緣政治風險防範服務。
（本文轉自：《國際展望》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張曉通，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許子豪，武漢大學 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原標題：《張曉通 許子豪：「一帶一路」海外重大項目的地緣政治風險與應對——概念與理論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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