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the family）不是一個封閉的共同體：由於與其他社會單位相溝通，它的封閉性在減弱；家（the home）不僅是禁菸夫妻的「內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標準、財政狀況、情趣愛好的表現，因而家有必要讓別人去觀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導這種社交生活。男人則作為生產者和公民，通過基於勞動分工而產生的有機凝聚力的聯結，加入這個共同體；夫妻是社會的人，他們取決於自己所歸屬的家庭、階級、社交圈子以及種族，通過機械凝聚力的聯結，依附於有相似社會處境的群體；妻子可以十分單純地體現這種關係，因為丈夫的職業聯繫常和他的社會地位不協調，妻子卻無職業要求，能夠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們。況且，她有閒暇通過「回訪」和「請客」維持這種關係；這種關係沒有什麼實際用途，因此，當然只有在其成員刻意堅持他們的社會等級地位的階級中——就是說，在其成員認為比其他某些人優越的階級中，它才是重要的。她樂於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見慣，沒有去注意。她的社交義務就是「裝門面」，它和她拋頭露面的快活結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須在與己有關的場合「裝門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時，她可以穿著隨便；外出待客時，則要「盛裝打扮」。禮服有雙重功能：它既指明了這個女人的社會地位（她的生活標準，她的財富，她所歸屬的社交圈子），但同時也具體地體現了女性的自戀；它既是服裝，也是裝飾；藉助於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權利的女人，覺得她表現了她所充當的角色。關心美貌和盛裝打扮是一種工作，可以讓她佔有她的容貌，就和通過做家務佔有她的家一樣；於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選擇的，她自己再造的。社會習俗加深了這種以貌取女的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體一樣，將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對他來說，優雅的風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樹為客體；而且，他通常不認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會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變成性愛客體。她成為時裝的奴隸，時裝的目的不是將她揭示為一個獨立的個人，而是為了割斷她與超越性的聯繫，使她成為滿足男性慾望的獵物；所以社會並不想促使她進行設計，而是想對其加以阻撓。裙子不如褲子方便，高跟鞋有礙行走，長裙和禮服鞋的實用性最小，寬沿帽和長簡襪最易損壞，但它們卻最能表現優雅的風度；服裝可以掩飾身體，可以改變形體，或追求曲線美；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把身體放在供人觀賞的地位。這就是盛裝打扮成為令小女孩著迷的遊戲的原因，她喜歡注視自己；後來她童年的獨立性增大了，她開始反抗淡色細布和漆皮鞋加給她的束縛；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絕這樣做，感到左右為難；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體命運，就會喜歡裝飾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過裝飾使自己與自然相聯繫，同時也給自然帶來人為的需求；對於男人，她是花朵，是寶石——對於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蕩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給他之前，自己先佔有了它們。她同她的小玩藝兒，她的地毯，她的椅墊，以及她的花束的關係，遠不如同和她的肉體融為一體的羽毛、珍珠、綾羅綢緞的關係那麼密切。它們的五光十色，它們的柔軟質地，彌補了她命定屬於的性愛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對它們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慾滿足就越少。許多女同性戀者身著男裝，不只是為了模仿男人並向社會挑釁；她們沒有必要去撫摸天鵝絨和綢緞，因為從女性身體也可以發現這種被動的特質。異性戀女人在委身於男性的粗野擁抱時，則除了自己的身體無任何肉體獵物可擁抱（即使她喜歡也是如此，若不喜歡則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灑香水，讓它變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鑽石項鍊，則與她的皮膚交相輝映；只要佔有了它們，她就可以認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她不但貪圖它們所給予的感官快活，而且有時也貪圖它們所帶來的感情與理想的價值。這個珠寶是個紀念品，那個珠寶則是個象徵物。有些女人把自己變成了一束花，一個鳥籠，有些女人則把自己變成了博物館，還有一些女人把自己變成了難解的符號。喬吉特·勒布朗在她的《回憶錄》中回憶她的青年時代時這樣寫道：
我總是打扮得像一幅畫。有一個星期我想把自己打扮成範·艾克式人物，魯本斯寓意畫中的人物，或者持姆筆下的聖母。我依然可以記得，一個冬日，我穿著鑲著銀邊、用紫天鵝絨做的無袖長袍，穿過布魯塞爾的馬路。我拖著長長的衣裙，不屑將它提起，誠心誠意地讓它在人行道上掃動。黃色的裘皮帽子軍在我的金髮上，但最不尋常的要數我領頭上的那顆鑽石了。
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很簡單，是因為我喜歡，是因為這樣做會令我覺得我的生活極其超凡脫俗。我越是受到嘲笑，就越是打扮得離奇。由於受到嘲笑，我羞於對我的容貌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動。改動是令人感到屈辱的退讓……在家可就不一樣了。我的模特兒就是高佐利和弗·安吉裡克的天使，就是伯恩．瓊斯和瓦茲的畫中人。我穿的衣服總是天藍色和金黃色的，折迭的衣裾在我周圍飄動。
在精神病院可以發現濫用各種裝飾品的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女人無法控制自己對珍奇物品和象徵性物品的喜愛，忘記了自己的真實外貌，不顧一切地過分打扮自己。於是小女孩把盛裝打扮看成掩飾術，認為它可以把自己變成仙女、王后或花朵；當她戴著花環和緞帶時，她認為自己很美，因為她認為自己和這些極美的裝飾完全一樣。天真的少女迷戀某種衣料的顏色，卻未注意到她如土的膚色。在成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當中，也可以發現這種追求花哨的惡癖，她們只迷戀於外部世界，卻不去注意自己的容貌；她們對這些古代織物，這些珠寶極其神往，興致勃勃地為古代中國或中世紀揚幡招魂，對鏡子卻只給予急促的有成見的一瞥。
人們有時會驚訝地發現，稀奇古怪的裝飾甚至深得年紀較大的女人的喜愛：王冠、飾帶、絢麗的服飾、奇特的項鍊；不幸的是，這些東西讓她們衰老的容貌變得引人注目。在這些女人當中，許多人已經失去了誘惑力，盛裝打扮對她們只不過是消磨時光的一種遊戲，這和她們小時候一樣。另一方面，風度優雅的女人，若有必要也會追求感官的和審美的快感，但她肯定會讓它和她的容貌相般配；長裙的顏色將會有助於表現她的膚色，其剪裁的方式也將會突出或改善她的體型。她所看重的是讓自己得到修飾，而不是去修飾她的那些東西。
打扮不僅僅是修飾；我已經說過，它還表明了女人的社會處境。只有妓女才會去專門發揮性客體的功能，因為她除了這樣炫耀自己不可能有別的做法；正如桔黃色的染髮、古香古色的大花袍子、高跟鞋、濃烈的流行香水味，都是在為她的職業做廣告。任何別的類型的女人，若是「打扮得像個街頭妓女」，便會受到人們的批評。她的性愛能力同她的社交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因而顯然在人們面前只應當顯得莊重。但是，還應當特別指出，莊重決不意味著穿著呆板。女人過分明顯地迎合男性的欲望固然令人厭惡，但拒絕這種欲望也是不足稱道的。人們會以為她想當個男人，或可能是個同性戀者；或者她想標新立異，無疑是個怪物。她要是拒絕接受她的性客體角色，就是在向社會挑釁，就也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只要她不想標新立異，那麼就必須保持女性氣質。根據習俗，裸露痛和適度的舉止可以達成妥協；有時胸脯是「正派女人」必須遮掩的，有時甚至連足踝也必須遮掩起來；有時少女可以突顯自己的勉力，以吸引可能的求愛者，而已婚女人則要完全放棄對自己的修飾，許多農村文化就是這樣要求的；有時少女卻必須穿上薄薄的、色彩單調的、式樣守舊的長衣，年紀較大的女人則可以穿上質地厚實、色調豐富、款式頗為誘人的束身長衣；對於16歲的孩子來說，黑色似乎是顯眼的，所以它不是這種年齡該穿的顏色。
這些規矩當然不能忽視；但一般來說，即使在最保守的圈子裡，女人的性的一面也會受到強調；比如牧師的妻子就把頭髮做成波浪形，化了淡妝，謹慎地追求著時髦，對自己身體的吸引力表示關心，這說明她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角色。性愛生活與社交生活的這種結合，在晚禮服表現得尤其明顯。為了表明這是以奢侈和驚人的浪費為標誌的社交場合，晚禮服應當價格昂貴，質地脆弱；它們還應當儘可能地令人感到不方便；裙子要又長又寬，或要窄得像緊裹在身上，幾乎讓人無法行走；在珠寶、荷葉邊、亮晶晶的飾片、花飾、羽毛和假髮之下，女人變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連這肉體也在展覽之列，猶如盛開的花朵展示在人們面前；女人也在展示她們的肩膀、背部和胸部。除非狂歡時，男人對這一切不應當表現出過多的興趣，他們只能瞟上一眼，只能在跳舞時擁抱。但若能在充滿如此精緻寶物的世界成為國王，每個人都會心醉神迷。就男人而言，在這裡聚會具有物物交換的禮儀的一面，這種禮儀要求交換禮品，每個人都把屬於個人財產的女性身體，通過展覽，作為禮品贈送給其他所有的人。穿晚禮服的妻子扮成一般的女人，去博得所有男性的歡心，滿足她的所有者的自尊心。
由於化妝具有社會意義，女人便有可能通過穿著方式去表明她對社會的態度。她若是服從既定秩序，就會表現出一種謹小慎微和優美動人的風度。這裡可以有許多微妙的差別：她可以把自己表現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當勇敢的、賢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視慣例，就會通過標新立異使這一點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小說裡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膽的服飾去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突出表現她的性客體本性，因而突出表現她的依附性。比如說在埃迪絲·華頓的《無知的年齡》裡，一個年輕的離婚女人就有著冒險的過去和魯莽的氣質，第一次出現就極其坦胸露肩；對她來說，她所招致的陣陣流言蜚語，清楚地反映了她對循規蹈矩的蔑視。同樣，少女喜歡打扮得像個成年女人，年紀較大的女人則喜歡打扮成小女孩，高級妓女喜歡打扮成上流社會的女人，而後者卻喜歡打扮成「蕩婦」。
即使每個女人的打扮都符合她的身份，也同樣會有小把戲存在：技巧和藝術一樣，屬於想像王國。不但腹帶、乳罩、染髮劑、化妝品掩飾了身體和面容，而且閱歷極淺的女人，一旦「打扮起來」就會讓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她和圖畫、雕像或舞臺演員一樣，是一個假定某人並不存在的作用物——就是說，她代表她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是這個角色。對和小說主人公、肖像或雕像一樣非現實的、固定不變的、十分完美的某人的這種認同，使她感到滿足；她努力認同於這種形象，她覺得只有具有光輝的形象，自己才是穩固的，她自己的生存正當性才會得到證實。
本文摘自《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鄭克魯譯，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