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始於2009年的債務危機中癱瘓多年後，歐盟似乎找到了重新復甦的動力。去年，在法國，馬克龍贏得了總統大選，他所在的政黨「前進運動」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在德國，中左翼的社民黨目前正與中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就組閣事宜進行商量。
如今，歐洲正期待法德合作煥發出新的活力，以及一份嶄新的《愛麗舍條約》為1963年西德總理阿登納與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籤署的歷史性合約注入新的詮釋。這份關於法德合作的新合約應關注更多在歐盟層面的支出投入，打消德國對於「轉移支付聯盟」的種種偏見。
但是，要達到理想的目的，法德對於歐洲的願景必須足夠大膽與創新，以吸引更多的民眾支持。如今，許多歐洲人厭倦了充斥著官僚氣息的閉門磋商，以及學術界空洞的許諾。是的，人們需要各種真知灼見，但更需要的是具體、可行的措施。
回看過去那些偉大的博弈，不僅僅是在1963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自由、民主的體制剛剛建立之時，更是如此。當時，舊有的世界秩序不僅僅被新機制所取代，同時還伴隨著在社會、政治與經濟領域互聯互通的新思維。對於歐洲而言，歷史的教訓在於，一種真正協調一致以解決機制與哲學上困境的努力是迫切需要的。
新版法德協議中一個有效的建議便是打造由歐洲議會監督的歐洲貨幣基金（EMF）。歐洲貨幣基金，可以被視為是對當前歐盟跨政府間財政救助機制——歐洲穩定機制的改進。更重要的是，它能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示範效應。事實上，亞洲早已嘗試將區域間合作的機制與全球金融機制相聯繫，以雙邊貨幣互換為主的「清邁倡議」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間的合作就是範例。
歐洲，基於歷史原因，一直聚焦於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44年新罕布夏州召開的峰會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基於IMF規則的固定但可浮動的匯率制度。但是，自從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早期瓦解後，法德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歐洲層面的替代品。
比如，1978年時任法國總統德斯坦與西德總理施密特，就聯合倡議建立一個匯率固定但可浮動的歐洲貨幣體系，為2年內建立一個IMF式的歐洲貨幣體系鋪路。但是，由於來自德國央行的強烈反對，EMF的設想最終未能實現。當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來襲以及在隨後的歐元危機的早期時，類似的想法又一次出現了，但所獲得的政治支持與上世紀70年代相比，依舊寥寥無幾。
因此，回顧布雷德森林會議顯得尤為必要。當時，在美國新罕布夏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這次會議，是對於全球化的一次重要回應，其間，參會的國家把貧窮、國家復興與戰爭視為相互關聯的因素。戰後出現的一系列國際機制允許各國將各自的國家利益與經濟機構、一體化的地區與市場相聯繫。毫無疑問，這一新體系的設計初衷基於高尚的理想主義，但又擁有符合現實的具體措施與機制。
對於除美國以外的國家而言，二次大戰後的安排是建立在美元霸權上的糖衣炮彈。這些安排無一不迎合美國企業和美國工人的利益。在美國內部，布雷頓森林體系被視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優先論」的延續。
如今，問題在於，類似的安排是否能反映歐盟層面政治進程的關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個經常被忽視的特點便是，它嘗試著將經濟與政治利益與安全問題掛鈎。在1944~1945年期間，體現在IMF與世界銀行的五個最大的利益攸關方的關係——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與當時的中國，這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
但是，當蘇聯領導層沒有批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相關協議後，IMF和世界銀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蘇聯被排除在外，戰後關於安全方面的機制安排也沒有落實。如今，歐洲是時候覆興這些機制了，建立一個緊密聯繫世界其他國家的範式。
在過去8年間，多數關於解決歐元危機的建議都晦澀難懂、不切實際。僅是官僚政客或者相關局內人對此感興趣，而普通民眾對此一片茫然。現在所急需的是一項在世界範圍內將經濟與安全問題相聯繫的新機制，修復已被美國總統川普所顛覆的傳統秩序。
更重要的是，歐洲的主要國家需要制定一項打破經濟隔閡的機制，使各國不再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同樣的安排在安全防務領域也不能忽視，如今，安全防務問題已被歐洲各國視為共同的關切。對於歐洲而言，是時候重拾1944~1945年的廣泛共識了：共同利益遠勝於狹隘的利己主義。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