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納倫德拉•莫迪當選印度總理以來，「問題外交」策略（issue by issue diplomacy）在印度的對華政策中日漸明顯。
所謂
「問題外交」（issue by issue diplomacy），並不是一個存在精確定義的概念，而是對印度政府近年來涉華外交策略的描述，即印度政府把中印關係解構為若干具體問題，並就這些問題不斷向中國提出要求，並以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覆是否符合印度的意願作為衡量中國對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對中印關係重視程度的標準。
印度政界和媒體一向高度關注印中關係當中存在的問題，並始終把這些問題的進展作為衡量與中國關係發展水平的標準。早在2014年5月莫迪剛剛贏得大選之後，中國總理李克強致電莫迪表示祝賀，通話中，莫迪明確表示了他願意「與中國領導人緊密合作處理雙邊關係中的重要問題」（outstanding issues in bilateral relations）。對於印度來說，發展和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首先意味著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需要得到處理。這一策略和中國的外交習慣不同，印度並不特別看重對雙邊關係整體狀況的概括，而是更關注兩國關係的具體問題，
2015年莫迪訪華期間，曾經要求中國領導人「重新思考」在「將導致雙邊關係的全部潛力無法發揮的一些問題」上的態度，說白了是要將雙邊關係中印方認為的重要問題的解決和雙邊關係的基本狀態掛鈎。來自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說法也證實了這一點，「如果我們希望雙邊關係的全部潛力都能發揮的話，我們必須應對雙邊關係的重要問題，如果不這樣做，雙邊關係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他（莫迪）以一種彬彬有禮但堅定的態度提出了這些重要問題」。
但讓印度感到失望的是，莫迪尋求以一次訪問在雙邊關係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的策略並沒有取得明顯成果。根據印度政治分析師布拉瑪•切蘭尼（Brahma Chellaney）的評論，中方領導人沒有在任何實質性問題上做出妥協，莫迪的這些要求遭到了「忽視」。儘管印度媒體和政治分析人士的言論並不能被用來作為闡釋印度外交政策的權威證據和衡量印度外交成果的主要指標，然而，莫迪訪華期間與中方發表的41點聯合聲明中並沒有體現出此前印度媒體和外交人士所希望的重大突破，在邊界問題上雙方的措詞和以往的類似文件基本相同，與印方在訪問前和訪問期間釋放的信號存在明顯差別。
莫迪訪華回國後，並沒有調整以雙邊關係印方所關注的問題的進展作為衡量中印關係發展水平的心態，只是由尋求一次性整體解決調整為每次提出一個問題，不斷向中國表達立場和要求。進入2016年，印度在雙邊和多邊場合對華連續採取外交動作，印度對華關係以問題為導向的姿態更加明顯，「問題外交」的力度和密集度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1、馬蘇德•阿茲哈爾問題馬蘇德•阿茲哈爾（Maulana Masood Azhar）是巴基斯坦極端組織「穆罕默德軍」領袖，該組織涉嫌在2016年1月策劃了針對印度伯坦果德空軍基地的槍擊事件。印度政府隨即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對馬蘇德採取措施，並且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將馬蘇德•阿茲哈爾列入聯合國安理會1267委員會制裁名單。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印度的這一要求進行了多輪技術性擱置。直至2017年初，這一問題仍未取得突破。2017年春季，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安理會再次提出馬蘇德列入制裁名單的要求，仍被中國以同樣手法擱置。
印度對中國的擱置多次表示強烈不滿，批評中國在反恐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並且認為這是中國的南亞政策不平衡不中立的表現。曾有印度前資深外交官對中國學者明確強調，印度認為馬蘇德問題是衡量中印關係是否穩定的關鍵參數。中國方面則強調，馬蘇德問題首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雙邊關係問題，印度需要和巴基斯坦就此問題展開磋商。
中國的態度在印度朝野均引發了反彈，2016年印度排燈節期間發生的抵制中國燈具風波就是印度對馬蘇德問題做出的商業反應。不過，由於中國對印度用於排燈節的燈具出口早已交貨，印度對中國燈具的抵制並不能在實際上影響到2016年中國對印度的出口，充其量只能降低2017年兩國在這一領域的貿易成果預期罷了。
2、印度的核供應國地位問題馬蘇德問題仍然處在僵局當中，印度和中國又在印度的核供應國地位問題上爆發了外交爭議。
2016年6月，印度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下，要求以平等成員的身份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在韓國首爾舉行的核供應國集團年會上，中國拒絕了印度的要求，理由是：一、集團議程上迄未涉及具體「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加入的議題，這次年會的議程也沒有這樣的議題；二、集團關於接納新成員有明確的規定，涉及五條標準，既涉及技術，也涉及政治、法律問題。最主要就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也就是申請國必須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這是一個「硬槓槓」，不是中國定的，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而印度迄今沒有籤署《核不擴散條約》。
除了中國方面明確澄清的原因以外，就當前國際秩序下的中印關係而言，可能還存在第三個原因，即印度方面在年會前高調宣稱，印度的平等成員資格已經得到了美國、俄羅斯等國家的支持，試圖以此形成對中國的外交壓力，迫使中國在所謂國際社會多數意見面前做出妥協。
而這一策略實際上很可能適得其反。原因和多年來印度以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都已經贊同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由要求中國表態支持而始終未果的原因是類似的，從中國在中印博弈中的策略角度而言，印度越是以所謂其他大國都已經贊同只有中國反對為由向中國施壓，中國接受印度要求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原因在於，在這種情況下對印度做出積極回應，根本不可能得到印方的善意回饋，反而會被印度理解為是中國不得不承認現實，並將中國的妥協當作自己的外交勝利。
3、克什米爾和中巴經濟走廊問題在中印圍繞印度的核供應國地位問題發生爭執後將近1個月，印度駐印控克什米爾安全部隊在一次突襲行動中殺死了「聖戰者黨」（Hizbul Mujahideen）的領導人之一布爾罕•瓦尼（Burhan Wani）。印控克什米爾隨即爆發大規模騷亂，印度宣布在克什米爾進行宵禁。9月18日，印度在克什米爾的駐軍營地遇襲，17名士兵被打死。印度指控巴基斯坦資助甚至策劃了這一襲擊事件，印巴軍事關係驟然緊張。印度誓言進行報復並越境對巴控克什米爾區域內目標進行了空襲。之後，印度憑藉自身的地緣優勢的，對巴基斯坦進行外交封殺，直接導致原定在巴基斯坦舉行的南盟峰會流產。
很快，印巴分歧的溢出效應體現在了中印巴關係和中巴經濟走廊問題上。印度公開對中巴經濟走廊表示不滿，不但指責中巴經濟走廊侵犯了印度的主權，而且抨擊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和支持是在資助恐怖主義。
印度不僅在媒體上大肆散播類似言論，而且還在雙邊的一軌和二軌交流中反覆強烈表達印度的這一立場，並將這一立場和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態度相掛鈎。2017年5月中國召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而印度此前數月便以中巴經濟走廊為理由公開表示拒絕參加。
4、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分裂活動和藏南問題嚴格說來，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藏南問題並不屬於印度莫迪政府向中國提出的「外交問題」，而是新德裡在中印關係出現波折時經常採取的報復手段。2016年，印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藏南問題上屢屢打破兩國之間維持多年的慣例。印度慫恿美國駐印度大使前往藏南，總統公開會見十四世達賴喇嘛。2017年4月，印度還高調允許十四世達賴喇嘛前往藏南。
印度在涉華問題上打西藏牌，打達賴集團牌並不罕見，此前的國大黨辛格政府時期，新德裡也一向將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活動作為和中國進行博弈的工具之一。但是，莫迪上臺伊始，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問題上的攻擊性和挑釁性便明顯強於辛格時期，顯示出莫迪政府在這一方面更強的信心和更明顯的企圖。
5、洞郎事件與中印邊界問題2017年5月，中國施工人員開始在中國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亞東縣靠近中印不丹三國交界的洞朗地區進行邊境公路建設，並通過中印邊境會晤機制向印度進行了通報。6月18日，印度邊防人員三百餘名攜帶兩臺工程機械、數十隻槍枝越境進入中國領土，阻撓中國施工人員作業，釀成了洞朗事件。至2017年8月28日金磚集團廈門峰會召開前，雙方對峙人員脫離接觸。但兩國官方和媒體對脫離接觸的條件、過程存在不同解讀，雙方武裝人員在對峙結束後仍在邊境附近駐紮。
綜合而言，2016年以來莫迪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加強硬，提出的「問題」更多，在以解決上述「問題」作為保持中印關係基本穩定的條件方面表達得更加明顯。其對華外交呈現出
「四不」的特點：
其一，
不關心中印雙邊關係的整體狀態，不但如此，還動輒以中方在某一具體問題上的態度將會影響到兩國關係的整體態勢為由試圖對中方施壓。
其二，
不擔心印度的進攻性姿態會招致中方的報復，連續對中方採用壓迫式的外交語言。
其三，
不在乎雙邊關係的對等性質，不考慮中方如果遵循同樣的「問題外交」思維，也能夠提出相應的問題，要求印度做出澄清或者承諾。
其四，
不糾纏雙方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靈活調整「發力點」，印度對中國提出了多項要求，中方基本上沒有給予正面回應，但印度往往並不在具體問題上採取進一步升級的動作，而是在試探出中國的反應力度後，迅速調整方向，選擇新的「問題」對中國展開外交攻勢。
本文選編自作者發表於《當代亞太》2017年06期的論文《莫迪政府對華「問題外交」策略研究》。「澎湃」經授權刊用。為方便閱讀，略去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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