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中了九份的毒了，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已經許久未曾出門，在這些無奈而又孤寂的夜裡，九份就像一朵盛開的黑色曼陀羅花一樣在夢中閃現，那是怎樣的致命誘惑啊，！
九份因金礦開採而生，也因開採殆盡而衰敗，如果沒有意外，九份這座城或許就會沉寂沒落漸漸的消亡。
然而九份卻以她獨特的魅力而活了下來。九份這座山城的第一次復活因為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由陳松勇.梁朝偉等主演，以「阿罩霧三少爺」林獻堂為藍本，講述了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回歸中國大時代之中的一些人的命運起伏。
林獻堂出身臺灣望族霧峰林家，人稱「阿罩霧三少爺」，在日據時代的臺灣林獻堂始終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一生不說日語不穿和服，他大力弘揚中華文化致力於民族運動。然而命運就是如此殘酷的轉折，回歸中國後的林獻堂卻被列入「臺省漢奸」，無奈之下流亡日本，最終林獻堂在他最痛恨的日本客死他鄉，正如黑色曼陀羅的花語「生的不歸之路」。
於是《悲情城市》的取景地九份在我的心中就瀰漫了更多悲情的意味，在命運的不可預知和無可避免的消亡中，個人的命運終究難以逃脫被時代洪流所裹挾，如同九份這座城。
其實我早已知道，
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空間，
那裡封鎖著每一個人的寂寞，任何人都無法闖入，
塵封的記憶之所以無法改變，
是因為它早已喪失。
而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寂寞。
九份的第二次復活卻是因為一個日本人，一部日本導演宮崎駿的《千與千尋》（臺灣譯作《神隱少女》）將九份再次帶到世人面前。而相對《悲情城市》於枯敗中的不甘，《千與千尋》讓這座城市煥發了新的生機與希望，不再迷失終有所獲。
我不知道離別的滋味/
是這樣悽涼，
我不知道說聲再見/
要這麼堅強。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
只要走的方向正確，
不管多麼崎嶇不平/
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於是乎我便心懷希望，期望疫情過去的時候再回到九份，憑窗面海手捧一份九份芋圓，品一品幸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