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貝爾與他的日本弟子合影。
近代日本的大正時代（1912-1926）雖然只有十五年，卻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創造，從政壇到文壇，與前後時代的風氣差別之大，每為後世所驚異。強調和重視個性的培育，提倡人格主義、文化主義、教養主義，成了重要的時代標籤。政壇上第一次實現了政黨政治，與軍部勢力暫得抗衡；文壇上則興起宣揚人道主義的文學團體「白樺派」；思想界則推崇人格的完善和文化的養成；而此時的經濟界也因為歐戰使得資本得以擴張，消費欲望開始膨脹，「今日帝國，明日三越」，帝國劇院和三越百貨作為精神和物質消費的象徵，成為時代一景。與之前注重國家訴求的明治以及之後逐漸趨向國策主義的昭和相比，處於中間階段的大正明顯風尚迥異，因此很多人也將此稱為中間時代——一個在社會各個層面的訴求上具有獨特性或者過渡性的時代。
時代風氣的形成有多重因素，最重要的當然是人的作為。這一思潮的倡導者與參與者基本出生於上個世代，即在明治中期出生，大正開始的年份大多也正是他們結束學業、登上歷史舞臺一展抱負的時候，如文學評論家阿部次郎的自傳式作品《三太郎日記》一時坊間大熱，流行於探索自我價值的年輕人之中，被譽為「青春聖經」。雖然眾多元素促成了他們的思想成熟，不過始終不能拋開求學時代所接受的人文薰陶。明治時代播下的教育種子，終在大正形成「教養」（教育養成）之花。其推動力，不得不提到一位重要的奠基人，那就是德國人拉法埃·馮·克貝爾（Raphael von Kober, 1848-1923），一位被日本人譽為「開啟日本哲學界和思想界之黎明的人物」。
克貝爾的再傳弟子、西洋古典學會的前會長松平千秋（1915-2006，古典學奠基人之一田中秀央的弟子）在學會成立十周年的回顧文章中提到，日本古典學偏向古希臘，這與克貝爾的個人趣味有著緊密的聯繫，畢竟是他最先培養了日本知識人對古典學問的趣味，所以他堪稱「日本西洋古典學之父」。事實上，克貝爾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學問的志趣，這位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並最終客死異鄉的德國人，在當時的學生心目中無疑是學者的典範、學問的象徵乃至精神的燈塔。「當他在校園裡悠然行走時，周圍像是有一種光輝，令人不由生起敬畏之心，默然目送其遠去。」在夏目漱石的筆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富有詩意。「從樹葉間可以看到高高的窗戶，窗腳露著克貝爾先生的頭。旁邊冒出了濃濃的藍煙。我對安倍君說，先生正在抽菸呢！」
克貝爾是明治早期在日耕耘的德國哲學教授之一，從教二十多年，弟子眾多，門下知名者包括文學家、數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宗教學家和語言學家等時代翹楚，如夏目漱石、阿部次郎、魚住影雄、深田康算、西田幾多郎、桑木嚴翼、柿崎正治、波多野精一、田邊元、安倍能成、和辻哲郎、九鬼周造、金杉英五郎、田中秀央（前述松平千秋的老師）等等，皆為各自學術領域的引領者或奠基人。即便是少數夭亡早逝的人物（如魚住），在當時的青年學生中也極有精神感召力。不過，這些弟子並不僅僅促進了德國哲學在日本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在對待學術、學生以及人生的態度上傳遞曾經接受的理念及影響，一方面延續德國先生的精神，同時開啟之後一代的精神世界。在這一意義上，此番素養的薰陶可謂是大正文化形成的遠因了。
「開啟日本哲學界和思想界之黎明的」德國人拉法埃·馮·克貝爾(Rapha-elvon Kober,1848-1923)
無心插柳：克貝爾其人及其渡日
克貝爾生於俄國，但德國是他的家鄉。父親是德國人，職任樞密顧問官，是位宮廷醫生。一歲時身為俄國人的母親過世了，他便由富有文藝教養的祖母撫育成人，在音樂與作曲方面曾接受名家的指導，同時還學習音樂理論、哲學、文學，後入耶拿大學學習。時逢日本明治維新，政府立志歐化，制度建設、國家基建、民風習俗等全方位「文明開化」。首要則是積極延攬國外人才，教育界自然也不例外。此時東京帝國大學的井上哲次郎按例延請哲學教授，克貝爾在其師卡爾·哈特曼（Karl von Hartmann，1842-1905）的推薦下來到日本，時為1893年。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的克貝爾也將這份養料連同德國哲學一併植入了日本知識界的土壤。身為哲學教授，克貝爾通曉多種語言，德語是母語，俄語和法語是第二語言，另有拉丁語、希臘語、英語和義大利語等。在課業傳授上，他除了擔任西洋哲學（哲學概論、哲學史、文學史）課程外，由於古典語言和古典文學是人文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主動講授德意志古典文學，並志願指導希臘語拉丁語等古典語言（古典學）、義務教授西洋古典知識。因為克貝爾並未做長居日本的打算，所以在持續了23年的教學生涯後打算返鄉，不料遭遇一戰爆發。最後因不忍見到荒廢和混亂的故國慘狀，只能無限期地滯留於橫濱的俄國領事館。1923年他在領事館去世，終未回歸故土，時年76歲。
就學識而言，克貝爾可說是位令人生畏的飽學鴻儒，然而他的臺下生活卻令學生對其更加肅然起敬。克貝爾終身未婚，在學生的印象裡是一個「無妻、粗衣、薄食，唯從朝至晚讀書」的純粹學者。淡泊金錢，雖參加音樂會和慈善演出，但均不受謝禮，對貧困的學生則頗為慷慨。生活簡樸規律，書齋生活悠然自得，與學生交流則不拘小節。
據目睹其生活的學生回憶，他素來早起，在等燒水的時間就在書房讀書了，燒好水洗好臉後，則邊看書邊喝咖啡。早餐前後閱讀《聖經》，早餐後會外出；然後午餐和午睡；午後則備課、讀書和彈琴，有時指導學生學習古希臘語。午飯和晚餐的前後一小時練習鋼琴，除了慈善音樂會外，他基本不在公眾面前演奏。五點半是晚餐時間，這是與眾人歡聚暢談的時刻，通常有學生和朋友加入。總的來說，他的生活除了鋼琴與飲食外就是讀書了。雖然交友不廣，但很好客，尤其是對學生。
當時雖然明治政府在制度上已經廢除了「士農工商」四民等級，但人們內心的等級觀念並沒那麼容易消失。但克貝爾對待他人並無貴賤貧富或身份差別之分，對當時身份地位較低的人常常報以寬容和諒解，尤其對底層人的過錯非常寬容。在這方面，漱石的觀察也許是一個解答：在先生的世界裡，「最重要的不過是那種將人與人聯結起來的愛與情。」就這樣，在輕鬆自由、暢所欲言的氛圍中，先生的「陰鬱書齋」顯出一種獨特的魅力。就像深田康算感受到的那樣，記憶裡恰恰是那些滿布灰塵的書本和菸草的混合味道；而在漱石的眼中，先生的房間透著學術的靈魂，「通常洋裝書以其書脊的裝飾，比唐本與和本更讓人想到學問和藝術的華美。」在學生眼裡，這位教授是可親的，也是可敬的。可親是他對學生的和善友愛，可敬是他的紳士氣息和深厚的人文學養。這位德國先生在他的日本弟子心中深孚眾望。「要是到文科大學去，問在這裡人格最高尚的教授是誰，學生就會在提到許多日本教授的名字之前，首先回答說是馮·克貝爾。」自然而然地，德國哲學也隨之在日本學界生根成長，此後乃至很長時間內，日本哲學界儼然成為德國哲學的亞洲分部。
有心栽花：克貝爾在日的批評與教化
身為西方人的克貝爾顯然是因為能夠傳播西方哲學而得到禮聘的，但對當時日本歐化中盲目和膚淺的一面，則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或者這也是學生印象中的「天真、無矯飾」吧！這在漱石的回憶中最為明顯。「每天都目擊那些雜亂無章、矛盾到與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空虛而庸俗的所謂新時代世態」。只是從表象上去引進，而不是從內在本質的研究精神上去探討形式之所以為之形式的原因，這與學習的初心是背道而馳的。
在遺世的《小品集》中，克貝爾記錄了他對當時盲目逐新的批判，其中也包含了所處的大學教育。在學生能得文眼中，克貝爾隻身在日，因為言語習俗不同，基本沒有怎麼融入當時的日本社會。所以，他的「日本」似乎只是大學和去大學的路而已。不過，他也正是從大學這一特別的場所去理解身處的時代，同時也為此時代開出自己的藥方。他認為，所謂的大學，目的在於超越競爭和嫉妒，共同朝著正直、最高的知性、道義、美善以及宗教努力精進。在個性的獨立不羈中具備知性和道義，同時又懷有人文的精神，大學是這樣一些自由個體的結合。對於真誠的人文教養，大學應當積極培育而不是抱著蔑視的態度。
如何踐行人文教養的薰陶，對古典精神的了解和繼承當是首要的入手處，而語言正是精神的重要載體。也許這也是克貝爾自身經驗的一種體悟吧！「先生來到我國的時候，痛感我國學風的輕佻浮薄。」學生回憶，有次詢問克貝爾是否有奧古斯丁的現代譯文，先生反問有法語版本，但為何不學拉丁語呢？當聽到回答日本學生學習拉丁和希臘語很困難時，先生答道，有學生在學。「不懂古典語言，想要理解西方哲學，這是一種淺薄的想法。你至少應該要會讀拉丁文。」克貝爾深信，如果不對希臘做徹底的了解，那是不可能對西洋文明有根本的理解。因此，他不但鼓勵學生學習希臘文，而且屢次建議學校當局設立希臘語的專任老師。明治初期，曾有一段英國哲學風靡的時代，那時密爾和斯賓塞哲學較受歡迎。之後，轉為了德國哲學。就當時的境況而言，古典的重要可說是通過克貝爾樹立起來的。
之所以成為古典，成為自遠古而延續下來的經典，其中必然是因為這些文字孕育著對人間世情常理的一種恆久探索，而這一探索，歷經遠超單個個體生命時間的淘洗，也經歷了不同時代價值觀的博弈。面對這樣一份厚重的「時間備忘錄」，克貝爾並不贊同當時盲目逐新的風氣。在阿部次郎的回憶裡，克貝爾對四處搜羅最新出版物的傾向非常反感。他認為，今天看了明天就忘的刊物只會讓大腦混亂，對腦力來說是一種浪費。還不如好好讀古典，不讀的話就無法建立根本的基礎。「每個人應該研究並且閱讀自己需要的東西，與自己個人精神需要以及傾向相適應的東西。」在他看來，新的東西或者善的東西，無非是舊東西的反覆而已。「那些東西在極古的時代就已經被作者充分述說了。」阿部次郎提到，先生並非是指過去了的東西，而是指在古典中包含了對未來具有創造意義的萌芽。所以，「中世比新還要新（newer than new）」。比新東西還要新的東西，存在於時間上更古老的東西裡。未做反思的追新不僅浮躁，更是一種生命的浪費。
當然真正地去體現古典的精神，根本在於身體踐行。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口若懸河地說食數寶，終究於人於己均無絲毫實益。畢竟，「言教者訟，身教者從」。克貝爾不喜批評他人，但對當時日本大學教授的行為，卻坦率而誠懇地直言。直率、嚴厲亦如德意志人的謹嚴。他感慨，與日本大學教授的交往並不容易，但與學生交往則不是這樣。這些教授們常常避忌西方同僚。「這是事實，但不知為何。」他們和我們坐在一起時，似乎感到緊張，而他們對待本國學生時也製造出一道屏障。克貝爾表示，「總覺得這些日本教授對學生有著畏懼的念頭。也就是說，他們擔心遭到質問，從而被識破智識上的薄弱及其他弱點。」他們維持著空虛的威嚴，迴避室內答疑，而只把走廊和玄關當作接待學生的地方，仿佛這樣的匆匆可以逃避尷尬。克貝爾認為這無非是「怯懦罷了」。
然而，對那些期待知識養料的學生，克貝爾則常常邀請他們來到他的「陰鬱書齋」作智識交流，或者和學生在一起聚餐。在阿部次郎眼中，克貝爾和其他的日本教授不同，他不會八面玲瓏，也不會隱藏自己，不同於說教者，他的生活是自由自在和好惡分明的。就連贈書也是，他會在喜愛的弟子的名字前寫上「給喜愛的某某」，而其他人就只是一個籤名而已，一點都不會顧慮其他學生的尷尬。這無疑是另一種學園！
在金子白夢看來，克貝爾是日本哲學界的恩人，但也是一位「孤獨的聖者」，是一個對當時日本現狀無奈卻又忍不住喃喃自語的人。
人格養成：不可缺少的訓練
「人的訓練是不可缺少的。」克貝爾深感如此，且對身邊的人陷入生活的放縱懷著深深的擔憂。人格是需要養成的，因為一個人並非生到這個世間就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出生為人一開始只是生物意義上的人，真正具有一個人的資格，必然是兼具了獨立和合作兩種屬性。前者表現為不懼獨自直面生活的一切遭遇，後者則體現在積極奉獻於世間，誠懇地以自己的力量助人酬世。這樣的能力、胸襟和素養無疑需要專門訓練，這就是人格的養成。
聖者、賢者、傑出的人必然有深厚的教養，他們的生活基調也是「真正有教養的人的生活」，這是克貝爾所強調的。他強調真正的人是獨立自主的人，超越了恐懼和神化的弊端，而人性可以從根本上擺脫這一弊端。高潔與溫厚的性情，物質享用上的理性節制，平靜和自由的簡樸追求。這些處世目標，在他的弟子、宗教學者波多野精一看來，既有斯多葛學派的謹嚴與認真，又有伊壁鳩魯式的高雅和簡素恬淡。從其個人的經歷來看，這一嚴謹的道德、沉靜的性情以及學術世界的追求也與他充沛的宗教生活有著直接的關聯，「先生不可思議的個性靈魂中綜合了希臘的自由和基督教的虔敬」。但是在這些哲學信徒眼中，希臘的古典哲學思想似乎比宗教更加能引起他們對先生的敬仰。克貝爾雖然在人格的養成上並無特別的宏論，但其以學園生活為基礎的一番春風化雨，成功地喚起了弟子們對高尚和純粹的渴望。自然面前的謙卑，人文化成中的博採眾長，藝術審美與生活趣味的合一，同時兼有一個世外的心靈世界。這是他傳遞給學生的一種理想人生意象，阿部正在其影響下日後成為了人格主義的一位主將。
一個多世紀過去，德國哲學作為日本近代哲學的開篇，已成陳跡。從philosophy的譯詞「哲學」二字的確定開始，日本近代哲學界除了歐陸哲學外，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體系。但到底什麼是哲學呢？是否如中江兆民所發問的那樣，真的是「日本無哲學」嗎？從這位德國先生和日本弟子的交往中，也許我們可以感受到更為豐富和生動的闡釋。阿部次郎認為先生的事業並非是要創立哲學、創立新的學說，而是通過自身來展現哲學到底是什麼，這超越了一切流派，其中心就是「作為自由人去建設生活」。如何對待自我與他人，率直、莊重、自然、高雅、深邃，先生在眾人面前的言行樣貌已經做了很好的示範。克貝爾曾就自己的哲學研究對學生感慨：「真是遺憾，你不是我的讀者。虧我還是為了你們而寫的。我的讀者似乎只有我自己。然後恐怕就是只有譯者了。」確實，克貝爾的哲學教學已成為日本近代哲學史上的一抹舊痕，但此後這群日本弟子們對其精神的延伸可謂是其在日教化的真正成就吧！因為人文教育的本質正在於向善啟明，首要的並非是人為限定的單純學科內容，而是超越於專業之上且貫徹踐行於專業之中的人文關懷、深厚教養以及高潔人格！
朱坤容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