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藍顏知己
© 龐暘／文
劉連增，1989年冬， 龐暘／攝
多雪的冬天，更容易使人懷舊。今日沒來由地想起了他，劉連增。
他早已於1991年故去。如今這個世界上除了他的親人，不會有人還記得他。但不知為何，在這樣一個混沌陰沉的冬日，他的樣子在我眼前卻格外清晰起來。
懷念他，就是懷念八十年代，那個空氣中充滿了活力與希望，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皆可夢想的年代；就是懷念我們逝去的青春。
八十年代初，我和他相識於新成立的「北京電大學刊編輯部」——年輕編輯們都來自77、78級——文革結束後首批考進大學的畢業生。
那時社會上成人高等教育很繁盛，電大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所。說到底，這些成人高校就是為那些被「十年」耽誤、無緣進正規大學的年輕人提供一個亡羊補牢、拿到一個準大學文憑以立足社會的機會。對電大這種遠距離教學來說，教學刊物是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學員對它依賴性很強，我們這些小編輯也樂得做這種助人成才的工作。
來自首師大中文系的我，主編一份《語文學刊》，人大經濟系畢業的劉連增，主編《經濟學刊》，還有一位理工男張平，主編《理工學刊》。我們刊登電大主講和輔導教師的教學輔導文章，同時也有一些拓展閱讀。如我編的《語文學刊》，就刊登過社會上一些著名文學家和語言學家的文章，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胡風的《「寫在墳的後面」引起的感想》，那是他為電大寫的一篇講座稿，因某種原因講座受阻，只好登在我們的刊物上；同時，還刊載學員的優秀作文和我們的點評，給學員一個創作交流的園地。
想來劉連增主編的《經濟學刊》，也會有這樣的拓展閱讀。那個時候經濟界文學界科技界思想界都比較活躍，大家都在拼命吸收各種知識，做各種探索，因為「十年浩劫」欠的債、留下的空白太多太多了，人人都在為將要到來的發展和振興做知識補課；電大學員中也不乏青年才俊，他們來這裡不全是為了混文憑，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真來充實提高的。所以我們辦這樣一份教學刊物，也是一個小小的文化交流園地，有時也會和作者、讀者碰撞出學術與思想自由的火花。
劉連增，中等個，戴一幅黑邊近視鏡，書生模樣；他總是微皺眉頭，一副思考的神情；他很聰明，思維敏捷而健談，天然具有了一種親和力。他抽菸抽得很多，尤其在寫作和聊天的時候，他身邊總是煙霧繚繞。
他年齡比我小几個月，但思想比我成熟。顯然對他來說，電大學刊這個池子太小了，旺盛的精力必然要向更廣泛的社會活動擴展。當時有個叫王通訊的辦了一個「人才學會」，劉連增是這個民間學術團體的骨幹。本職之餘，他成天忙於撰寫經濟學、人才學方面的文章，舉辦各種社會活動。他常利用辦刊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的企業、農村去搞調查。我和《經濟學刊》另兩位小女編輯，受他的感召，也將業餘時間投入到這些社會活動中，自願無償地幫他搞社會調查。下班後，我們常留下向他報告調查結果，還就他提出的問題一起進行討論。
有一次，他風塵僕僕地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跑了一大圈，回來後送給我一對景德鎮的瓷花瓶，還有一大摞社會調查紀實。這些紀實不僅寫了調查成果，也寫了許多旅途中的經歷和見聞。我饒有興味地讀著，看到他怎樣冒雨夜宿雞毛小店，怎樣搭農用車在泥濘道路上顛簸，怎樣在慢車硬座上和農民工聊天……就這樣獲得了對中國底層社會比較深入的了解。
電大學刊的印刷承包給河間縣一家小印廠，付印前，我們常要去那裡做最後的校對和修改。一次碰巧我倆一起去終校，晚上下榻縣城小旅館。小旅館被褥骯髒、蚊蟲叮咬，叫人根本無法入睡，我倆乾脆就坐在那兒，徹夜長談。
那回，他跟我談了他普通市民的家庭，父母文化不高，但都很淳樸。他沒有什麼家世背景，卻有著大的抱負與志向——這也應該說是80年代青年的一個特點吧？他對我說，他正在參與籌辦一個能對中國的社會經濟改革產生影響的刊物，還徵詢我對刊名的意見，是叫《中國農民》、《管理的藝術》，還是其他的什麼?
什麼叫位卑未敢忘憂國，什麼叫做以天下為己任，這不就是嗎，我想。今天的年輕人未必能理解我們那一代的胸懷，可能還會覺得好笑，但那時的有識青年就是這個樣子的。
不久後，這個叫做《管理世界》的刊物終於問世，劉連增擔任主編，離開了電大學刊編輯部。《管理世界》隸屬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編自然就有相應較高的行政級別，按世俗的說法，他是少年得志，踏入仕途了。
當時，社會上出現很多這樣的學術文化類報刊，官辦的，民營的（當然上面都有個有來頭的主管單位），一時間，呈現出百花競開，各領風騷的局面。知識界思想活躍，社會上鼓勵有個性的創新，年輕人對未來滿懷憧憬和希望。
那時候，說得最多的是「民主與法治」，是「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世上本無路，人人都在探路，用一位偉人的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眾多參與「摸石頭」的經濟管理類學術期刊中，就有《管理世界》一席之地。
要論物質，那時候比現在可窮多了，簡易沙發和黑白電視剛剛進入家庭，肉蛋奶等副食還要憑票供應，年輕人結婚湊齊多少條「腿」也不容易。但人們精神上是充實、昂揚的，因為相信社會在向好的方向轉變，只要努力就會迎來更美好的明天。人們就是在為這個希望和願景奮鬥著。
他也提到自己的生活。那時，他正準備和未婚妻結婚，但這個婚姻似不完全出於情願，而是出於「責任」——一個男人對自己應當負責的女人的責任。像他那樣的人，兒女情長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佔比並不大。
令我吃驚的是他對生命的態度。他說，人生的價值取決於其深度、廣度而非長度，如果做到了自己在世界上應該做的事，活到四十歲足矣。
當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這句話，覺得這不過是少年輕狂，隨便說說而已。誰知這話在日後竟一語成讖。
劉連增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離開學刊編輯部的。那以後，小編們各自忙家忙工作，聯繫自然少了。兩年後，在勢不可擋的出國熱潮中，聽說他也辭職，去美國留學了。
日後在美國見到他時，他對我談起當時出國的動機，說，辦那樣一份高端的經濟類學術刊物，難免會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改革中的社會矛盾，有些是難以調和的；自己越是接近高層，越是反感官場的角逐。我覺得他還是一介書生，富於理想主義色彩；沒有權勢背景的平民出身，也會憑添某種坎坷吧。在現實與理想的反差面前，他選擇了迴避和出走。那個時候，中國年輕知識人普遍把眼光投向西方，向西方價值觀尋找出路。
又過兩年，我也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在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劉連增來接，幫我轉機。那晚在機場候機大廳，似乎數年前的情景再現，我和他又有了一次徹夜長談。
當時，國內剛剛發生那件震驚中外的大事，國際上也是波譎雲詭。他跟我談了來美以後的經歷和感受，也談了對中國、美國和世界的看法。
他來美後經歷過非常困頓的時刻，因英語不過關，獎學金被取消，他只好來到紐約打黑工養活自己。他當過飯店招待、賣過報、送過外賣、下海撈過參……用辛苦賺來的錢交學費。他白天打幾份工，晚上上課，就這樣漸漸修了好幾門有用的課程，有了自己的研究課題，並得到某基金會的資助。
他的研究課題還是關於社會經濟改革的，關照的還是中國問題。為此他輔修了一些理工課程，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的方法進行研究。對這些我自然是不懂，只覺得他在美國可能還是學到了一些有用的東西，儘管學的是這樣的苦。
他談起打黑工的經歷，當餐館招待，一個人同時照顧7張桌；下海撈參，有兩次卡在礁石縫裡差點升不上來。更讓我驚訝的是，他剛剛經歷一場車禍，死裡逃生，身上留下長長的傷疤。而這些，他家人並不知道，也讓我對朋友們保密。只差那麼一點，他就這麼悄沒聲地走了？我心有餘悸地想。
但對這些磨難，他都是一語帶過，侃侃而談還是對中、美，對世界各方面的看法，尤其是剛剛發生的那件大事。讓我有點意外的是，與當時普遍存在的憤激情緒不同，他的分析比較冷靜客觀。也許還是在國內辦高端政經期刊的底子，他看問題比常人要深刻一些。可惜我沒能把他的話記錄下來。
我住在巴爾的摩，感恩節期間，有個機會來紐約玩兒，劉連增安排我住在他的住處，他去同學那擠。這是一間和其他兩位留學生合租的半地下室，暖氣半冷不熱，每個人的狹窄房間只能容下一張小床、一個小桌。
一夜大雪，清晨，窗外傳來鄰居鏟雪、掃雪的聲音。室友結伴去大西洋城玩了。劉連增披著雪花跑進來說，今天，咱們去逛逛紐約！
我們遊覽了聯合國大廈、自由女神像、時報廣場、唐人街等名勝，劉連增說，來美兩年了，沾我的光，他還是第一次參觀這些地方呢！
在聯合國總部大會堂，我們看到中國代表團的席位。他對我說，少年時他曾夢想過，長大要到聯合國來工作。如今才體會到「早歲哪知世事艱」道理。
在洛克菲勒大廈前的溜冰場，我們感受到聖誕前濃濃的歡樂氣氛，年輕的滑冰者像燕子一樣輕盈飛快地掠過。但一想到正在遭遇磨難的祖國，我們的心情無論如何也輕鬆不起來。
大都會博物館閉館，沒參觀成。他在超市買了不少菜，施展大廚的手藝，為我做了一頓感恩節大餐。邊吃，他邊勸我也來紐約，說對於沒有身份的中國人來說，只有紐約這樣的地方能找到存身之處。還說，如果我來了，他可以幫我找工作，安頓下來。
那時候凡是到了美國的人，沒有想回去的，再難也要堅持下去——其中很大原因是因為剛發生的那件大事，涼了許多人的心。我就聽好幾位留學生說過，本來是準備學成回國的，可是……
我也在「走」與「留」之間徘徊。對於我來說，未滿三歲的兒子難以割捨，家庭的壓力山大。留下意味著長時間母子分離，這是我難以想像和接受的。最後，我還是下了回國的決心，這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很傻。因為我回國不久以後，美國就給幾乎所有在美中國人發了工作許可，接受他們留美，而我則永遠錯過了這個機會。
當然在我，選擇回國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我從不吃後悔藥。從人生歷程來說，任何十字路口的選擇都有它當時的道理，我們只需把目光投向今後和未來，為明天努力即可。
回國後，我接著幹老本行，還和同事一起創辦了《英語學刊》。誰知就在第二年，正當我準備調到出版社做一名圖書編輯時，傳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噩耗：因某種不知名的急症，劉連增在紐約突然去世了！
我想這可能是誤傳，還輾轉託人打聽過，但終於也不得不信了。惋惜、悲傷之中，想到他曾說過：「幹完在這個世界上想幹的事，我活到40歲足矣」。而現實卻是，他只活了35歲，而且，並沒有幹完在這個世界上想幹的事。
我曾去他家，看望過他年輕的太太和幼小的兒子。一個很安靜的女子，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可憐他，爸爸長什麼樣，孩子可能根本就記不清了。
「出師未捷身先死」，想到他曾經的理想和抱負，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我與這位藍顏知己，相識於八十年代初，相別於九十年代初。那是中國人從噩夢中醒來，開始睜眼看世界的年代；是告別愚昧和專制，開始有了人的意識的年代；是懷著一種純粹的嚮往，為沉痾纏身的祖國尋找出路的年代；是幸運地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想要有所作為的年代；是經歷了大活躍、大進步和大挫折，漸漸歸於沉寂和世俗的年代……對於中國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輕人，那是一個黃金年代；但也是理想之星漸落、開啟了全民拜金社會的年代。
他去世的時間正是一個歷史的節點——在中國，帶有平民色彩的社會改革實驗式微；青年知識分子的救世理想幻滅，大量「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開始被製造。從此中國走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卻把道義、道德、真情等這些東西越來越遠地甩到了身後。
我曾設想過，如果劉君不離世會怎麼樣？也許他會成為一位經濟學管理學學者，在美繼續研究中國問題，但這種研究能起多大作用，卻要打個問號；也許他會被現實淹沒，默默無為。我還設想過，他如果壓根就沒出國會怎麼樣？他也許會被那場政治風暴席捲而去；也許會經商下海，發了大財，但兇吉未卜；也許他會順應形勢，跟著口徑辦刊，成為政經界炙手可熱的人物……但這一切設想，都毫無意義。
對於早逝的藍顏知己，在這多雪的冬天，我只能說：你努力了，奮鬥過了，沒什麼遺憾。一切都是瞬息，都是命運的安排，能在懷著希望的年華走，也許是你的一種幸運呢。
願你在天國得償美好願景！
寫於2020年1月12日，修改於次日
本文由龐暘女士賜稿並提供照片。感謝作者授權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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