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永恆的黑或白，亦非「觀之可親」的米色或精英氣質滿溢的灰，時下，T臺最熱衷使用的顏色有了一張較為新鮮的面孔——靛藍。
在英國《每日電訊報》推介的新季配搭中，模特身著Chanel民族風棉麻夾克，搭配闊腿牛仔長褲，一身靛藍，毫無贅飾，席地而坐眺望遠方的姿態像極了一位瑜伽修行者。備受矚目的設計師品牌Isabel Marant則用灰、白、深藍、靛藍四色拼貼成外套，質地同樣是棉麻。對於設計界新人來說，靛藍也是一個絕佳的突破口，西班牙設計師Marta Marques和Paulo Almeida在中央聖馬丁讀碩士時就以牛仔布呈現畢業設計，「血液中都流淌著靛藍因子」。日前，兩人聯合創立的品牌Marques'Almeida發布新作，無論是否使用牛仔面料，靛藍都貫穿於整個系列中，該系列已入圍2014年LVMH獎的決賽名單。
比之女裝設計師，男裝對靛藍的愛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地球上沒有哪個男人的衣櫃裡沒有一件藍色衣服。」紐約男裝品牌Ovadia & Sons的孿生設計師Ariel Ovadia和Shimon Ovadia如是說。繼推出上半截純白、下半截靛藍扎染的牛津布襯衫並熱賣後，兩人在最新系列中更淋漓盡致地用起了這個顏色，同樣走上這條路的還有Tommy Hilfiger、Michael Bastian、Christophe Lemaire等。靛藍戳中的甚至不僅僅是時裝界的要害，它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家具品牌的設計中。
靛藍旋風所到之處，懷舊話題大盛。藍染植物被人類認知、接受、應用的歷程和軼聞，以及天然靛藍染色這門古老手工藝該如何復興，無不被更多地關注和談起。然而，正因為靛藍種植極為悠久的歷史和幾番流轉的種植地分布，才讓其背後有太多鮮為人知的暗黑故事，並不如靛藍予人的視覺印象那麼質樸天真、寧靜致遠。
19世紀早期，英國所需靛藍的主產地兜兜轉轉又回到印度，以此為生的農民在收穫的季節卻絕非滿懷歡愉——他們不僅需要向計量員支付賄賂（否則計量員稍稍舞弊，農民們得到的就會更少），更重要的是，想要在自己的地裡種水稻，卻被要求非種植靛藍不可。剛剛丟掉美國大片土地的英國殖民者們還沒從土地短缺的危機中緩過勁來，在急於向政府申請屬於個人的土地的同時，更快速奏效的法子便是讓孟加拉農民為他們幹活兒。身為種植園主的英國殖民者良莠不齊，其中固然有受過良好教育、與孟加拉人相處較為融洽的，但更不乏粗暴而臭名昭著之輩，後者用以「收服」農民的手段不外乎毆打和欺凌。
其中有一名種植園主喬治·米爾斯，對於那些不肯為他種植靛藍的農民，他會定期燒毀他們的房屋。1860年，他還設法讓當局通過了一項法令，在種過靛藍的土地上不允許再種稻米。
「我們沒了犁，可我們還得種靛藍，我們幹不過『洋大人』（sahibs）們。他們捆住我們，毆打我們，叫我們深陷苦海。」 彼時應運而生的劇本《靛藍園之鏡》便是一部尖銳揭露靛藍商殘酷剝削靛農的作品。
劇中的頭號惡棍正是以喬治·米爾斯為原型。他們到處毆打、強姦、腐敗，以鼓勵女人賣淫為樂，言語裡夾雜著詛咒。他們差點兒打死了一位農民，由於傷勢過重，這名農民回家後至少要在床上躺上一個月：「先生，你也有你的家庭啊。現在，如果你在晚飯時，突然被投入大牢，這該給你妻子的心靈帶來怎樣的創傷？」痛徹心扉的抗議，換來的卻是種植園主汙言穢語的辱罵和愈發變本加厲、看不到盡頭的強迫勞動，靛藍種植園成了印度社會的火藥桶。
用來機械擊打靛藍染料桶的器械。印度，1877。
著名的「靛藍暴動」爆發於幾周後。在距離加爾各答不遠的巴拉薩特村，示威的農民從四面八方聚攏，數百人數百人地被抓，直到監獄人滿為患。「我們正處於危機前夜」，英文報紙《英國人》（The Englishman）對此惶惶不安，謠言甚至說印度總督的安全將受到威脅。
即便是生活在印度的英國人，對這些種植園主的惡行亦頗多非議。多年後傳教士詹姆斯·朗回憶說，1860年4月，有50多個農民蜂擁在他的窗外揮舞著請願書。他十分同情這些人的處境，更應他們的要求翻譯《靛藍園之鏡》——作者米特拉當時還是一名郵政工人，這部劇本令其日後成為近代孟加拉語戲劇的創始人之一。朗還因為翻譯這部煽動性作品而遭牢獄之災，但此書的英文版本與「靛藍暴動」效應相互疊加，才使靛藍問題的警鐘直敲到大英帝國廟堂。
因靛藍而暴動的歲月，本身就是印度歷史上最動蕩不安的日子：就在幾年前的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已經爆發；1917年，聖雄甘地發起的首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是在比哈爾省組織靛藍小土地種植者，反對英國大地主的敲詐勒索；而再過四分之三世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將徹底土崩瓦解。
靛農的遭遇和抗爭，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著名的《憤怒的葡萄》。《靛藍園之鏡》因為是孟加拉語寫作，影響力自然無法與這部當年在美國「賣得最快、評價最高、爭論最激烈」的小說相比擬，但種植園大園主們串通一氣，不斷壓低工資、壓榨農民的描述又何其相似。「一個承包人坐著雪佛萊新汽車，來宿營地招收摘水果的工人。當諾利斯要求他跟摘水果的工人訂立合同，談好工資時，這個傢伙叫來了一個警察，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諾利斯。工人們表示抗議，那個警察無所顧忌地開槍，結果子彈射穿了一位婦女的手掌。」——《憤怒的葡萄》中不少情節與《靛藍園之鏡》如出一轍，而「葡萄」一紙風行，最後也迫使國會立法資助農民，開始了結束不公正體系的進程。
在《憤怒的葡萄》結尾處，路旁那棵野生天竺葵寄予了作者美好的情懷：連綿大雨後，瘦瘦的天竺葵上竟奇蹟般地「還有一朵遭過雨打的花」，它的花瓣「活像一顆鮮紅的小雞心」，這朵倖存的野花象徵了難民們飽經苦難磨礪卻依舊頑強的原始生命活力。這神來之筆雖是小說家言，但在靛藍世界，卻發生過一個類似的、真真切切的故事：
《顏色的故事：調色板的自然史》作者維多利亞·芬利曾在加爾各答植物園園長桑加帕博士的幫助下，在一片看似毫無希望找到任何靛藍的樹林邊上，發現了靛藍：它很矮，還不到80釐米高，躲在加爾各答植物園那些蓬勃生長的生命之間是如此的不起眼，以至於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人幾乎不可能找到它。它的葉子非常細小，花朵更甚，大約只有1~2毫米大。它被周圍的野草緊緊纏裹著，快要窒息而枯萎。作者和同行的人趕緊上前將那些野草清理掉，以拯救靛藍。
「這決非我兒時夢想中高大的靛藍樹。」維多利亞·芬利說，「在我的童年想像中，高大的靛藍樹有著修長的紫色樹幹，一直升到教堂的天穹。而現實中，它是如此脆弱，卻仍要在那片土地上繼續生長，與野草作著勇敢的鬥爭。儘管細小，卻是孟加拉歷史的一份遺產。」——就像那些靛農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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