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4日，在文學系「小鳥巢」陽光廳，由文學系張民老師、劉德瀕老師主持的精品課程《影視策劃經典案例分析》邀請了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的編劇何可可、華瑋琳。兩位編劇老師面向文學系2018級策劃本科與2019、2020級策劃研究生及第25期文學系進修班的學員，針對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的前期策劃、劇本創作等相關議題進行了深入而多元的分享、交流與互動。
影片簡介
片名：《我和我的祖國·奪冠》
導演：徐崢
編劇：華瑋琳 何可可 布魯魯夫 徐崢
主演：韓昊霖、吳京、樊雨潔、馬伊琍、劉濤、徐崢等
類型：劇情
時長：18分52秒
總製片人：黃建新
出品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聯瑞（上海）影業有限公司等
上映時間：2019年9月30日
故事梗概
該片聚焦1984年與2016年兩次中國女排奪冠的歷史瞬間，講述了小男孩冬冬為了幫一眾鄰居扶天線觀看裡約奧運會女排奪冠賽直播而錯過了與好朋友小美告別，最終二人在多年後又溫馨相遇的故事。
播映情況
《我和我的祖國》以31.69億的總票房創造了主旋律電影的票房奇蹟，開啟了「集錦式」拼盤電影的新篇章。其中，由徐崢執導的短片《奪冠》緊扣「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的十二字方針，生動展現了中國女排奪冠舉國同慶的巔峰時刻，巧妙地以小人物反映出永不言敗的女排精神，倍受觀眾好評。該劇獲得第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獎，第33屆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
對談內容
主持人：《我和我的祖國》是建國70周年的獻禮影片，這種影片操作起來難度非常大。既要有歷史的真實感，真實的歷史事件，又要有藝術的虛構，最大限度地發揮電影的光影魅力；既要找出1949年建國到現在，共和國令人難忘的瞬間，又要迴避了一些歷史敏感時段。這部影片的總出品人傅若清先生曾經介紹說，項目的決策層與7位導演多次開會磋商，大家翻各種史料和共和國大事紀，最後確定了10來個歷史事件作為背景由導演們認領。今天主請兩位老師從策劃的角度談三個方面的問題：領任務，策劃與劇作的過程，《奪冠》短片的製作過程，再順便談一談《我和我的家鄉》中的《最後一課》。
何可可：做《我和我的祖國》和《我和我的家鄉》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意外事件。徐老師（徐崢）以前以拍商業喜劇為主，比如《泰囧》、《港囧》、《囧媽》等。至於《我和我的祖國》這部主旋律電影是命題作文。2018年11月份的一晚，徐崢突然打電話給我，說電影局決定要做一個拼盤電影，叫《我和我的祖國》。當時凱歌導演希望做一個小切口的故事。所謂小切口，就是大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比講大事件裡的大人物更符合現在觀眾審美訴求。更能讓老百姓喜聞樂見，沒有距離感。所以這個原則是首先確定下來的。至於各個故事的具體內容，是交給導演們自己構思的，電影局並沒有給我們準備一個備選故事庫。
我在徐崢公司負責組織各個電影項目的選題策劃和劇本創作，所以策劃出故事的任務就落到了我和我的部門的頭上。我們得策劃出一批備選故事來供徐崢導演判斷和挑選，當然，一旦選定某個故事，他本人還會親自參與對故事的調整。我們當時的第一步工作是梳理從開國大典之後一直到當下所有的歷史大事件。綜合考慮下，我認為女排五連冠這個事件比較合適，因為我感覺它最容易讓年齡大一點的觀眾產生情感共鳴。
我上中學時正趕上女排比賽，老師從家裡把電視機搬來，讓全校的寄宿生一起看直播。我個子矮，擠不到前面。當時人人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民族情緒，有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這種情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無論是題材、表達和思考都是在適應這種訴求。這是一個摸索的結果，現在事實證明觀眾接受還不錯，票房也比預測的高。
華瑋琳：要從建國後選擇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講述普通人和事件的關係，從無到有，時間比較緊張。徐導的需求是以小見大，角度要新穎，能真正讓普通觀眾產生共鳴。剛開始頭腦風暴，大浪淘沙，大家一起各種看資料，拋想法。真正的難度在於重要情節不能虛構，又要兼具戲劇性和可看性，還要體現導演的風格特點，我們團隊很久都沒找到滿意的故事。
看資料的時候，有些關於女排的個人回憶引起我們的注意，都是當事人自己的回憶，比如大家聚在一起看女排比賽，萬人空巷，就為了等待一個冠軍。小到工人、售貨員，大到科學家、政治家，都是一樣緊張，特別可愛。在80年代初期，這是一種神奇的氛圍，女排成為一種精神是屬於那個時代每個普通老百姓的記憶。資料中，有條回憶我覺得很有趣，說是那時候電視機少，天線接觸不好，看個比賽要爬上樓頂調整天線，還要扶著，一動就飄雪花。那麼，如果為了大家看比賽，有個小屁孩被困在屋頂扶著天線呢？他自己看不到怎麼辦？會不會委屈？會不會哭鼻子？於是就有了這個想法。
何可可（左一）華瑋琳（右一）
主持人：徐崢導演是上海人，他對上海弄堂裡的生活很熟悉，你們的故事創意一提出來，他一定非常有感受。
何可可：第一個提出「小孩扶電視天線」這個核心創意的是華瑋琳。在確定女排的選題後，我們圍繞著中國女排的故事內核，提出了大概有十幾個故事。而小華老師的關鍵貢獻是提出要寫小孩上房頂扶天線。小男孩給小女孩送禮物的平行故事線，是徐老師自己提出來的，因為他本能地覺得需要讓扶天線的這個動作有一個時間上的壓力，增強戲劇衝突。這當然是對的，實際上的效果也很好。而我做的貢獻是提供判斷，並在搭建故事的過程中幫助調整節奏和細節。還有一個跟組編劇（布魯魯夫）在現場根據拍攝需要對劇本做微調。所以，整個作品是團隊合作完成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最終選中了小華老師的故事呢？第一，它的切口小。故事越小越好。現在回過頭來看《奪冠》是7個故事中切入點最小的。第二，小的故事容易讓觀眾從他的日常生活經驗裡找到共情點。不管你對女排當年三連冠，萬人空巷看女排的盛況有沒有記憶，你一定有過小時候想跟一個人表白心裡小鹿亂撞的經驗，再加之種種原因讓你做不到，那種沮喪和失落，是真正的共情點。只要觀眾能理解這兩件事，這個故事就有成立的可能性。我們通過小男孩的內心糾結和情感碰撞，把女排精神對群眾的巨大影響展現出來了。
當時的整個社會氛圍是國門打開了，人們看到了世界的真實面貌，「我們很窮，我們不行」。後來隨著改革開放，我們覺得一切皆有可能，所以84年女排拿到世界冠軍證明了「我們中國人也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會產生特定的群體心理。我們把這種特殊性和人之常情結合起來，讓大家既看到小男孩的兩難，又看到群眾對女排的熱情，最終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核心創意的緣起。
華瑋琳：故事整體氣氛和大思路是團隊一起決定的，主要是徐老師和何老師。徐老師一開始帶領我們「解題」，要注重「我」，要讓「我」能夠輻射到更多的「普通人」，而不只是在歷史環境當中的重要人物。冬冬這個人物對於女排奪冠這個大事件來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在那一天裡的所作所為，他的情感，卻能代表一種共性。所以我們認定冬冬扶天線挺有意思，符合整部電影要表達的東西，而且動作性特別強，戲劇性也特別強。
主持人：一個小細節，跟整個社會的背景氣氛全都接上了。
何可可：徐老師提出要加個小女孩，我們幫著設定了小女孩的背景。他的父母是誰，他有什麼問題，徐老師提出要給這個男孩一個兩難的選擇，要讓他付出代價。這好像是徐老師的親身經歷（笑）。
華瑋琳：那個年代去美國是件大事，基本上去了就很難再見。但起念是關於青春懵懂，這種想說不敢說的情感是徐老師提供給我們的。我們一起看了一些紀錄片，小孩子第一次要跟喜歡的人表白的瞬間特別動人、特別真摯。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點作為冬冬的障礙，是他要付出的代價。後來，何老師提出冬冬的爸爸應該是一個電工。這與徐導和何老師的經驗有關係，細緻到當年電工是怎麼工作，穿什麼服裝和鞋子……參考了很多資料。到了劇本階段，徐導做判斷和調整，我和何老師執筆。
何可可：一開始，我們寫了一個特別長的劇本，對話比較多。徐導認為，《奪冠》本質上是一個動作性強的短片，節奏更重要。徐老師提出來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擺卡片。把每個人的動作寫在卡片上，在一張大會議桌上擺開。我們反覆調整這些卡片的位置前後關係，尤其是幾條情節線平行交代的時候的那種結構關係。這樣做下來，果然在節奏和邏輯上都好很多。我覺得這個方法大家以後做故事的時候也可以試試。
主持人：成片中最後一場戲成年的冬冬和小美，吳京和馬伊俐喜相逢的那一場，很明顯，看起來像是後加進去的，我猜是這樣的。原劇本是這樣的結尾嗎？
華瑋琳：原劇本結尾是冬冬沒追上小美，在爸爸懷裡哭泣。
何可可：後來劇本報送到電影局，好像是要求加一個尾聲部分。於是我們寫了一個尾聲，多年以後，成年冬冬和小美在曼哈頓時代廣場相遇，此時大屏幕上的新聞播報女排再次奪冠的消息。這場戲其實是整部短片最先完成的，因為劇本完成以後，真樂道先拍的是《囧媽》，《囧媽》反正也得在紐約取景，於是就順手把《奪冠》的這個尾聲先拍了。但後來因為國際關係變化的原因，這個結尾沒用，準備在上海按照原來的內容重新拍一遍。但是在建組拍攝《奪冠》的過程中，徐老師看了一些剪出來的片段以後，覺得表現力已經夠了，不用那個尾聲其實對觀影感受也沒什麼影響，於是就放棄了重拍尾聲的計劃。但初剪版本送到電影局，領導希望出場明星越多越好，希望我們還是補一個尾聲，於是就在北京搭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一些的內景，補拍了現在公映的這個版本的尾聲。所以，這場戲雖然確實是殺青後補拍的，但其實它的意思本來在劇本裡也是存在的。
主持人：說起上海的弄堂，我覺得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裡加這樣一個童年的故事來表現女排這一重大的社會事件，特別巧妙。從拿到命題到劇本開拍，項目時間安排是怎麼樣的？策劃花了多長時間？做了幾稿劇本？
何可可：從徐老師第一次跟我聊這事，開始組織做策劃，到我們確定寫一個小男孩扶天線的故事，中間大概半個月。劇本初稿半個月左右寫完，之後調了有一、兩個月。前三稿是比較重要的，後期都是微調臺詞。對了，大家以後看到徐老師署名編劇的片子都意味著他真的是編劇，他真的參與了所有的劇本討論會。像《囧媽》，故事的種子是他提出來的，一直到最後，每一次劇本討論會他都參加，雖然他沒有執筆碼字兒，但是他會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或者修改方案。《奪冠》這部短片的文學劇本，至少改了12稿，劇本圍讀了有四、五次。所謂圍讀，一個字不落地讀一遍，大家有意見就停，有什麼想法，什麼感覺，就立即討論。所以他對劇本的要求非常細緻和落到實處。我們現在的作業流程和過去製片廠時代有點像，遵守一些行之有效的傳統工作模式，除劇本圍讀之外，也會做田野調查和體驗生活，不會像社會上有些項目，有初稿就開機了。
主持人：《奪冠》是一部非常優秀的短片，那麼，短片和長片的創作區別是什麼？短片劇本創作過程中的難點有哪些？
何可可：我個人覺得短片比長片難寫。因為短片給你的故事空間很小，你必須短平快，在單場戲裡實現最大的表現力，這對劇作的要求很高。就像一部長片電影和一個電視劇的區別一樣，電視劇有很大空間可以發揮，但電影是凝練的藝術，需要在單場戲裡邊把表現力做到極致。限制產生美，短片給你的空間非常狹窄，所以你要濃縮化的去表現，非常精心地去控制節奏，控制細節的表現力。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短片也需要起承轉合，也需要開端發展高潮。短片和長片的區別很微妙，我指導過數百個短片作業，短片有特定的「短片感」，它結構裡面內在的戲劇空間不一樣，所以長短片各有各的原則，一個能拍好長片的導演未必能拍好短片。
主持人：《我和我的家鄉》也是一部短篇集錦影片。你們的《最後一課》再一次受到好評。
何可可：電影局在去年《我的祖國》大獲成功之後，有了做《家鄉》的想法。這次要求更具體：第一，故事必須是以十八大之後作為背景的，要有當下感。第二，做喜劇。分成東南西北中五大區域，五個導演每人去表現一個區域。因為徐崢是上海人，所以就領了「東」。我們搜集了十八大以後發展比較好的東部鄉村的資料給徐導，隨後就選定了浙江省淳安縣的下姜村，這是最終我們的取景處。鄉村的發展真的特別好，我們所有的景都是實景，除了那間92年的教室。關於故事的形成，一個老人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感知鄉村的變化，這是華瑋琳提出的，這個老人身患阿茲海默症是徐老師提的。老人的身份是當年在這裡教書的鄉村教師，這是另一位編劇布魯魯夫提出的，所以這次還是真樂道團隊的一次集體創作。
華瑋琳：我們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去實地採風，與當地的農民村幹部交談，填充了很多的細節。我們希望把情感做得儘可能樸素。一個鄉村教師對學生的掛念與希冀，這個情感是極其樸素和通俗的，這樣一來才打動了那麼多觀眾。
何可可：我記得第一次在公司放映樣片的時候，我自己都看哭了。
華瑋琳：我也驚呆了。
何可可：說實話，《最後一課》的劇本沒有那麼強的表現力，不如《奪冠》構思精巧。作為一個電影故事它並不新鮮，但是它勝在情感樸素，勝在情感上的最大公約數，找到了一個跟觀眾進行情感溝通的橋梁。
製作過程中，我們經歷了一個特別痛苦的過程。電影局要求每一個片子必須壓縮到30分鐘之內，我們的粗剪版要長出來很多。我跟徐老師、攝影指導曹鬱老師一起在調色機房看過一個34分鐘的版本，當時我感覺沒法再壓了，30分鐘之內實在做不到。
主持人：在今年疫情期間，徐崢導演率先把一個春節檔的戲在網絡平臺播出。雖然引起一些風波，但很多人認為這種抉擇特別正確。今年春天，全國電影觀眾都沒辦法進電影院，一方面這是一個中國人傳統的合家歡時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疫情的困境，觀眾此時需要一部輕鬆的電影疏解悲觀的情緒。
何可可：網絡平臺播出的動議不是徐崢提出的。應該是字節跳動主動向投資方提出想買這部電影，投資方也已經在跟字節跳動談判細節了，然後來徵求徐崢的意見。徐崢說，第一，投資方問他，這是尊重導演，但這方面的事務不由導演來決定。第二，如果要賣給網站，他只有一個希望，網站給觀眾播映的時候不要收錢。就這兩點，他並沒有參與這個過程的細節。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在海南陪伴家人，突然手機接到一個消息，說《囧媽》賣給了字節跳動，我的第一反應是假新聞。後來才知道，此前字節跳動本來就想買一部大體量的電影作品放在網上吸引流量，所以才能跟投資方一拍即合，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迅速完成了收購。
同學：老師，我想問一下，您說徐崢老師是一個很能把握當下命脈，挑選題材非常準的一位導演，那麼他在挑取選題來確定影片項目時有哪些技巧？
何可可：我覺得，徐崢他本質上是一個「俗人」。「俗人」是指他極其聰明，他的「俗」在於他和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是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的。他永遠把自己放到一個普通人的位置上去感受生活，所以拿到項目時，他就會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觀眾，我看到這樣的故事，它會不會打動我？這個故事和人物是不是我關心的，我能不能從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這是他做項目非常重要的前提。他絕不會去做一個他自己感覺不到的項目，在藝術上他不會去刻意追求高絕，他永遠想的是最樸素的情感，最樸素的表達。
華瑋琳：徐老師看片量很大，特別會把握當下的新動向新趨勢。比如說，徐老師很早就開始關注抖音，他認為這是未來的趨勢，他對時代的脈搏感受力非常強。
同學：在短視頻、遊戲這種即時刺激的影響下，觀眾看劇都倍速，觀眾越來越沒有耐心了，所以《祖國》的成功意味著拼盤電影的敘述形式是一種發展趨勢嗎？
何可可：不是，我覺得再多，觀眾會煩的。看《祖國》大家覺得有新鮮感，所以又有了《家鄉》，但是我覺得觀眾老看拼盤電影是會膩的。而且拼盤電影它的單個短片信息承載量和情感表達的豐富度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精準度和瞬間爆發力很強。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是覺得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長片仍然會是主流電影的結構形態。
同學：涉及到真實歷史人物，或者是歷史事件的故事創作，我們發揮的空間或者尺度在哪裡？
何可可：這個得看你描述的人物到底是誰。如果不是領袖人物，我的個人建議就是離真實人物遠一點，別拘泥於原型本身，不然會適得其反。你只需要選擇他身上最好的部分，很多真的東西是在虛構裡產生的。藝術表達和真實之間是有區別的。真實是藝術作品的一個很重要的要求，但不是最高的價值。或者換句話說，人物心理邏輯的真實極其關鍵，至於外部事件的真假與否，不是一個作品成功與否，或者說它的藝術價值高低的重要標準。
主持人：我們要特別明晰一件事，要區分開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藝術真實是一種生活的可能性，是一種生活的變通性，而一個電影真正打動人的不是追求真實，我們也不去追求它的認識論的價值。那電影追求什麼？電影追求審美。美的電影，感動人的電影，那是我們最後的訴求和目標。
本期活動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節選
整理：劉臻、張遠旭、陳聆、姜行建、洪潤澤、袁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