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8年3月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不斷升級並愈演愈烈。川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造成了中國對美國的不公平競爭優勢。西方學界將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定性為「國家資本主義」。從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出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西方世界構成了重大威脅，由此形成了「中國模式威脅論」。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競爭」的視角來看，當前的中美貿易衝突實質上是兩條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競爭激化的結果，是冷戰時期東西方基於對立的意識形態所進行的「制度競爭」歷史延續的產物。
自2018年3月以來，美國挑起的對華貿易戰不斷升級並日益激化。從當前的態勢看，雖有轉機但仍前景不明。作為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引起了全球的廣泛關注。川普政府發動這場大規模的貿易戰所宣稱的主要理由則是，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造成了其對美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西方世界將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定性為「國家資本主義」。從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出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西方世界構成了重大威脅，因而形成了「中國模式威脅論」。基於「制度競爭」的視角，筆者認為當前的中美貿易衝突是兩條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競爭激化的結果，是冷戰時期東西方基於對立的意識形態所進行的「制度競爭」歷史延續的產物。當前國內學界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主要基於中國與國外兩個視角開展的，但鮮有將中美貿易衝突與中國發展模式（簡稱「中國模式」）相結合的研究。本文利用美國政府相關文件、國內外報刊資料以及相關學術文獻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究，以加深我們對當前中美貿易衝突的認知與理解。
一、「中國模式」的「不公平」競爭：中美貿易衝突的美國論據
2018年7月6日，川普政府正式批准對中國輸入美國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25%的進口關稅。為了捍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立即決定實施與美國對等的反對美國加徵關稅的措施。中美貿易戰自此正式爆發，並呈現不斷惡化態勢。從川普政府高級官員的言辭及美國官方文件來看，美國發動貿易戰的主要依據是源於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公平競爭」。這種「不公平競爭」是世界貿易組織無意以及無力應對的，因而美國必須採取世貿組織之外的行動。
早在2017年9月18日，當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就指責中國扭曲了國內及世界市場，聲稱中國對世界貿易體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並暗示將採取世貿組織之外的方式來應對。他說：「（中國）發展經濟、進行補貼、創建國家品牌企業、強制技術轉移，以及扭曲中國與全世界市場的這種相互配合的大規模活動，構成了對世界貿易體系前所未有的威脅。」他認為，世界貿易組織並沒準備好應對這個問題，因為「世貿組織及前身『關貿總協定』並不是旨在成功管理如此規模的重商主義。」因此，美國「必須找到別的辦法來保衛我們的企業、工人、農民以及我們的經濟制度。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辦法確保基於市場的經濟制度佔據主導地位。」他強調美國必須採取主動糾正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必須動用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使從事非經濟性的行為付出高昂代價，說服我們的貿易夥伴公平地對待我們的工人、農民與牧場主。」
萊特希澤的言辭暗示美國是自由市場制度的捍衛者，而中國政府在操縱國內外市場，奉行的是「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因而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是不公平的。換言之，正是因為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扭曲了國內及世界市場，所以美國必須採取世貿組織無法採取的單邊行動。依此邏輯，2018年1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中國大陸履行世貿組織承諾情況的報告再次指出，世貿組織規則不足以制約中方扭曲市場的行為，美國支持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是個錯誤決定。需要注意的是，當萊特希澤發表上述演講前一個月，川普已於2017年8月14日正式授權他進行關於中國強制性技術轉移問題的調查。
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301調查」報告認定，中國政府關於技術轉移的行為、政策及做法是不合理與歧視性的，增加了美國商業的負擔或限制了美國的商業發展。該報告突出強調了中國政府在強制性技術轉移問題中的作用。報告稱，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文件顯示中國雄心勃勃的與技術有關的產業政策目標。中國尋求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並轉向產業價值鏈的上遊，即從低成本製造走向「全球科技創新強國」。這些產業政策反映了中國自上而下、國家指導下的技術發展方式。報告認為，中國政府針對美國技術轉移的行為、政策及做法是其意欲成為先進技術及戰略性部門的領導者的戰略要素，因為出於經濟及國家安全的原因，中國認為技術發展對經濟發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尋求在大量的技術領域獲得國內主導及全球領先地位。其中，「中國製造2025計劃」正是中國成為世界先進位造業領導者戰略的一部分。報告稱，通過各種手段獲得外國技術正是該計劃的主要重心。中國技術活動的重要部分是，通過中國政府不合理與歧視性的行為、政策及做法來獲得外國技術，而這造成了美國商業負擔的增加或美國商業發展的限制，但它成為推進中國產業政策目標多種戰略的一部分。報告認為，中國政府的這些行為、政策及做法涉及廣泛的經濟部門，且通過各種國家行為體或國家支持的行為體來實施的。這份報告凸顯了美國對中國國家主導的技術發展戰略的擔憂，並成為隨後美方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主要依據。在該報告發布的同一天，川普籤署總統備忘錄，依據該調查的結論，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
2018年6月18日，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美國經濟復興」的演講時，美國新任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重彈「301調查」的論調。他說：「…我們正對外國損害美國的各種做法採取強硬措施。無論是通過智慧財產權盜竊，還是通過強制性技術轉移而威脅我們的技術領先地位，我們正在努力確保保護美國的產權。今天人所共知的是，中國是主要的盜竊犯。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盜竊行為。…這是不公平的競爭。」他還以鋼鐵與鋁製品行業為例指責中國向美國的傾銷行為，並污衊中國經濟是一種「掠奪性的經濟」（predatory economics），聲稱中國政府是「當前與全世界對著幹的最具掠奪性的經濟政府」。同萊特希澤一樣，蓬佩奧強調了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特殊作用。
蓬佩奧還特別談論了經濟發展的「美國模式」的前景。他說，「我們的經濟具有活力的性質具有啟示意義。它啟示著全世界的其他國家。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沒有接受我們的模式。坦率地說，今天有一些最成功的經濟體還沒有接受我們的模式，但我有信心他們會接受的。他們會這麼做是因為資本主義和美國的活力對經濟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你可能短期內可以避免這種模式，但最終這種活力、創造力以及隨著而來的創新只有在美國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才可能產生，因為在這裡人人享有成功所需的公平與機會。」顯然，蓬佩奧是基於與極具競爭力的「中國模式」的比較來談論「美國模式」的。他所提及的「一些最成功的經濟體」顯然指的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基於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他深信奠基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模式」必將勝利，終將在全世界得以普及，因為「集中權力制定的經濟政策會削弱自由市場創造財富的能力，抑制企業和消費的成就。」顯然，他暗示的是國家權力主導的「中國模式」違背市場經濟的規律，最終不會具有持久的發展前景。
談到非洲經濟時，蓬佩奧明確談到「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競爭，並再次表達了對經濟增長的「西方模式」的信心。他說：「眾所周知，如今各個大洲都令人嘖嘖稱奇。當它們的經濟規模很小的時候，它們能以每年以8%、10%甚至14%的速度增長。這並不稀奇。如果我們能正確貫徹眾所周知的權利、法治、產權等等這些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理念，我相信這種增長將以更像「西方模式」而非「中國模式」的方式發生。」
2018年7月26日，在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會議上，美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丹尼斯·謝伊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無端指責。本次會議的第六項議程是討論美國提交的一份關於中國經濟模式看法的文件。謝伊在會上發言稱，「在我們向本次會議提交的文件中，我們關注中國的經濟模式，該模式已被證明特別具有貿易破壞性。」他認為，「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並沒有全面執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和做法。事實恰恰相反，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不斷增強。」發言中，謝伊在對中國的經濟體制進行定性時使用「中國經濟的非市場性質」這一企圖歪曲事實的概念。顯然，正如中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張向晨所言：美國此舉意在「採取混淆視聽的手段，把中國妖魔化，將美國單邊主義措施歸咎於所謂的『中國破壞性經濟模式』，試圖煽動不明真相者或害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打擊的國家把矛頭指向中國，以轉移國際視線。」
正如《求是》刊文所指出的，「美國發動對華經貿戰的一個所謂說辭，是給中國的經濟體制貼上了一個並不新鮮的標籤———『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是一個國家主導的實行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經濟體，其主要依據是中國實行國有經濟、政府干預、產業政策，等等。」針對近些年來中國企業去美國投資屢遭不公正待遇，2011年11月的《人民日報》曾評論說：為了讓掛在嘴邊的「公平競爭」更像那麼回事，華盛頓不僅把中國發展模式曲解為「國家資本主義」，並將矛頭直指中國企業的「國家後盾」。對重視利益得失與經濟外交的川普政府來講，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對基於自由主義的世界市場的嚴重扭曲，從而造成了對美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而這是一種「掠奪性的經濟」模式，對美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利益造成了嚴重損害。因此，「中國模式」的「不公平」競爭成為中美貿易衝突的美國論據。國內學者孫立鵬亦認為，「中美經貿博弈已經上升到模式制度之爭。」
川普政府認為，中國的發展依靠的是不公平貿易與侵犯美國的智慧財產權，這將對美國霸權地位構成最大的挑戰。現任白宮貿易顧問皮特·納瓦羅出版的著作《致命中國》，更是誣稱中國用不公平貿易手段瓦解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造成了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前白宮首席策略師與總統顧問史蒂芬·班農也聲稱，憑藉自身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中國獲得了驚人的發展成就，並最有潛力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國家。然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與西方差異甚巨，因而，中國成為世界霸權將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造成巨大災難。所以，他力薦西方社會應該聯合起來，儘早對中國的發展實行全方位遏制。因此，川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戰只是一個虛偽的藉口而已，其真正用意在於遏制中國的發展。
二、「中國模式」的西方形象：「國家資本主義」
眾所周知，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當代中國走上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新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道路的成功實踐，不僅創造了經濟長期快速發展的「中國奇蹟」，而且使造就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中央編譯局俞可平教授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國內學者沈雲鎖從發展道路和經驗的角度定義「中國模式」，認為該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道路或發展經驗，是從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視野來看待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也稱為「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因此，「中國模式」本質上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模式」決不是西方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自2004年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基辛格諮詢公司常務董事的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北京共識」以來，西方關注中國發展問題的學者提出了諸多描述「中國模式」的術語。中國香港學者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中總結了英語文獻描述與評論「中國模式」的術語（包括少量的漢語術語），如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威權資本主義或專權資本主義、新威權主義或新專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特權資本主義、黨國資本主義等等。從這些描述「中國模式」的術語本身來看，在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模式」本質上是現代化的「西方道路」，即一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這一發展模式又迥異於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因為「中國模式」的突出特點是一個強勢政府的存在，國家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一些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模式」就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國內學者劉愛武總結道：國外學者的「這些觀點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都否認中國模式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撰稿人崔宇說，「現階段的中國模式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如說是政府控制和幹預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美國政治學家伊恩·布雷默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把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有機結合起來。」但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並不是平等的關係，「看不見的手」要受到「看得見的手」的制約。亦即，在國家和市場的關係上，不是市場說了算，而是國家說了算。他總結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為了國家的政治目的而支配市場。」前西班牙駐華使館商務參贊、西中企業家委員會主席恩裡克·凡胡爾（Enrique Vanhoul）也將「中國模式」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他將「國家資本主義」界定為一種國家政權對經濟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經濟體制。國家政權的作用不局限於提供補貼和監管。雖然市場具有中心地位，但國家扮演的是一個「領導者」角色，確定經濟優先發展方向和目標，引導經濟體制向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向發展。
國內學者朱可辛指出，國外學者故意不去關注「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在談論「中國模式」的內涵及特點時，國外學者很少分析它的制度層面。朱可辛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制度的建立代表著理念的實現，但在多數西方學者看來，構成中國制度的價值理念不同於西方本身的價值理念。因此，對「中國模式」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議論紛紛出現，並使「中國模式」與西方的價值體系對立起來。筆者以為，中西方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認知差異，根源於各自意識形態與價值理念的巨大差異，特別是對「民主政治」的認知差異。如果說中國話語體系中的「中國模式」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那麼在西方話語體系中這一發展模式經過西方價值體系的過濾就變成了一種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簡化為下圖，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種曲解產生的邏輯過程：
中國話語中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市場經濟+國家調控+漸進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資本主義+國家幹預+政治壓制=國家資本主義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經濟層面是市場經濟與國家調控的結合體，在政治層面奉行的是漸進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發展模式，那麼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學者在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指引下如下的理解過程。首先，他們會將中國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資本主義現象，因為他們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根本對立的。其次，他們會將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看作政治專制主義下國家對市場的強力幹預與操縱，因而是對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意義下的市場的嚴重扭曲。再次，基於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標準（在「歷史終結論」者看來也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標準），西方學者會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是一種非民主、反民主的政治發展模式。用《澳大利亞人報》亞太新聞主編羅恩·卡利克的話來講，「中國模式」就是「經濟自由加政治壓制」。由於符合西方主流價值體系的口味，卡利克的觀點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支持，「經濟自由加政治壓制」遂成為對「中國模式」內涵廣為流行的理論概括。
劉愛武認為，西方學者從來都沒認為「中國模式」代表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都否認「中國模式」的興起代表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甦。他們都視「中國模式」為資本主義模式的另外一種形式，並認定其對自由資本主義構成挑戰。他們依然把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等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把宏觀調控、國家幹預看作是專制主義。同時，他們總是否認中國的民主。在他們看來，「中國模式」推翻了經濟發展與政治進步相互推動的基本邏輯，因為中國是在「政治壓制」的前提下實現了經濟的增長，並且經濟的增長沒能推動民主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其實，這是一種極端片面的看法。中國在實現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民主政治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只不過，基於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念，中國的民主政治概念自然迥異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國內學者張飛岸對西方否認中國民主進行了解構性解釋。他認為，在二戰後建構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論的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掩蓋了自由民主發展的歷史。它們將實現自由民主的社會結構條件、民主制度內含的平等價值以及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相關性統統剔除，從而將自由民主描述為一種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以多黨競爭性選舉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體模式，並且宣稱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資本主義和多黨競爭性選舉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稱為民主制度。這一理論建構將社會主義無論從價值還是制度層面都置於了民主的對立面。
既然中西方對「中國模式」的界定只是迥異的價值觀念導向下不同認知的結果，那麼同樣基於市場機制的「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到底有什麼不同呢？眾所周知，引入市場機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誌。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始於1992年黨的十四大。鄧小平關於市場經濟中立性的界定，消解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屬性，從而使市場經濟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在市場經濟中立性的語境下，市場經濟構成了「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最大公約數，成為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在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的互動之中，國際規則通過對外開放輸入中國內部，從而促進了中國國內的改革進程。在不斷開放所推進的改革進程中，國際秩序的規則在中國國內不斷得以內化，從而使中國逐漸融入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這種規則內化的過程，經過中國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的過濾，塑造出了獨特的「中國模式」，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然而，由於歷史傳統與國家屬性的差異，中國並沒在融入世界秩序的過程中迷失自我。中國以我為主、獨立自主、保持自我的開放方式，使中國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我本色。當前，「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兩者關係的不同態度及處理方式。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模式，中國摒棄了無為而治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轉而擁抱國家主導的宏觀調控機制（包括國有經濟的槓桿作用）。亦不同於西方政治發展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中國始終堅持黨領導下的協商民主政治制度，但同時漸進性地賦予社會與個人更多的自主權。
因此，將「中國模式」界定為「國家資本主義」只是西方價值理念與意識形態操縱的認知產物，但並不符合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實踐。尤其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由於中西方政治價值觀念的巨大差異，「中國模式」更被視為「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然而，這並非是對事實的準確認知。德國政治學者託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就指出：「中國並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覺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專制政權，並且近幾十年沒有發生變化。其實，中國正在邁向一個自治、法治和參與程度更高的開放社會」。一些學者認為，雖然「中國模式」中有資本主義的因素，也帶有很濃的實用主義色彩，但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模式」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一種新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正如美國學者阿里夫·德裡克（Arif Dirlik）所言，「北京共識」或者「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不是中國文化的副產品而是社會主義的遺產，「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都能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裡找到其淵源。因此，「中國模式」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為實現社會主義依然是「中國模式」鮮明的價值取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實用主義的種種因素，只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劉愛武總結說，「中國模式」無論是從思想基礎、制度基礎，還是從價值取向來看，其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模式。「中國模式」與新自由主義模式、資本主義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等有著鮮明的區別。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同樣基於市場機制，這兩種現代化發展模式並非必然是對抗和衝突的，相反，市場機制恰恰構成了兩者共存與合作的空間。正由於兩者的這種共生性才使中國經濟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與國際經濟產生了深度融合。因而，筆者認為，這種深度融合的國際經濟體系降低了「新冷戰」發生的可能性，或者說這將大大增加「新冷戰」的製造成本。
三、「中國威脅論」的新變體：「中國模式威脅論」
由於西方認為「中國模式」是非民主與反民主的，「中國模式」的成功及其造就的中國崛起，自然被視為是對西方世界的威脅。可以說，西方對「中國模式」的關注，一開始就是從制度競爭的視角進行的。他們將「中國模式」置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模式」的對立面。當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時，喬舒亞·雷默就明確指出了「中國模式」對「美國模式」的威脅。他認為，「中國模式」正吸引著巴西與越南等不同國家的領導人。作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工具，「北京共識」這種促進全球發展的模式的力量正吸引著追隨者，同時「美國模式」使這些追隨者感到厭惡。而華盛頓對這種悄然的權力變遷幾乎毫無覺察。隨著其他國家被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北京共識」的發展魅力吸引到中國的軌道，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將會傾向於「中國模式」。此後，關於「北京共識」的流行話語不再那麼聚焦於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本身，而是集中於中國的成功將如何對西方與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造成意識形態上的威脅。在西方近來的話語中，「北京共識」被置於「華盛頓共識」自由維度的對立面，重點是強調中國對民主的威脅。
2006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巴默（Naazneen Barma）與雷特勒（Ely Ratner）撰文警告「中國模式」的非自由主義挑戰（illiberal challenge），指出「中國模式」對「華盛頓共識」自由民主之基礎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模式」將如下兩個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一是「非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即施行並推廣市場自由而政治不自由的治理戰略；二是「非自由主義的主權」，即強調面臨國際幹涉時國家邊界不可侵犯的國際關係方式。他們聲稱中國崛起提供了一種成功的、在許多國家眼中日益具有合法性的國家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成為替代西方式民主自由主義的明顯不同的一種選擇。他們警告，中國非自由主義的推廣可能讓很多發展中國家脫離自由民主制度的道路。他們也含蓄地提及中國的軟權力，認為儘管中國沒有積極主動地輸出其非自由主義模式，但中國正通過不考慮善治的對外援助與私人投資誘使非自由主義政權進入其軌道。
關於「中國模式威脅論」最典型的論者莫過於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史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他將「中國模式」稱為市場-威權主義模式，盡力渲染這一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威脅。他認為，這種模式以犧牲自由民主制度為代價，提供快速的增長、社會穩定與美好生活的希望，但「直接讓人擔憂的是，中國的治理模式比美國的市場-民主模式對發展中世界與一些中等強國更加有吸引力，…發展中世界與許多非西方的中等強國大部分更喜歡威權主義模式。」他對「北京共識」及其構成的戰略挑戰毫不懷疑。他斷言，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發展對華關係，「它使西方在世界事務中變得無足輕重。中國實際上在減少西方的影響力。」「若未來十年它（即中國）未能被戰勝，美國將會面臨一個不支持民主價值觀與原則的世界，而這種價值觀與原則在過去200多年中一直指引著西方的進步。」與喬舒亞·雷默相比，哈爾珀對「北京共識」的界定更為簡單，並認為它對西方主導地位更具腐蝕性。他將「北京共識」界定為「華盛頓共識」自由資本主義的非民主主義的挑戰者。他藉此概念將中國捏造為美國意識形態的競爭者。2011年，在同「軟實力」理論的提出者小約瑟夫·奈的學術討論中，史蒂芬·哈爾珀再次重申，中國對美國及西方的觀念是一個現存的威脅，而非夥伴或朋友。他說，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範例儘管並不威脅當今的民主國家，但被西方以外的世界威權主義國家所欽羨。由於中國的經濟成就賦予了威權主義合法性，它使其他國家更難以要求在將來實現民主制度。
中國學者鄭永年評論說，自二戰以來，美國就企圖在全球推行其民主模式，儘管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效果卻並不理想。如今「中國模式」正逐漸走向成功，以至於一些發展中國家準備放棄只強調「自由民主」的「美國模式」，而轉向更加重視「實用」的「中國模式」。在西方學者看來，如果「中國模式」真的是可持續的，那麼在不遠的將來對「美國模式」構成巨大威脅的，就一定是「中國模式」。很顯然，這種威脅不是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而是來自中國的發展經驗，或者說是「中國模式」。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由原來的對經濟軍事力量的擔憂轉變為對「中國模式」的憂慮，從而導致了西方在關於中國威脅這一問題上的話語轉換，原來的「中國威脅論」已為「中國模式威脅論」所替代。
四、「中國模式威脅論」：冷戰「制度競爭」歷史延續之產物
「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競爭實際上是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競爭，即「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爭。而這兩條道路分別承載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說，「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這兩種現代化發展模式的競爭與冷戰時期東西方的社會制度競爭並無二致。無論中國是否有意為之，西方精英們都會將這種「制度競爭」視為充滿敵意的，因為它威脅了西方世界的制度規範及其背後的價值理念。國內學者趙明昊認為，在西方看來，「中國模式處於美國模式的絕對對立面，與西方世界所看重的價值觀、發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調和的根本性衝突。」正如史蒂芬·哈爾珀所言，「……中國所帶來的威脅在於它代表了一套有損西方優越性的價值觀。」
眾所周知，冷戰前期，為了消解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美國學界基於「冷戰共識」積極為政府的冷戰政策服務，提出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美國學者雷迅馬（Michael E.Latham）指出，「在歐洲殖民帝國崩潰、冷戰的戰場向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擴散的過程中，美國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把現代化理論看做是一種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相抗衡的思想。」 「到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理論已經成為一種關於進步的幻象，它預言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非革命化的。作為一種有吸引力的學說，現代化理論似乎也成為一篇『非共產黨宣言』，一種美國可以用來加速全球發展的手段，而美國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將削減激進主義的吸引力和必要性。」為此，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史教授沃爾特·羅斯託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經濟增長階段論」，遂成為「現代化理論」在經濟領域的巨擘與推手。他旗幟鮮明地將這一理論稱之為「非共產黨宣言」。
因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一開始就充滿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包裹其內的是西方世界欲捍衛的價值理念。正如國內學者梁志所言，「經濟增長階段論」的內涵和邏輯明顯地受到以往美國歷史文化中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自由主義傳統」與「帝國主義理論」的影響。以羅斯託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家所描述的歷史發展圖景是以盎格魯-薩克遜的歷史經驗為摹本的，即歷史將終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而非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模式。因而，從這個角度來講，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只是西方「現代化理論」合乎邏輯的推論。兩者在理論實質上是一脈相承的，體現的都是「西方中心主義」。在其2003年的論著中，雷迅馬認為，「最近，在歡呼國家社會主義的垮臺和資本主義市場的變革力量的後冷戰分析中，現代化觀念又復興了。」「對現代化主題最顯著的回收利用是福山的作品」，即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國內學者張楊的研究表明，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就開始擔心中國創造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會對亞洲國家產生吸引力，即當時美國所稱的「未來潮流」（wave of the future）。這種「未來潮流」之爭事實上隱含著美國對中國傳統影響力和現代示範能力的擔憂。美國認為「未來潮流」帶來了兩重具有實質意義的中國式挑戰。其一就是通過自身經濟快速增長、對周邊國家的經濟援助和密集的宣傳活動，中國正樹立一個適合欠發達國家仿效的「樣板形象」，對東南亞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形成天然的吸引力。基於此，美國要在亞洲促進當地國家民族建構和經濟發展，促進地區合作乃至扶植「自由樣板」，即以中國為主要敵手展開一場「未來潮流」之爭。在美國眼中，中國的政局穩定及其經濟發展本身就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一個從貧弱中壯大起來的中國形象無疑會增強共產主義對亞洲國家的吸引力，相應則減損了西方制度的吸引力。「中共表現出來的超越自由亞洲國家的持續增長能力會對非共亞洲國家的態度有相當重大的影響」。艾森豪時期美國已開始考量「中國模式」（Chinese Model）的潛在影響，其對「中國威脅」的解讀中已經包含了對一種有影響力的中國式發展道路的擔憂。因此，冷戰時期中美之間在亞洲乃至第三世界的對抗，已表現出發展模式的競爭關係。尤其是在以羅斯託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家的推動下，中美之間的冷戰越來越具有發展道路對抗的色彩。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擔憂與遏制，自冷戰以來從未終止，而且日益成為兩國競爭的主戰場。
由歷史反觀現實，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前中美兩國關於發展模式競爭及其國際意義的認知。眾所周知，30年前，蘇東劇變結束了東西方的長期冷戰。冷戰以西方的勝利而落幕似乎印證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的真理性，人類歷史仿佛真要定格於當年那個瞬間。但歷史洶湧的波濤退卻後，社會主義依然屹立於東方，只不過開啟了新的發展之路。1989-2017年的近30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基本處於一種和平的競爭與合作狀態。在冷戰勝利及「歷史終結論」的鼓舞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致力於「和平演變」社會主義，試圖憑藉西方社會制度的「內在魅力」與戰後國際體制的規範作用，將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對中國「入世」的態度及策略上。2000年初柯林頓政府積極支持中國的「入世」立場，主要是基於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的雙重考量，即促進美國在華的經濟利益與推動中國政治體制西化。柯林頓認為，「入世」將會推動中國走向正確的方向。一方面，依據中國入世協議，美國得以前所未有的進入中國這個潛在的最大市場；另一方面，通過將中國融入世界，美國更有機會影響中國的行動，推進中國政治的變革，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入世」將促使中國人加速擺脫共產黨對人民社會與經濟的控制。「中國政府將有更少的工具控制人們的生活，將有更少的手段獲得人們的忠誠。因而，這可能導致（中國發生）深刻的變化。」同時，新世紀初的「9·11」事件將美國的戰略焦點從大國權力競爭轉向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從而減緩了西方對東西方制度競爭的關注。同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加上「反恐」議題上的國際共同利益，使東西方制度競爭在此後近十年轉入暫時休眠。
然而，2008年始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西方資本主義陷入了1929年「大蕭條」以來又一次嚴重的「制度危機」之中。在這場危機中，中國應對危機的搶眼表現與西方世界的乏力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支撐這兩種經濟模式背後的價值理念再一次成為全球爭論的焦點。趙明昊認為，「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僅僅是國家間或地區間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和發展潛力的消長變化，它更是引發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深刻的理念之辯與模式之爭。」 「所謂『他者的崛起』也涵括了『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交鋒』」。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制度競爭」於是乎再次浮現。10年之後的今天，這種「制度競爭」的日益劇烈使全球似乎再次滑向「新冷戰」。2018年7月中旬，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說：中國「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面臨的最廣泛、最具挑戰性和最重大的威脅」。報導稱，中情局官員公開稱中國在多個方面對美國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1945年至1990年與蘇聯集團的冷戰。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副局長賈斯廷·普爾說（Justin Poole）：「這是一種舊時代的重新喚醒。」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政府對華政策」演說，就被人們稱為川普政府拉下的「新冷戰鐵幕」。
2018年初中美關係趨變之前，面對以「中國崛起」為主要特徵的世界格局變遷，美國學界近年來圍繞對華政策提出了中美關係「十字路口論」。2015年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指出，最近幾年，美國國內對華不滿的情緒日益增加，相關的研究報告、著作、文章大量出版，它們一致建議改變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從而使美國的對華政策面臨挑戰。他曾預測，隨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下一屆當選總統也許會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因為目前的美國對華政策被廣泛視為是失敗的，所以美國國內開始呼籲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如果這種觀點主宰了這場對華大辯論，美中關係將會顯著地惡化。果然，隨著基於民粹主義與「美國優先」思維的川普政府的上臺，2017年末美國政府對華政策開始急劇趨向強硬路線。國內學者龔炯認為，目前學界認同的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動因之一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發展脫軌說」。它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完全脫離了當時美國對華政策的預期，美國過去對華接觸政策的基礎是希望中國的發展走向美式民主。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勢頭使美國原來的設想完全落空了。美國學界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倫·弗裡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等所闡述的美國對華「改造失敗論」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發表的「政府對華政策」演說重申了這一觀點。他說：「蘇聯倒臺後，我們認為一個自由的中國是必然（出現）的。在21世紀來臨之際，美國滿懷樂觀地同意向北京開放我們的經濟，因而我們將中國帶入了世貿組織。」「前幾屆（美國）政府作出這種選擇時曾希望，自由將在中國以整個人權領域的各種形式得以擴展……但那一希望已經落空。」
誠然，從現實主義角度看，當前的中美貿易戰承載了守成大國對新興崛起國家防範打壓的權力政治邏輯。但從「制度競爭」的角度來看，中美貿易戰只是大國權力衝突的表象。美國焦慮的不是貿易逆差本身，而是中美不同社會模式競爭的前景。中國發展模式強有力的競爭表現，使美國已無力憑藉制度魅力與國際規範的軟權力來加以應對，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使西方的發展模式黯然失色並削弱了其國際競爭力。毫無疑問，中國發展模式及其成功在美國看來具有意識形態意義。它象徵著美國在其所忌憚的東西方「制度競爭」中失敗的前景。以「中國崩潰論」的提出者章家敦（Gordon G.Chang）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士就將「中國模式」直斥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威脅。阿倫·弗裡德伯格亦擔心，除了物質層面明顯的挑戰之外，中國崛起對美國還構成了嚴峻的思想挑戰。由此可見，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基於「制度競爭」的冷戰從未結束。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對立的「歷史目的論」意識形態，只要世界仍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充滿冷戰色彩的「制度競爭」就不會終結。2018年9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美國代表對社會主義予以嚴厲抨擊，汙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了苦難和腐敗。美方呼籲世界各國都應抵制社會主義及其給所有人帶來的痛苦。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評論說，每個國家都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以意識形態劃線、製造兩大陣營的對立和對抗是冷戰時期的事，而冷戰已經結束近30年了。這是中美關於社會制度衝突的最新例證。
儘管當代中國已無意輸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與發展經驗，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驚人的經濟成就以及新世紀中國快速的和平崛起，已悄然有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魅力。中國臺灣學者石之瑜等認為，「儘管中國政府事實上並無對外推銷任一發展模式的主觀想法或行為，可是只要中國持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政治和社會的相對穩定，其他國家就會竭力效法它們所見識到的成功關鍵。因此，中國模式存在的可能不僅僅是代表中國向世人展現了一個與西方自由民主相對立、適合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模式，其實還蘊藏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即中國為世界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可供選擇、仿效的發展方案。」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中國式勝利正是冷戰以來西方國家所夢寐以求的。冷戰結束後，在「歷史終結論」的鼓譟下，西方世界曾對以自由市場與選舉政治為核心的西式現代化道路信心滿滿，並炮製出「人權高於主權」的新理論，欲借制度魅力與武力強權，軟硬兼施地向全世界推銷西方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但事實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並非具有歷史普遍性。踐行「華盛頓共識」原則的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並未實現繁榮與安定，反而陷入動蕩與停滯。相反，堅持獨立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發展道路的「中國模式」卻大獲成功。
正如近期載於美國《外交學者》的一文所指出的，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或許源自一種更深層次的不安。現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內部出現惱怒，抱怨中國經過40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仍沒有西方化。儘管中國一直是二戰後主要由美國構建的西方經濟秩序的受益者，然而中國沒有西方化或遵從美國青睞的故事。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說，中國證明了西方認為「所有國家現代化，必然西方化」的觀念根本就是幻想。事實上，中國不需要、肯定也不會西方化。然而，在從「現代化理論」到「歷史終結論」的西方敘事中，「中國模式」所展示的現代化道路的另一種可能是西方無法接受的。2018年6月15日，美國時任防長詹姆士·馬蒂斯演講時稱「中國正試圖複製明朝模式以改變國際秩序」。《外交學者》對此指出，依照馬蒂斯的思維邏輯，中國崛起並最終以和平方式進行現代化，在美國看來似乎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馬蒂斯暗示，美國錨定的規則決不能變，各國無法命運與共，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也不可允許。因而，在看待國際問題時，川普政府同樣擺脫不了意識形態思維。
川普挑起的對華貿易戰看似只遵循重視經濟利益的現實主義邏輯，但從其言行來看，出身於美國白人精英階層的川普對社會主義同樣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敵意。在2019年2月5日的《國情諮文》中，川普在談及時下委內瑞拉問題時說：「我們同高尚地追求自由的委內瑞拉人民站在一起———而我們譴責馬杜羅政權的殘暴。它的社會主義政策已使該國從南美最富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悲慘貧困、令人絕望的國家。」「在美國國內，我們對有人最近號召在我們國家採納社會主義感到震驚。美國是建立在自由與獨立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建立於政府強制、統治及控制之上的。我們生而自由，我們仍然保持自由。今晚，我們重申我們的決心：美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此，2月10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發表的專欄文章稱，川普抨擊社會主義的表態完全是謀求連任的政治語言。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2月14日發表的文章亦稱，川普認為「社會主義」帽子是對付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利器。文章稱，「社會主義」標籤在美國政治中的形象正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已重返美國的政治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要推動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尋求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失靈這一主流政界人士愈益承認的問題的答案。無論動機如何，但這表明川普政府並沒有拋棄意識形態思維。誠然，精於利益算計及經濟外交的川普政府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具有鮮明的商人外交特徵，但它同樣沒有放棄美國對華政策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邏輯。
美國社會精英看來，對華貿易戰仍不同於美國對其盟國的貿易戰，甚至不同於美國對印度已燃的貿易戰火，因為中國作為大國所具有的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性，不可避免地使美國對華貿易戰染上一層意識形態色彩，或者說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之外增加了意識形態的思考維度。對此，我們從最近的「華為事件」可窺見一斑。眾所周知，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5G本身是中立的，但由於華為作為當今最先進的5G提供商是來自中國的最大科技企業，美國政治和安全機構對此高度警覺，認為這必將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因而即使這種威脅只是潛在的也是不可接受的。2019年2月27日，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輪值董事長郭平在英國《金融時報》網站撰文稱：「多年以來華盛頓一直在詆毀華為。（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就給我們貼上了威脅的標籤。但直到最近這類攻擊還相對溫和。如今美國已經搬出重型火炮，將華為刻畫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我們必須問問為什麼這樣。」倘若華為像愛立信及諾基亞一樣屬於西方科技企業，美國政治和安全機構這種杞人憂天式的威脅感肯定就不會產生。因而，問題的本身源於美國社會精英將中國視為異己的他者定位。由於這種身份定位建立在文化與制度的對立上，因而必然使問題本身複雜化，從而加深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審視中國行為的暈輪效應。所以，一定意義上，基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刺激並加劇了川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戰及「技術冷戰」態勢。美國遵從的是價值觀外交，意在阻止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在全球的擴展，並竭力維護美國主導全球的超然地位。
結語
不難看出，西方世界是以非此即彼的冷戰式思維來看待中西發展模式之間關係的。在西方看來，「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競爭與矛盾遠大於二者之間的合作與共存。在一些西方學者眼中，中西發展模式的關係猶如水火而難以相容。箇中原因在於西方世界大多從意識形態的視角來審視和定性中國發展模式。這種濫觴於文藝復興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禁錮著西方觀察世界的思維，從而形成了唯我獨尊的西方價值標準。由於「中國模式」承載著迥異於西方的價值理念，西方基於自身「正確」的價值標準難以在「中國模式」中看到西方喜聞樂見的自我「鏡像」；相反，它在西方意識形態視閾中只會看到一個異已的威脅性的中國形象。不論西方喜歡與否，由於改革開放40年來的驚人成就已使「中國模式」對世界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性影響，「中國模式」必將與「西方模式」長期共存。兩種發展模式的軟實力較量與「魅力爭奪戰」也必將長期存在。但在經濟高度融合的全球化時代，兩種發展模式亦必然在相互爭鬥中共存、合作與借鑑。因而，這兩種發展模式並非只能處於西方眼中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相反，由於它們都是人類文明演進與發展的產物，因而在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時代，二者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彼此相互借鑑，合作共贏，不斷修正。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在未來找到更好的發展模式。因此，「和平相處」、「和平競爭」應成為「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共處之道。喬舒亞·雷默與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中美關係「共同演進」（co-evolution）原則亦適用於處理中西發展模式的相互關係。
（本文轉自：《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作者簡介：
楊勇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製度；
嚴雙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製度。
原標題：《楊勇萍 嚴雙伍:制度競爭與貿易衝突：西方對「中國模式」的認知與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