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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世的時候，鄧穎超數十年來甘居幕後。周恩來為了黨的最高利益，幾次圈掉了鄧穎超進入中央高層的名單。1976年周恩來病逝以後，鄧穎超才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等職。
她向日本友人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知、相愛的經過；追述上海地下鬥爭、廖仲愷遇刺事件及沙基慘案經過；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向身邊人員談向忠發叛變投敵的歷史真相。
透露周恩來病逝前的情況
1976年1月周恩來在北京逝世以後，舉國同哀，鄧穎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後，鄧穎超根據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臺基廠不遠的一處房子裡暫住。
8月的一天，一位當年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重慶工作過的老部下在臺基廠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來逝世後仍在鄧穎超身邊工作的趙煒。她向趙煒表達了幾位老同志關心鄧穎超現況，並希望能與鄧穎超見面的迫切心情。在當時的形勢下，趙煒深知鄧穎超與這些人會面是何等困難，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後就把情況轉告給鄧穎超。8月21日，趙煒把鄧穎超同意會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請求的那位老同志。鄧穎超與她們約定會面的時間為當晚8點。但會見地點讓幾位老同志感到驚愕，鄧穎超主張一定要在她的汽車裡。
當天晚上，一輛轎車緩緩駛過長安街與臺基廠交會的路口，幾位老同志趁停車的一剎那匆忙上了車。她們發現裡面坐著的正是鄧穎超。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機按鄧穎超的吩咐打開了車頂燈。在幽暗的燈光下，她們發現鄧穎超變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短暫會面，紛紛關切地詢問鄧穎超的身體狀況。
這時，有人提出周恩來為什麼不保留骨灰的問題。鄧穎超說：「提倡火葬是中央的決定，我們一定要貫徹。我和恩來有過協議，死後都不保留骨灰。當時，他問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證做到這條。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證做到這條？』他擔心，怕我手軟做不到。現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堅決請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遺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這樣，我實踐了諾言，心就安了。恩來說過，『從土葬到火葬是一個革命，從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個革命。我們是唯物主義者，物質不滅麼!骨灰化做肥料，繼續為人民服務，永遠和人民在一起』。」幾位老同志聽了鄧穎超一番話後都感動得落淚了。
關於周恩來不保留骨灰一事，鄧穎超還在另一場合對親屬談及。她說：「關於恩來骨灰處理問題，我們早就相互保證了。可他還不放心，他在病危時說話聲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聲音很有力，還抬起頭來，對我說：『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過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現在外邊有人怪醫生，怪醫療小組。你們若聽到有人這麼說，一定要作解釋。他們是精心的，但已經沒有辦法了。他的病太嚴重了。他的癌細胞是十分罕見的，厲害的癌細胞，到後來已經擴散到全身。……他對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對病情分析、醫療報告、治療方案、向主席報告的病情，他都要親自過目、修改，才送主席。哪裡不精確，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術，發現癌細胞已全面轉移了，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給他看報告了。」
這是在周恩來病逝後鄧穎超首次向親屬透露相關內情。周恩來病重期間，鄧穎超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即便周恩來的至親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勸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鄧穎超就向親朋透露了周恩來擬定的「三不」原則。有一次，鄧穎超對來訪的友人談到此事時說：「前一段，自己(指周恩來)規定了『三不』，不見客，不回信，連侄兒們也不見。老四(指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見，實際上是為你們好。有的同志來看我們，回去就被整得很厲害，我們在紅牆裡面託毛主席的福，你們在外邊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來了，回去險些被整死。總理知道後說：『我要救人了。』找了衛戍區才救了出來。」
周恩來住進醫院以後，才有人進入西花廳拜見鄧穎超。一次，一位親屬好不容易來到中南海面見鄧穎超。在談到周恩來患病以後的身體狀況時，鄧穎超說：「(周恩來)會見外賓不累，主要是開會累，國家事多，太操心。過去總理熬夜，睡的時候，躺下就能睡著；現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著了。」在一位友人談到人們都在關心周恩來時，鄧穎超又說：「天天收到群眾來信。昨天收到的一封來信，叫總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醫院裡。他們不了解情況，醫院的條件比家裡好多了，健康主要靠專家們。……我知道你們很惦記他，可惜現在不能見，連我也是按規定的時間去看。」從這些由親友透露出來的簡短對話中，可以看出當時鄧穎超的困難處境以及周恩來最後歲月的大概情況。
向日本友人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知、相愛的經過
1987年9月30日，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宴請來訪的日本客人竹入義勝等人。竹入義勝曾多次來華訪問。席間，鄧穎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協負責人孫平化等，談到了她早年與周恩來相識、相知、相愛的經過。
鄧穎超對客人回憶說：「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恩來同志在日本留學。《雨中嵐山》那首詩就是恩來同志那個時候作的。五四運動後，五六月間恩來回國。當時女同學中間都說有一位青年叫周恩來，大家都很喜歡他。有一天召開群眾大會，抗議山東軍閥殺害一名愛國志士。大會主席臺上坐著一位戴鴨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綠不綠黃不黃的衣服和一雙白色皮鞋。有人告訴我，這個人就是周恩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心想周恩來原來就是這樣，覺得這個人不錯。恩來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沒有進一步接觸。後來天津成立了覺悟社，恩來和我都是這個組織裡的成員。恩來是學生會機關的負責人，我搞學生運動，彼此開始有接觸。那時，我看恩來同別人談話，談的時間很長。我是一個少女，他找我談話不多。偶爾談談，時間也不長。那個時代封建習俗很重，反對男女接觸，男女授受不親。我們組織也有規定，相約從事學生運動期間彼此不談戀愛，不結婚。當時組織成員二十幾個人都這樣約束自己。」
鄧穎超繼續告訴日本客人：「那時，恩來同志宣傳獨身主義，還發表過論文。這篇文章現在找不到了。當時我想，我們都來幫助他實現他的獨身主義。那時我自己也未確立結婚觀。十幾歲時受封建社會的壓抑，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限制婦女那套清規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轎的婦女，我就想，這個女子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結婚。後來又覺得一個人生活總不是個辦法，想來想去還是應該結婚才對。不過對終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時組織上有規定。那時我並未戀愛。到了1920年，有點唯物主義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結婚，覺得自己也應該結婚。找個什麼樣的對象？對理想對象的形象，心裡應該有個描畫，具體的就省略不說了，在恩來同志身上，有幾點是合乎條件的，但還沒有產生要相愛的想法。」
關於周恩來留法期間的情況，鄧穎超是這樣追憶的：「不久，恩來同志去法國留學，我在天津當教員，彼此常通信。來信中，話裡話外也有含意。不過我未動心，不相信他的話。因為我有一位女同學和恩來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國。我判斷恩來同志會和我這位女同學好，所以一直未考慮他的意見。但是，恩來同志繼續不斷來信，提出進一步要求，說和那位女同學政治上合不來，已經不來往了。來信寫得越來越明確，要和我明確關係。我倒不那麼急，回信也不快，我想還需要和母親商量商量，而恩來同志則書信頻繁，信越來越多越快，催我表態。1923年我們明確了戀愛關係。從1923年到1925年之間，我們通信就很少談愛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談思想，談國家的命運，談革命工作。1925年恩來同志從法國回到廣東(註：實際上周恩來是1924年9月初從法國回到廣州)工作。我去廣東同恩來同志結了婚，沒有舉行結婚儀式。……我們結婚後，一直未談過當初相識的往事。解放十多年後，有一天，恩來同志說起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彼此相識的往事，說那時我是第一個登臺發言的，兩個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現在我老了，和年輕時不一樣了，眼睛也變小了……」
關於和周恩來結婚的問題，鄧穎超曾於1988年4月撰寫了《西花廳憶舊》，談到此事。鄧穎超說：「我們是經過三年時間，有選擇地確定了我們的相愛關係。又經歷了三年的考驗，一直等到黨中央調你回國，才在我們兩地黨的組織同意下，我從天津到廣州，於1925年8月結婚了。當時，我們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對舊社會一切的封建束縛，一切舊風俗，都要徹底消除。我們那時沒有可以登記的地方，也不需要什麼證婚人、介紹人，更沒有講排場、講闊氣，我們就很簡單地，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開放的時候，我們的愛情之花並開了。你的侄輩讓你講你我的戀愛故事，你曾說，就是看到我能堅持革命。我也看到你這一點。所以，我們之間誰也沒有計較誰的相貌，計較性格有什麼差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奮鬥，這是最可靠的長期的基石和保證。我與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我們是經過無意的發展，兩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經過考驗的結婚，又經過幾十年的戰鬥，結成這樣一種戰友的、伴侶的、相愛始終的、共同生活的夫婦。把我們的相愛深化到人民中間，融化在同志之間，融化在朋友之間，融化在青年兒童一代。因此，我們的愛情生活不是簡單的，不是為愛情而愛情，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恆的。」鄧穎超的這些話，就是她與周恩來一生至愛的總結。
雖說鄧穎超與周恩來結婚沒有舉行正式的儀式，但仍然有許多友人參加了他們的婚宴。據張治中的秘書餘湛邦回憶說：「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8月8日在廣州結婚。當時，革命形勢動蕩，工作非常緊張，他們無暇舉行婚禮。可是，張治中告訴我，周、鄧雖無婚禮儀式，但確實舉行過慶賀，他親身參加了。地點在廣州舊漢民路一家規模不大的西餐菜館。張還記得當時鄧演達、惲代英、熊雄、高語罕、魯易、鄧中夏、陳延年等都在場。氣氛熱烈，賓主盡歡，還鬧了酒。到60年代初期，周、張因公同機由京飛穗。在閒談中，張憶及往事，笑著對周說：你們結婚30多年了，應該舊地重遊，到太平餐室吃飯紀念。周當時會心地笑了。任務完畢，周果然請張到老地點聚會了一次。」
追述上海地下鬥爭、廖仲愷遇刺事件及沙基慘案經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在對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著手對中共重要歷史人物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1982年初，中央文獻研究室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在1988年周恩來誕辰90周年的時候隆重推出《周恩來傳》。為編輯出版《周恩來傳》，負責撰稿的李琦、金衝及等人決定前往西花廳當面聆聽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在接見他們時，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要重申一下，對恩來的事，關於他的東西，我不直接提意見。他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黨的幹部，領導幹部。他死後，怎麼說，由中央來決定，由組織來決定。不過，你們來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負責任，如果你們需要核對一些事實，我不推卸責任。」
鄧穎超的這一觀點讓寫作組的同志精神為之一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穎超，完全是以一個革命同志的身份來面對為周恩來立傳之事的，無疑體現了她堅定的黨性原則。
鄧穎超表示：「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做周恩來一輩子事情的一部電影，不要以為我什麼事情都知道。」當聽到寫作組同志談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與中央高層的一些爭論時，鄧穎超當即表示：「這我不能作證。你們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員的資格移到那時候去。我那時還是個小兵小卒。這些事，恩來回來也沒有必要告訴我，有的還是今天聽你們講了以後才知道的。」
當寫作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因為「反冒進」受到不公正批評的情況時，鄧穎超說：「恩來是嚴格遵守紀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講。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後，我知道黨內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誰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恩來同志當時回來，他也不透露，我也沒看出來。到粉碎『四人幫』以後，薄一波同志有一次找我談了50分鐘，我才清楚那次會議的具體情況。」
當寫作組的同志問到1925年廖仲愷在廣東遇刺事件時，鄧穎超說：「那件事發生後，恩來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兩天兩夜沒有回家。回來時，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裝上有一片血跡。為什麼？那天他在蔣介石那裡商量要抓兇手，要戒嚴，決定的是11點鐘動手。蔣介石把行動提早了兩個小時，9點就戒嚴了。恩來坐汽車到司令部去，不知道戒嚴已經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衛隔得很遠就叫停車，問口令。司機聽不見，守衛就開槍。恩來立刻趴在座下，司機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馬上打開車門跳出來，高聲說：『你們幹什麼？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紹了身份，守衛才停止開槍，讓他通過。我所知道的，就有這麼一段插曲。」
當寫作組的同志詢問中共六大以後，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鬥爭為什麼沒有暴露時，鄧穎超說：「恩來最初不留鬍子，後來才慢慢留的。他裝做商人，有時穿西裝。同志間誰也不叫誰的名字，都用別名。別名多了，一個時期換一個。在上海，我們一個人最多只知道五個地方，這樣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為什麼我可以知道五個地方？因為我是中央機關黨總支書記，要參加小組會。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關係的兩三個地方。恩來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只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住過哪些地方我不願意說，不然將來又要搞出許多故居來。」
在談到覺悟社時，鄧穎超說：「覺悟社不能說是共產主義小組，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都有些。黨成立時，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黨。覺悟社只能說是對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做了些組織上的準備。有些人不是實事求是，好像把什麼功勞都放在周恩來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還有許多死難的同志連個名字也沒有留下來。還有，遇到爭論，總是想方設法一定要找有個正確意見的人，那就是周恩來。這樣做往往會浪費時間，不能落實。這不是實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際，《周恩來傳》的樣稿送到了西花廳。鄧穎超出於種種考慮，於12月5日才給寫作組負責人寫信，再一次表明了態度，其中有這樣的叮囑：「總之，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1989年春，《周恩來傳》公開出版發行後，鄧穎超這才把此書的主要執筆者金衝及請進中南海，提出對此書的閱讀意見。直到這時，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們送進中南海的樣書，鄧穎超並沒有閱讀，因為她擔心過早地發表意見，很可能影響寫作組同志的思路。她認為應該讓同志們按照掌握的史實秉筆直書。當她看到書已公開發行，才表示了個人意見。
鄧穎超說：「你們請我先看，我沒有看，現在書已經出版了才提意見。我想這也無妨，出版了也允許別人提意見。比如沙基慘案，恩來同志也是參加了群眾隊伍的。當時三個人一排，機槍掃射過來，恩來同志兩旁的人都中彈身亡，他得以倖免。這件事可以說明恩來同群眾的關係，他總是勇於站在第一線。這是他回國後第一次領導群眾鬥爭，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險情。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沒有同什麼人講過。但他恰恰同我談過兩次，所以印象很深。……為什麼這件事恩來要對我講呢？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他到廣州後不久，那時我們剛剛結婚，他還不太忙，還有時間，所以偶爾和我談一談。希望你們再版時把這個內容補充上。」
鄧穎超又說：「說句老實話，恩來同志在陝北時實際上是總參謀長。許多作戰方案，包括以後韓戰時期的作戰方案，都是他先擬好了送給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請示，談話後由他再來貫徹，所以有人覺得你們在這一段寫得不夠。恩來同志當時對前方後方包括軍事上許多事都管。這一點同你們說明一下。當然，有些事寫不寫也沒有關係，恩來同志也不贊成把他的功績寫得有多大，但實際情況在咱們的談話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決定出版《周恩來選集》。編輯人員再次前往西花廳聆聽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仍然像接待《周恩來傳》寫作組時一樣，不想參與更多，只在某些細節上進行核對。
鄧穎超說：「繼上海四一二大屠殺後，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事變。當時我正臨產，住在醫院裡。開始有廣東區委軍委三個同志照料，後來他們都被捕犧牲了。虧了醫院的醫生和護士把我藏了起來，才沒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沒有把門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來從上海打來的電報，叫我趕快離開廣州到上海登報找他。好心的醫生把我和母親送上由廣州到上海的輪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親的名字在報上登廣告，找伍豪(周恩來當時的化名)。說你長期不回家，現在我帶著女兒來找你了，見報後馬上到旅館來找我們，等等。周恩來見報以後馬上就過來把我們接走了。後來到了武漢，汪精衛叛變革命以後，黨中央就發動南昌起義，恩來奉命去了南昌。那次離家，恩來並沒有說到哪兒去，我也沒有問他到哪兒去，雙方都恪守組織紀律，不知是生離還是死別。後來報紙報導了南昌起義，我才知道恩來他在南昌。」
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
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時時關注著外界有關周恩來的報導。多年來，鄧穎超對有關周恩來的宣傳一直採取「不過問、不幹涉」的「兩不」原則。但她在對親人和戰友不溢美的同時，也不希望一些與歷史不符的細節摻雜進來。
1977年以後，一些報刊不斷地發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這樣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曾經到街上叫賣《新華日報》。鄧穎超認為此事可能與史實有些出入，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並沒有到街頭賣過報紙。1978年8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重慶紅巖紀念館負責同志時，就周恩來是否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到重慶大街上叫賣過報紙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這是你們紅巖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
後來，相關同志回重慶後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得到的情況是：1941年2月6日，周恩來從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辦公地曾家巖時，有人向他報告，一批國民黨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得知情況後非常氣憤，當即前往憲兵連，向憲兵連長提出抗議，並要求把扣留的報紙無條件歸還，但憲兵連長有恃無恐，拒不理睬。周恩來表示，如果不退還被無理扣留的《新華日報》，他就堅決不離開憲兵連。就這樣，周恩來等人站在2月的寒風裡，一直在小巷裡堅持了幾個小時。最後，周恩來的舉動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憲兵連長只好歸還了扣留的《新華日報》。得到這些已經過了上市時間的報紙後，周恩來在同志們的簇擁下離開那條巷子。一路上，圍觀者甚眾，周恩來遂把手中的《新華日報》散發給那些關心皖南事變真相的群眾。
調查結束後，重慶方面的同志向鄧穎超匯報了上述情況，並表示：「總理叫賣過報紙，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讓人感到周總理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藝術的高超。」此事得到確認後，鄧穎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這樣寫了，但歷史是不容摻半顆沙子的!」
1982年，鄧穎超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要求他們替她向上海有關部門轉達意見。鄧穎超這次提到的問題，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號當年以周恩來名字命名的公館舊址上籌組周恩來紀念館一事。
一年前，鄧穎超到上海視察時，曾經到過公館舊址。參觀時，她就對陪同人員叮囑過：「紀念館不應該叫周公館，要改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當年我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中共代表團這個名字不能拿出來，現在是人民的上海，共產黨領導下的麼。為什麼不把這個光輝的名字拿出來呢？」然而讓鄧穎超感到遺憾的是，在她離開上海以後，思南路上的紀念館仍然以周恩來故居命名，她感到非常不安。
這次，鄧穎超在中南海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時，重申了意見：「思南路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那是我們到南京後，在上海建的一個活動點。當時用別人的名義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來同志的名義，所以人們叫它周公館。實際上，除了周恩來外，董老(董必武)、羅邁、(陸)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裡。陳家康、喬冠華、龔澎住在三樓。來來往往許多人都住過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過來，叫它中共駐滬辦事處還是合適的。」
根據鄧穎超的意見，上海市委及時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來紀念館更名為中共駐滬辦事處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