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博覽 | 「土耳其化政策」與土耳其的民族認同危機

12

北語國別和區域研究院

北京語言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隸屬於國別和區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於2017年1月，同時承擔著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委託的「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秘書處」相關職能。在2019年，學院成功申請入選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建設名單（區域國別學）。

土耳其研究中心希望推動全國高校土耳其研究和教學，為土耳其相關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資政服務和國際交流提供平臺。中心編輯的《土耳其博覽》不定期提供土耳其相關的動態、資訊及研究結果，從人文、歷史、國際關係、政治、經濟等視角全方位介紹土耳其。

A

來源：

《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B

作者簡介：

嚴天欽，博士，副教授，四川大學歐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方向：土耳其研究、歐洲社會、文化研究。）

內容摘要

隨著民族國家在19世紀競相崛起，民族主義的影響在奧斯曼土耳其不斷擴大，對奧斯曼帝國舊有的認同造成了巨大威脅。不管是在奧斯曼帝國晚期還是在土耳其共和國初期，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建構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名義下，政治精英竭力將少數族裔「土耳其化」。該政策的實施不僅造成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和民族創傷，也為土耳其當今解決民族矛盾和衝突埋下了巨大隱患。

奧斯曼帝國地跨歐亞非三大陸，不斷的軍事擴張使得帝國境內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和文化都變得相當多元化。在實行「米勒制」(millet system)的奧斯曼帝國時期，民族並不是帝國臣民個人認同最重要的緯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基本都能和平相處。米勒制在奧斯曼帝國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發揮作用，一直持續到l9世紀的改革時代。儘管米勒制賦予了穆斯林更多特權，但「米勒制反映的是一種基於宗教或教派的身份與認同，並不強調族裔身份或語言的差異」。在帝國存續的大部分時期內，穆斯林並沒有發展出一種超越宗教的民族意識。只是到了奧斯曼帝國晚期和共和國初期，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原有的認同模式逐漸被摧毀，「土耳其特性」漸漸成為少數族裔具有合法公民身份的重要條件，為了讓少數族裔獲得「土耳其性」或建構更同質化的民族身份認同，「土耳其化」政策逐漸被廣泛使用。

一、「土耳其化"的定義及早期的實踐：

德夫希爾梅制度

「土耳其化」一詞最早於14世紀出現在希臘語中，在希臘語中，此詞表示「成為穆斯林或土耳其人」的意思。在早期，一個非土耳其男性被「土耳其化」往往意味著此人被土耳其阿訇實施割禮。被土耳其人徵服的城市中的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也是「土耳其化」的一個表現。在塞爾柱土耳其王國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被王國徵服的人們，包括安納託利亞、巴爾幹、高加索、中東地區，人們往往都會經歷一個「伊斯蘭化」和「土耳其化」的過程。「土耳其化」的過程涉及民族身份、文化、宗教信仰和語言等方面的轉化。早在塞爾柱王朝期間，居住在安納託利亞地區人們就在多方面經歷了這樣一個「土耳其化」的過程，當遊牧的土耳其人徵服了這一地區之後，他們通過與當地人通婚，使他們信奉伊斯蘭教，讓他們說土耳其語，從而使之「土耳其化」。這一過程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和土耳其共和國早期一直都在持續，包括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切爾克斯人、希臘人、猶太人、羅姆人、斯拉夫人和庫德人無不受這一過程的深遠影響。因此，所謂的「真正的土耳其人」實際上種族成分非常複雜，膚色也深淺不一，有的長得像中亞人，有的像阿拉伯人，有的像地中海地區的人、有的像波斯人......到了奧斯曼帝國晚期，特別是在團結進步委員會主政期間，「土耳其化」往往指的是一個試圖建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工程。團結進步委員會試圖通過重新安置和驅逐某些少數民族的政策，把安納託利亞地區打造成民族國家的核心。而在穆斯塔法·凱末爾(Atattirk Mustafa Kema1)主政時期，「土耳其化」則指的是建構基於平等權利的世俗現代國家公民的工程，界定新型公民身份最重要的維度是「土耳其性」而不是宗教信仰。因為宗教信仰只是公民個人在私人空間領域的事情。

始於l4世紀奧斯曼帝國穆拉德一世統治時期的德夫希爾梅制度(土耳其語：Devsirme，「徵募」)，也被稱為「血稅」(blood tax)或「兒童稅」(child levy)是「土耳其化」的一個典型案例。德夫希爾梅名義上被奧斯曼帝國稱為一種特種稅，但實際上是一種將基督徒男孩轉變為穆斯林的特殊徵兵制。起初，為了制衡不斷增長的土耳其貴族的勢力，奧斯曼帝國政府官員在巴爾幹和安納託利亞地區的村莊徵收8—18歲的優秀未婚基督徒男孩入伍。基督徒男孩在被徵召入伍後會由近衛兵團的士兵護送到首都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堡，他們會被迫接受割禮，有的甚至被閹割，改宗伊斯蘭教，學習土耳其語，學習土耳其人的禮儀，並接受一系列的測試、篩選和訓練。只有其中最優秀的男孩才有機會被選到皇宮中接受奧斯曼帝國最好的教育，學習完成後他們往往會在軍隊或政府部門被委以重任，有些甚至被招收到近衛軍團中。在蘇萊曼一世之前，近衛軍團中的士兵不允許結婚，所以軍中同性戀並不鮮見。許多男孩後來成了帝國的政治精英和軍事將領，個別男孩甚至成長為權傾朝野的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德夫希爾梅制度曾一度遭到基督徒強烈的抵制，在1705年壽終正寢。據估計，由於這一制度的實行，至少有20萬基督教男孩被強行轉變為穆斯林，被迫學習土耳其語和土耳其人的禮儀，有學者甚至認為被強徵入伍的基督徒男孩數量達到50—100萬。

德夫希爾梅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土耳其化」政策早期比較典型的案例，但總體上來說，由於米勒制的實行，在奧斯曼帝國存續的大部分時間內，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突厥裔土耳其人與其他少數族裔都能和平共處。但是到了奧斯曼帝國晚期，隨著大面積領土的喪失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興起，「土耳其化」政策開始呈現出規模化和體制化的特點。

二、奧斯曼帝國晚期的「土耳其化」政策

從17世紀開始，奧斯曼帝國開始不斷走向衰落，帝國原來控制的很多地區被歐洲人和俄國人吞併，大規模的領土喪失給穆斯林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到了l9世紀，巴爾幹地區開始出現很多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根據麥凱西的記載，在l82l-1921年間，在巴爾幹地區有超過500多萬穆斯林被趕出他們的家園，有550多萬穆斯林要麼死於戰爭，要麼死於飢餓或疾病。在l856-l914年間，有超過700萬穆斯林難民從奧斯曼帝國的各地逃到安納託尼亞地區。1912-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給奧斯曼帝國帶來了慘重的損失。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奧斯曼帝國在歐洲失去了69%的人口和83%的領土。東魯米利亞(Eastern Rumelia)失守後，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只剩下東色雷斯內一小塊，到1913年，它失去了大部分在歐洲的領土。領土的喪失給穆斯林帶來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大量無辜的穆斯林在戰敗後遭到無情地殺戮。在很大程度上說，土耳其穆斯林的不幸遭遇是導致土耳其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

在失去對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的控制後，突厥裔土耳其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在帝國的地位。在面對巨大的政治災難時，共同的民族情感變得至關重要。共同經歷的災難和交流的增多使突厥裔土耳其人意識到他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民族。隨著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土耳其特性」(Turkishness)逐漸成為突厥裔土耳其人身份認同最重要的維度，越來越多的突厥裔土耳其人開始接受他們有著共同的歷史和共同領土的觀念。根據土耳其政治、文化精英的界定，安納託利亞和色雷斯地區的突厥裔土耳其人和穆斯林都具有「土耳其特性」。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艾奧裡亞人和希臘人等開始受到排斥。特別是在「團結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執掌帝國晚期的政權之後，這種排外的趨勢愈演愈烈。

為了把奧斯曼帝國建構成一個更同質化的國家從而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團結進步委員會在內部秘密小團體的操縱下採取了一系列「土耳其化」的措施。「土耳其化」政策體現在多方面：

首先，在經濟領域實現「國有化」，從而讓突厥裔土耳其資本家取代在傳統貿易和金融界居主導地位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比如，為了幫助突厥裔土耳其穆斯林更廣泛地參與到發展經濟的活動中，團結進步委員會在1915年出臺了語言改革政策，規定在商業活動中不允許說外語。為了更好地同化其他少數民族，團結進步委員會從1913年開始，規定土耳其語為高中唯一的教學語言，非穆斯林社區的學校必須把土耳其語列為必修課。

其次，「土耳其化」政策體現在對穆斯林難民和少數民族安置方面。為了國家安全，同時也為了更好地同化非突厥裔少數民族，團結進步委員會把從巴爾幹半島逃離到該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吉普賽人等安置到突厥裔土耳其人人口密度比較大的安納託尼亞中部地區，比如，阿爾巴尼亞人不允許居住在色雷斯地區或安納託尼亞的西部。吉普賽人以往跟阿爾巴尼亞人、波士尼亞人和部分土耳其人都共同生活在巴爾幹半島，巴爾幹戰爭爆發後，大量吉普賽人逃亡至安納託尼亞地區，但團結進步委員會只接受了信仰伊斯蘭教的吉普賽人，隨著吉普賽穆斯林難民數量的急劇上升，團結進步委員會開始禁止所有的吉普賽人進入帝國境內。此外，團結進步委員會還鼓勵帝國境外的穆斯林到一些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地方居住，以幫助帝國維護邊境的安全。

1916年3月14日，團結進步委員會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來分管少數民族部落和難民安置事務。為了防止阿拉伯人的反抗和獨立運動，改變阿拉伯人在敘利亞原住地的人口比例以便他們能夠更快、更好地被突厥裔土耳其人同化，團結進步委員會在1916年4月23日專門頒發了遷移安置阿拉伯人的法令。受此法令的影響，至少有5000多阿拉伯家庭在兩年內被分別安置到安納託尼亞不同的城市和村莊。按照團結進步委員會所制定的相關政策，在新的安置區，少數族裔的穆斯林不能超過總人口的10%，因此，很多穆斯林戰爭難民被安插到非穆斯林社區。

為了確保安納託利亞區的「土耳其化」政策能有效得到貫徹執行，團結進步委員會在1915年5月29日通過了《臨時驅逐法》。據此，軍隊對一些被認為潛在的對國家不忠誠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族群強行進行了驅逐，亞美尼亞人成為第一批遭到被驅逐的族群，他們的財產被國家沒收。團結進步委員會命令軍隊把帝國境內的所有亞美尼亞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驅逐到敘利亞的沙漠地帶，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件，在被驅逐的過程中，亞美尼亞人經常被毆打，被殺戮，女性被強姦，在山區和沙漠的長途跋涉中，亞美尼亞人得不到食物和水，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

團結進步委員會頒布《臨時驅逐法》的目的就是要「淨化」安納託利亞地區，清除該地區的非穆斯林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要把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希臘人趕出該地區，因為他們被認為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不可能對奧斯曼帝國保持忠誠，因此也很難被同化。在1913年，奧斯曼帝國與保加利亞籤訂了人口交換協議，據此，居住在奧斯曼帝國境內色雷斯地區的46764名保加利亞人與居住在保加利亞的48570名穆斯林進行交換。一年之後，奧斯曼帝國與希臘也籤訂了人口交換協議。其實在此之前，為了迫使希臘接受提議，團結進步委員會已經開始強行把居住在愛琴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區的希臘人驅趕到安納託利亞腹地。後來由於一戰的爆發，協議並沒有得到執行。即使如此，在愛琴海沿岸，「去希臘化」的政策還是在暗地裡進行。據估計，在1914年，有115000希臘族人從東色雷斯被驅趕到希臘尋求庇護，85000從東色雷斯被驅逐到安納託尼亞腹地，有l5萬希臘族人從安納託尼亞西部沿海地區被驅逐到希臘沿海地區。

庫德人

團結進步委員會不僅擔心亞美尼亞人和希臘族人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也對庫德人存在很大戒心。跟其他民族不一樣，庫德族人口眾多，且分布很廣，在一戰結束前，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庫德人大概有100多萬。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庫德人在帝國境內享有一定的自治權，對蘇丹保持較高的忠誠度，但是到了19世紀由於種種原因，政府改變了對庫德人的政策，使得庫德民族主義意識逐漸覺醒。1898年，流亡在埃及的庫德人在開羅創辦了第一份宣傳民族獨立的報紙《庫德斯坦》，1908年庫德人成立了第一個宣揚民族獨立的組織「庫德人崛起和進步協會」。由於團結進步委員會對世俗主義、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支持，一部分庫德人開始謀求更大的政治自治，另一部分人由於不認同其政治主張依然保持對蘇丹的政治忠誠。出於對庫德民族主義覺醒的警惕，團結進步委員會從1910年開始，針對庫德族群展開了比較激進的「土耳其化」政策。「庫德人崛起和進步協會」的一些知名領導被抓起來處以死刑，有些領導被迫流亡海外。參與創辦《庫德斯坦》的一位庫德人也被迫流亡。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批准創辦的所有庫德學校在1909年也全部被關停。這些激進的「土耳其化」政策卻激起了庫德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此外，針對庫德人的「土耳其化政策」還體現在團結委員會對庫德人的重新安置政策上。一戰期間，俄羅斯佔領了安納託利亞西部的一些地區，一些庫德人被迫逃離，這給團結進步委員會一個很好的藉口去對整個庫德民族進行重新安置，以便更好地對其同化。在被重新安置的過程中，庫德人不允許生活在小亞細亞的南部阿拉伯人居住區，他們只允許生活在小亞細亞的西部，而且，庫德部落的酋長、教長和伊瑪目都不允許與他們的部落和社區生活在一起；為了防止他們在小村莊發揮影響力，他們被分散安插到了不同的城市。儘管俄國軍隊後來撤出了安納託尼亞東部庫德人原來的居住區，庫德人也不允許回到自己的家鄉。

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致使突厥裔土耳其人不僅對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不信任，而且對少數族裔的穆斯林也不信任，這種信任危機導致了「土耳其化」政策的出臺，該政策的貫徹實施不僅給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帶來了災難，也給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族裔帶來了巨大傷害，同時還為後來的民族矛盾和衝突埋下了巨大隱患。自巴爾幹戰爭爆發以後的五年之內，大量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族裔被團結進步委員會重新安置，其中包括約100萬巴爾幹難民、將近200萬庫德人和土庫曼遊牧部落、來自敘利亞的5000個阿拉伯家庭、從安納託尼亞東部逃過來的將近1500萬難民、從的黎波裡和班加西逃來的數目不詳的阿拉伯人、40萬新增巴爾幹地區的難民和從敘利亞逃離過來的一些切爾克斯人。總的來說，小亞細亞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離開原來的居住地。如果再把被驅逐的將近1200萬不信奉伊斯蘭教的希臘人和超過1500萬人口的亞美尼亞人加在一起，小亞細亞將近有一半的人口受到「土耳其化」政策的影響。正是由於團結進步委員會對民族格局的大洗牌，安納託尼亞地區的非穆斯林族群的數量銳減，為穆斯塔法·凱末爾下一步建構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

三、土耳其共和國時期的「土耳其化」政策

把奧斯曼帝國拖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團結進步委員會的高層領導在一戰結束之際因為害怕承擔戰爭罪大多逃亡國外。奧斯曼政府又恢復了自己的行政職能，但是絕大多數團結進步委員會的地方領導人和成員還依然留在國內繼續從事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一戰之後，奧斯曼帝國面臨覆亡的命運，協約國從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春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商討瓜分奧斯曼帝國剩餘領土的事宜，最後協約國強迫奧斯曼蘇丹政府籤訂了喪權辱國的《色佛爾條約》，根據條約規定，庫德人佔多數的地區可以建立自治政府，並在適當的時候建國。因為不滿奧斯曼政府對協約國的妥協和投降，積極從事土耳其民族獨立運動的民族主義者在阿塔圖爾克·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領導下，在安納託尼亞地區積極開展了救亡圖存的運動，並於1920年4月在安卡拉成立了新政府。1922年新政府戰勝協約國軍隊，廢除了《色佛爾條約》，並與協約國軍隊重新籤訂了《洛桑條約》，該條約不僅沒有提到庫德人自治和建國的問題，甚至都沒有承認庫德人是少數民族的相關條款，至此，庫德人建國的夢想完全破滅。後來，庫德人居住區分別劃歸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四國，毫無疑問，這就使後來的庫德民問題變得非常複雜。

阿塔圖爾克·穆斯塔法·凱末爾

1923年l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成立，阿塔圖爾克·穆斯塔法·凱末爾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共和國成立之初，雖然絕大部分國民都會說土耳其語，但是他們的民族身份意識依然很淡薄，他們首先還是傾向於把自己看成是穆斯林。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明觀和「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觀點，「民族國家」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通過認同這個「共同體」，一群人就會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歸屬感。在建國之初，凱末爾在締造共同國家身份的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凱末爾及其追隨者，即凱末爾主義者來說，建立起西方式的世俗民族國家是土耳其進入西方文明國家的重要標誌，而種族、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對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也是國家進步和實現現代化工程的障礙，所以，土耳其共和國初期的「土耳其化」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文明工程，其目的就是為了締造一個更同質化的民族國家。

凱末爾本人及凱末爾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是由這樣的人們共同組成：他們共享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有真心想要生活在一起的願望、有保護好他們共享遺產的共同願望。從理論上來說，這些人也應該包括土耳其境內的非穆斯林，凱末爾本人認為只要他們能真正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文明而高尚的土耳其人」自然也不會把他們當外人看待。但事實上，少數族裔往往面臨嚴重歧視，他們在這個國家要想不被看成是外人得滿足三個條件：首先，他們必須把土耳其語當成是自己的母語；第二，他們得認同和學習土耳其文化；第三，他們應該擁護突厥主義。凱末爾認為不會說土耳其語的土耳其人並不屬於土耳其或土耳其文化。為了表明自己願意被「土耳其化」，少數族裔還必須把自己的姓名「土耳其化」，但根據1934年土耳其頒布的《姓名法》，少數族裔在採納姓氏的時候禁止使用部落名稱、外國人的姓或以國家名字作為自己的姓氏。

為了締造一個更接近西方文明的同質化民族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早期延續了團結進步委員會「去希臘化」的做法。為消除境內希臘族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土耳其與希臘於1923年1月30日又籤訂了《人口交換協議》，除了居住在伊斯坦堡和愛琴海幾個島上的東正教社區的希臘人以外，安納託尼亞地區殘存的希臘人和居住在希臘的土耳其穆斯林進行了交換(生活在色雷斯西部的土耳其穆斯林例外)，兩國的人口交換最終在1924年完成，這意味著安納託尼亞地區再也沒有希臘社區。在1923年之前，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佔全國總人口的20%，然而在1923年之後，非穆斯林只佔到總人口的2.5%。希土人口交換不管是對希臘還是土耳其內部的民族關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人口交換協議》使得建構民族成分更單一、宗教信仰更一致、文化更同質化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得到強化，少數族裔的處境更加艱難。1955年9月6日至7日在伊斯坦堡爆發了針對希臘族人的騷亂，持續兩天的打、砸、搶暴力活動使希臘族人的財產遭到了大規模的嚴重破壞。暴力活動引起的恐慌迫使成千上萬的希臘族人離開了伊斯坦堡。1963年聖誕節之際，賽普勒斯的希臘族人對土耳其族人進行了大規模屠殺。為了報復希臘族人，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希臘族人在土耳其的居住權，因為這個決議，將近13000多生活在伊斯坦堡的希臘族人被驅趕出土耳其。據統計，這個決議執行後，伊斯坦堡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從原來的l2萬陡降到3000人。可怕的是，他們從伊斯坦堡離開的時候，土耳其政府只允許他們攜帶價值不能超過22美元，重量不超過20公斤的財物。他們留下的大量財產被土耳其政府收歸國有，因為這一驅逐行動，土耳其國庫新增了將近2億—5億美元的收入。

在「土耳其化」政策被貫徹執行的過程中，土耳其境內的庫德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因為《洛桑條約》儘管規定了少數民族權利，但並沒有明確說明土耳其的哪些群體屬於少數民族，這就為土耳其官方否認庫德人的少數民族身份提供了可能。凱末爾對世俗主義的強調、廢除哈裡發的做法以及對庫德人權利進行限制的做法，使曾經在土耳其獨立戰爭中與土耳其人並肩作戰的庫德人非常不滿，民族獨立傾向不斷增強，致使1925年爆發了賽義德起義。

賽義德起義之後，中央政府針對庫德人採取了更嚴厲的「土耳其化」政策以便更強有力地對其進行同化。從1925年起，庫德人禁止穿戴本民族傳統的服飾，在公開場合禁止使用庫德語和庫德文字，政府用土耳其語對庫德的城鎮和鄉村進行重新命名。土耳其政府禁止使用「庫德人」這一詞彙，在1991年之前，學校、政府機關和公共場所都禁止使用庫德語，哪怕是用庫德語說「我是一個庫德人」都算犯罪。為遏制庫德民族主義的發展，土耳其政府甚至指派歷史學家對庫德民族的歷史進行重構，把他們界定為一個已經「忘記」其土耳其特性和起源的「山地土耳其人」。同時，對於共和國的政治精英來說，教會庫德人土耳其語，改變鄉村庫德人傳統的社會結構，是「土耳其化」庫德人重要的舉措，也是締造世俗、單一民族國家身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事實上，自1925年以來，「土耳其化」的舉措已經滲透到庫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教育、文化還是經濟都無不受其影響。凡是那些不認為自己是土耳其人的庫德人都會受到打壓，很多庫德村莊的庫德人被驅趕，政府然後遷來能說土耳其語的土耳其人來填補他們的空缺。在1926年和1934年，土耳其政府兩次出臺《重新安置法》，把聚居的庫德人打散重新安置到突厥裔土耳其人中間。庫德人一旦反抗就會遭到軍事鎮壓，在1936-1939年期間，土政府悍然發動了旨在消滅庫德語言和民族特性的德西姆事件(Dersim)，造成成千上萬的庫德人背井離鄉，13800多人喪生。在1925至1946年期間，很多庫德人生活的地區長期處於戒嚴狀態。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庫德工人黨勢力的崛起，庫德問題成為土耳其的阿克琉斯之踵。在「庫德工人黨」的領導下，庫德民族分裂主義者在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向政府軍發起了多次攻擊，並且經常發動恐怖襲擊。在打擊庫德工人黨的過程中，土政府繼續採用了「土耳其化」的政策，特別是對聚居的庫德人進行重新安置。為了防止庫德工人黨在庫德地區獲得民眾支持，土耳其政府從80年代開始就強行把居住在土耳其東南部村莊的庫德人驅逐到其他安置區。在「清洗」庫德村莊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駭人聽聞的事件，庫德人常常遭到毆打、辱罵、恐嚇，有些婦女還會遭到性侵犯甚至強姦。有時，安全部隊還會切斷庫德村民的食物供給，村民們因為飢餓而被迫離開他們世代賴以生存的故土。為了防止庫德人回歸故地，土耳其安全部隊燒毀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房屋、農田、山林，並屠殺牲畜，所以很多人變得一貧如洗。除了放火，土耳其國家安全部隊還修築水庫淹沒庫德人的家園。比如，僅一個伊利蘇水庫工程(Ilisu Dam)就迫使78000人遷移，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庫德人。據倫敦的一個庫德人權組織估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將近300萬庫德人被重新安置。在1984-2004年庫德工人黨與政府對抗期間，有4049位平民、5121位軍人、17248位參加叛亂的人喪生，3200個庫德村莊被毀、38萬人被迫遷移到別的居住地，還有3百萬人移民到大城市或西歐。可見，土耳其早期仿照「文明的歐洲」建構民族國家和國家認同的過程一段不堪回首。「土耳其化」政策使土耳其的少數族裔的數量銳減，同化和高壓政策並沒有增強庫德人對國家的認同，反倒造成了嚴重危機，使民族矛盾不斷加劇，仇恨加深，如今，庫德問題成了土耳其政府最為棘手的問題，對其內政和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總結

綜上所述，「土耳其化政策」始於塞爾柱土耳其王國，貫穿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發展歷史。受民族國家觀念的衝擊，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在其晚期對該政策的運用達到空前的地步，《臨時驅逐法》釀成了帝國歷史上慘絕人寰的人倫悲劇，摧毀了帝國在實行米勒制期間的舊有認同。為了締造一個更接近西方文明的同質化民族國家，脫胎於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共和國在早期繼續延用了帝國晚期所實施的「土耳其化政策」，希土《人口交換協議》與對庫德人造成重重災難的《重新安置法》都是實施改政策的具體措施。一戰後在救亡圖存的愛國戰爭中，庫德人曾與土耳其人並肩戰鬥，但是在戰爭勝利後，庫德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公正對待，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土耳其政府對庫德人採取了嚴厲的「土耳其化政策」以對他們強行同化，結果致使雙方衝突和矛盾不斷升級。從2013年中期到2015年中期，土耳其政府與庫德工人黨籤訂了停火協議，雙方之間還相對平和，但是在2014年，美國曾要求土耳其政府對敘利亞境內遭到「伊斯蘭國」圍攻的庫德人聚居城市科巴尼越境施以援手，但遭到拒絕。土耳其境內的庫德人對土政府的做法感到極為憤慨，而土政府認為該城市是敘利亞庫德民主聯盟黨的據點，而該黨被土政府認為是「庫德工人黨」在敘利亞的分支武裝，土政府非常擔心，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庫德人建立自治政府的做法將給土耳其境內的庫德人樹立非常糟糕的榜樣。土耳其軍隊在2015年7月轟炸了庫德工人黨在伊拉克北部的據點，7月20日，土耳其東南部的城鎮蘇魯奇(Suruc)遭到「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34人在襲擊中喪生，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庫德年輕人，庫德人譴責恐怖分子得到了土政府的秘密支持，土耳其政府與庫德人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庫德工人黨單方面宣布停火協議無效，隨後在8月份針對土耳其全國範圍內的警察局發起了一系列攻擊。據估計，從1984年以來，在土政府與庫德人的武裝衝突中，超過4萬人喪生，至少有35萬庫德人被重新安置。截止到2016年8月，有2千多被懷疑與庫德工人黨有牽連的庫德人被捕，250人在押候審。在過去的20年中，土政府為打擊庫德分裂勢力花了將近5千億美元。

雙方要實現持久和平的希望非常渺茫。在敘利亞內戰中，敘北部的庫德武裝在美國的支持下勢力範圍不斷擴大，幾乎發展到自治的狀態。在2016年8月，土耳其政府軍不顧美國的反對和國際輿論，公然越境在敘利亞展開代號為「幼發拉底河盾牌」的軍事行動，土軍名義上是發動攻打敘利亞北部「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但其實際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對抗美國支持的庫德武裝，以阻止敘利亞庫德人建立自治區。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境內的庫德人自治區舉行了獨立公投，土耳其對此表示了強烈的抗議，甚至會採取激進的手段對其獨立傾向進行遏制。但實際上，在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中，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庫德人是美國最得力、也是最信賴的盟友，他們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對待庫德人問題上，土耳其與美國產生了嚴重分歧。過去，土耳其與敘利亞的關係一度非常緊張，這與敘政府對庫德工人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另外，作為歐盟的候選國，土耳其對庫德人人權的踐踏也引起了歐盟強烈的不滿。從很大程度上來說，由庫德問題引發的國內安全和外交困境都是早期「土耳其化」政策的後遺症。只有深入了解早期的「土耳其化」政策，我們才會更加清楚當前土耳其面臨的困境。

民族國家觀念無疑是歐洲現代性的產物，受極端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出臺了一系列殘酷的「土耳其化」政策，這些政策在土耳其國內人為地製造了「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正如李豔枝所說：「在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歷史上伊斯蘭教與異教徒的衝突主宰了諸多穆斯林的心理認同，在穆斯林看來，非穆斯林少數民族是天生的他者，先天的離心傾向使其不可能捍衛共和國的利益，他們只是土耳其本土的局外人。」事實上，在土耳其生活的少數族裔長期以來都是土耳其本土的「局外人」。

圖片來源：網絡

編輯排版：楊小琴

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

北京語言大學

國別和區域研究院

Acadamy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Add: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15號

Tel：[phone]

E-mail：[e-mail]

原標題：《土耳其博覽 | 「土耳其化政策」與土耳其的民族認同危機》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