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權威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朱廣祁先生的編著《當代港臺用語辭典》。這部辭典無論是所收語詞的規模和析義的準確，無論是裝幀印刷還是編輯水準，無論是編排的科學性還是實用性，都有後來居上的架勢，成為已有的幾部類似的編著中佼佼者。該辭典在1997年4月能梅開二度第2次印刷的事實本身也已說明其令人羨慕的業績。我本人曾經在同一領域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研究，以過來人的身份就更能體會到編者多年辛勞的付出。
我是1977級的大學本科生，1982年分配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從事專業研究，特殊的工作環境、地域環境和閩南語言環境使我即刻著手兩岸語詞差異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並在1985年第7期的北京《翻譯通訊》（即後來的《中國翻譯》）上發表了《淺議臺灣對外國影片片名的翻譯》；在1987年第3期的山西《編輯之友》上發表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譯名談》等。為了適應海峽兩岸交往的新情況，廈大臺灣研究所於1987年動員全所力量突擊編出《今日臺灣100問》一書，其中兩岸語詞差異的條目自然非我莫屬。該書1988年5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首版2萬餘冊，即刻銷售一空，後又再版。當時發行量居全國之首的《讀者文摘》（即現在的《讀者》）1989年第6期還特意轉載了我寫的兩岸語差一文。同時我的這一研究還引起國外的注意，日本《國際貿易》1988年第5期以《海峽兩岸的「語差」》為題介紹了我的研究成果。
兩岸語差研究的首戰告捷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後直至1992年我有關這一領域的長文短論從未停過，散見全國各地的報刊。其中有《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編輯之友》1988年第5期）、《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初探》和《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再探》（《臺灣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和1992年第2期）、《海峽兩岸人名譯名的差異》（《出版工作》1989年第7期）、《海峽兩岸地名譯名的差異》（《地名知識》1989年第3期）等等，共計十餘篇，其中之一曾被上海《報刊文摘》（1989年8月8日）摘介過。在這基礎上，我又馬不停蹄編寫出《海峽兩岸用語差異》（收入臺灣差異語詞1000條）一書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11月出版；1990年編寫出《臺胞探親旅遊用語手冊》（收入臺灣差異詞條1300條和一篇萬字的文論《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縱橫談》）一書交由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1988年底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邱質樸教授著手主編《大陸和臺灣詞語差別詞典》（國家教委重點科研項目），盛邀我加盟。經過邱質樸、陸柏年、芮月英和我四人共同艱苦的努力，該書收入臺灣差異語詞2700餘條，於1991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首印5000冊，即刻在海峽兩岸引起反響，當年即在內地有關評比中獲獎；臺灣《中國時報》1992年1月18日稱此書是「一部幫助兩岸人民溝通語言隔閡、摒除交流障礙的必要出版品」，「最值得臺灣注意」。幾天後，祖國大陸家喻戶曉的《參考消息》轉載了《中國時報》這篇文章。 1992年元宵節期間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召開了閩臺文化研討會上，我提交了《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分析》的專論，受到與會的海峽兩岸的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的好評，該文被《同祖同根源遠流長》一書收入，於隔年由海峽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
綜上所述，在朱廣祁先生的《當代港臺用語辭典》（收入港臺語差詞條5000餘條）定稿和出版之前，有關兩岸語差的研究文論及編著的普遍存在是一個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誠如為《當代港臺用語辭典》作序的殷煥先教授所說的港臺用語的研究，近來已漸受到語言界的重視，已有「為數不少的述作」。但是朱廣祁在其自序中提及了香港語言學者的論作時，卻對內地學者同行的研究成果隻字不提；在強調自己先後閱讀上千萬港臺語言資料，製作了上萬張資料卡片的同時，對圈內圈外業已廣泛客觀存在的成果閉口不談，這就有欠妥當。我們的《大陸和臺灣語詞差別辭典》列出的兩岸參考書目光是辭典就多達14部，參照或引借了別人的研究論作或文字成果說一聲謝謝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這只是朱廣祁先生禮貌意識的偶爾淡漠，也許這只是因為他閱讀參照了他人的某些成果又完全消化成自己的東西後的一時疏忽，也許他還有某些難言之隱或多餘的顧慮，為此筆者給朱先生去了一信，在充分肯定他的《當代港臺用語辭典》編著業績之後，要求他在今後如果貴辭典再版時，請在序言或後記中對我等的著述帶上一筆。
但朱廣祁先生斷然拒絕了我這一近乎象徵性的要求，他在覆信中寫道：「讀了您的信，我十分驚訝。恕我孤陋寡聞，到今天為止，我還不知道您在港臺詞語研究方面有哪些論文和專著，更說不上引用和參考了。拙著《當代港臺用語辭典》中所收詞條，都有語料卡片，每條最少有三個例句，也都一一注有出處。……我沒有『參考』您什麼。至於前言，因為已有業師的序，本來我不想寫，出版社建議我寫，是最後定稿時在出版社的招待所裡急就的，我沒有拜讀過大作，到現在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跟您的『排比與表達』有何『近似』。……但願這只是您的敏感與誤會。」
畢竟我在兩岸語差這一領域辛勤耕耘了十年，心血長流，感情很深，捫心自問，的確也無力完全排除「敏感與誤會」的些許可能，在此我將自己的幾點「敏感」和盤託出，敬請朱廣祁先生三思，也請旁觀者公斷：其一，國內從事兩岸語差研究的人屈指可數，我的成果廣泛公開問世的1985至1991年剛好是朱廣祁積極收集與整理有關詞條的年份，朱先生以「孤陋寡聞」為由，聲稱對我的成果一無所知，我對此無可奈何，只能表示遺憾。其二，朱先生在「自序」中寫到：《當代港臺用語辭典》「1991年初大體定稿時，有幸見得一兩種性質相近的詞典出版。拜讀之後，覺得本詞典也還有些特點……」儘管是一種還是兩種朱先生含糊其辭，但也恕我孤陋寡聞，只要是一兩種就至少有一種是我的或我參與的編著！其三，既然朱先生是在「大體定稿」時「有幸拜讀」了別人「性質相近的詞典」，這就使他有可能在最後定稿的諸多環節的各環或某環，如語詞的擴充和修訂、外來語詞源表和譯名對照表的增補、前言的撰寫等等有了參照借鑑或接受某種啟發的可能。其四，筆者最初在1987年曾將兩岸語差分為四類，即於「新詞差」、「舊詞差」、「譯語差」和「方言差」；1990年又將其擴為「新詞之異」、「引申比喻之異」、「詞類之異」、「譯語之異」、「方言之異」等七類。而朱廣祁先生在帶有編研總結性質的7000餘字的自序裡，提出了六類差異分別為「新詞的產生」、「舊詞的保留」、「詞義的引申變化」、「方言的影響」、「行業語進入普通詞彙」及外民族語詞的引進」，與我的著述大同小異。其中屬於「小異」的「行業語進入普通詞彙」其實在我的「引申比喻之異」下的幾個小類中已有，朱廣祁在這一類裡所舉的差異示例，即排球用語「短平快」、「二傳手」等進入內地日常用語，棒球用語「封殺」等進入臺灣日常用語等等；與我寫的「體育用語」小類如出一轍或不謀而合。
我們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的同仁都清楚，無論是寫論文或編詞典，廣泛收集研讀圈內同仁的成果，知此知彼，是十分正常的事。記得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人口研究》的主編喬曉春教授不無誇耀地說，他編發的不少論作附錄的參考書目和論文的索引的篇幅都超過了論文本身。編詞典與寫論文儘管有些不同，但廣泛的參考絕對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詞典才大都是「編著」而非「創作」。朱先生既然已經為《當代港臺用語辭典》的編著付出了四、五年的心血，在這其中或其後參照了一些同仁的論作或編著，完全是光明磊落的事，根本沒有必要含糊其辭或矢口否認。參照和抄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不要因為辭書界出了某一個抄襲大王而搞得人人自危。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可以十分負責任地說，朱廣祁先生的《當代港臺用語辭典》絕對是他心血的編著，但在一些或個別環節上參照過同仁的成果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實事求是地列出參照的篇目非但無損於編著者的業績，反而更能說明編著者的君子之風和負責任的嚴謹學風，並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其脫穎而出的自信或有別於眾人的獨到。
本人在1988年編寫開拓性的《海峽兩岸用語差異》一書時，曾在該書的後記中這樣寫到：「動筆之初，我雄心勃勃，覺得自己是海峽兩岸語言差異研究領域的一條初生的牛犢，然而完稿之時，我卻已深感自己是頭筋疲力盡的老牛了。兩岸溝通的木橋，失修39年之後又重新開放，我願自己這本用『牛血』塗出的文字能幹結成一塊小小的橋板，讓千人踩，萬人踏，撐一天算一天，一旦踏裂，就讓人們順手抽掉吧。相信會有新的！」可見寫書伊始，我就很清醒，以一己的能力搞出的編著疏漏很多，將來一定會被別人更好的編著取而代之。就目前來看，朱廣祁的《當代港臺用語辭典》已經牢牢地處於取而代之的位置上。這也正是當初我所預見和我所希望的。我在對朱廣祁先生表示祝賀的同時，再次要求朱先生在該辭典再版的時候，能坦然地羅列出他所參考的篇目的索引。無論是從國內外的慣例來看，還是從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角度來看，朱先生和上海辭書出版社都理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