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產業結構變遷（以下簡稱結構變遷）是指經濟活動在諸如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廣義部門間的重配過程，該過程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對於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如何將農業經濟體轉變為工業經濟體，從而實現追趕發達工業經濟體的目標，一直是其努力的方向。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如何持續保持其工業國的領先地位，並通過結構變遷支撐其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也一直是其關注的重點。高收入發達經濟體以及部分低收入發展中經濟體（拉丁美洲部分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化」過程引發了諸如產業空心化、增長停滯、失業增加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因此，結構變遷及其經濟效應作為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題，受到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關注。
近些年來，隨著關注「卡爾多事實」和「庫茲涅茨事實」的多部門增長理論的興起，人們對結構變遷的動因及其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在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結構變遷的動因研究呈現出由單一因素向眾多因素、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環境、由消費需求向投資需求以及由市場因素向非市場因素不斷深入和拓展的趨勢。與此同時，關於結構變遷對其他經濟議題的影響研究也在不斷豐富和拓展。坦率地說，基於多部門增長框架結構變遷的相關研究儘管成果較為豐碩，但如何運用這些成果有效指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轉型仍面臨較大的挑戰。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增長的轉變，經濟服務化的趨勢也不斷加快。這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我們關於經濟服務化是否會導致我國經濟發展重蹈西方發達經濟體覆轍的擔憂。尤其是，是否會像拉丁美洲經濟體那樣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結構變遷及其經濟效應問題是順應現階段尋求增長動能轉換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對於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合理轉型、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擬就結構變遷的動因及其經濟影響的近期研究進展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和評述，著重從結構變遷的實質及其測度、影響因素及其機理、經濟效應等三方面進行分析，以期理順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弄清其與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業、經濟周期和環境汙染等經濟議題的因果關係。最後，本文進一步討論現有研究的不足及其未來的拓展方向。
二、結構變遷的實質及其測度
結構變遷概念源於早期經濟學者對經濟發展事實的描述性分析，通常指經濟活動在產業部門間的重配過程。最典型的例子是Kuznets (1957,1966, 1973)所描述的經濟資源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次產業之間的重配過程，該過程被學者Kongsamut et al (2001)命名為「庫茲涅茨事實」，該事實類似於Kaldor (1961)提出的關於經濟增長規律的「卡爾多事實」。結構變遷的實質是指生產最終使用品（最終消費和最終投資）的不同產業部門隨經濟發展而依次成為經濟體的主導產業，因此其總產出和佔用的生產要素也是最多的。結構變遷的內涵需要重點關注兩點：一是產業部門的劃分問題；二是結構變遷的度量問題。
產業部門的劃分原則是將具有類似屬性的生產單位歸併為一個部門。除了採用統計部門給出的三次產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劃分標準外，文獻中通常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採用不同標準對經濟部門進行劃分。針對早期結構變遷過程主要體現為非農化過程，部分研究將經典的三次產業歸併為農業與非農業兩個部門；隨著經濟服務化趨勢的加快，眾多學者開始強調服務部門的作用，因此將經濟部門劃分為貨物和服務兩個部門，也有部分研究將服務部門進一步劃分為兩個子部門。根據生產技術的不同，產業部門還可以劃分為停滯部門和先進部門 (Baumol, 1967)、資本密集部門和勞動密集部門，以及要素替代彈性較高和較低的兩部門。此外，也可以根據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差異，採用一般化的多部門設定方式。
結構變遷的度量指標包括需求指標和供給指標兩個方面。其中，需求指標包含度量消費結構變遷的最終消費支出比重和消費增加值比重，以及度量投資結構變遷的最終投資支出比重和投資增加值比重等指標。供給指標則包含度量產業結構變遷的名義增加值比重（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就業比重通常採用人員投入量和工作時間來測算；增加值份額、最終消費支出份額和最終投資支出份額通常採用以當期價格表示的名義值進行度量，也可以採用不變價格表示的實際值進行度量。儘管部分學者認為需求指標和供給指標所度量的結構變遷規律具有類似性，但供需兩方面的度量指標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由於要素投入與部門產出之間存在技術轉化關係，而部門產出與最終需求之間存在分配關係，因此，以供需兩方面的不同指標度量的結構變遷過程通常存在一定的差異。即使不同指標度量的結構變遷趨勢具有一致性，但其背後的作用機理及其相對重要性也存在明顯不同。
三、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
（一）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理論研究
經濟發展事實表明，一國或一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是眾多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結構變遷過程主要由消費者的需求行為和廠商的供給行為共同決定的。從需求行為來看，消費者的終生消費問題涉及即期和跨期兩個權衡過程。在即期內，消費者面臨既定消費支出在不同消費品之間的配置問題；而在跨期上，消費者面臨消費與投資（未來的消費）的平衡問題。因此，消費者的即期消費選擇和跨期投資權衡均會對一國或一地區的產品生產結構變遷和要素投入結構變遷產生重要影響。類似地，國際貿易中的淨出口所代表的國際需求變化也會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從供給行為來看，廠商的生產技術選擇決定了商品的相對價格，進而影響著消費者的即期和跨期消費的選擇行為，並最終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產品生產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化。除此之外，市場扭曲、政府規模和宏觀政策等非市場因素也會對結構變遷過程產生重要影響。
1.消費需求變化與結構變遷：收入變化與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早期文獻主要考察消費者的即期消費行為所引起的消費需求變化對一國或地區的（生產）結構變遷的影響，而消費需求變化又主要由收入變化和相對價格變化所驅動。其中，收入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文獻通常被歸類為需求視角或效用驅動的研究，而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文獻則被定義為供給視角或技術驅動的研究。
（1）收入變化與結構變遷。收入變化能否驅動結構變遷取決於產品收入彈性的異質性，其思想源於「恩格爾定律」所描述的消費規律，即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家庭用於食品的消費支出比重將不斷下降，且該規律對於非農品也成立。為了體現這種思想，學界在理論分析時通常以非位似偏好來刻畫產品收入彈性異質性。收入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通常被定義為「收入效應」。在基本思想一致的情況下，不同的學者通過引入更靈活的非位似偏好效用函數，豐富了對收入效應的認識 (Boppart, 2014)，尤其是考慮了收入效應的持續性問題。除了縱向的人均收入增長會通過「恩格爾定律」影響結構變遷之外，橫向的收入分配差異也可以通過「恩格爾定律」驅動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
（2）相對價格變化與結構變遷。除了需求方面的收入變化會影響結構變遷之外，供給方面的相對價格變化也是驅動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相對價格變化推動結構變遷的關鍵條件之一是產品替代彈性不等於單位值。若產品替代彈性小於1，則經濟資源向相對價格不斷上升的部門轉移；反之，若產品替代彈性大於1，則經濟資源向相對價格不斷下降的部門轉移。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通常被定義為「相對價格效應」，其背後的經濟直覺是：部門技術異質性導致部門產出非平衡增長，進而引起部門產品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在產品替代彈性不等於單位值的情況下，消費者因產品相對價格變化而調整的產品需求量無法匹配因技術異質性引起的產出變化量，進而導致經濟資源在不同部門間轉移。
相對價格效應最早由鮑莫爾 (Baumol,1967)所提出，後經眾多學者不斷深化和豐富。鮑莫爾構建一個包含停滯部門和先進部門的兩部門靜態模型（只有勞動一種生產要素）考察了部門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異對結構變遷的影響。其中，停滯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而先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常量。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異將導致停滯部門對於先進部門的相對價格或相對成本無限上升，即出現所謂的「鮑莫爾成本病」現象。如果停滯部門的收入彈性較高、價格彈性較低，那麼，停滯部門將主導整個經濟體，從而進一步導致總量經濟增長率下降。
儘管鮑莫爾初步給出了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基本邏輯，但並未對其背後的經濟直覺做出清晰解釋。Ngai & Pissarides (2007)從TFP增長率差異視角重新刻畫了鮑莫爾的思想，其不僅給出了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和經濟直覺，而且還得出了結構變遷與總量平衡增長可以並存的結論。值得強調的是，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在中性技術進步以及技術進步率恆定的條件下獲得的，如果進一步考慮非恆定技術進步率和有偏技術進步的影響，那麼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作用渠道和結論將被拓寬或改變。
除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異或TFP增長率差異之外，資本深化與要素密集度差異也可以通過相對價格效應驅動結構變遷過程。一方面，Acemoglu & Guerrieri (2008)認為，資本深化與資本產出彈性異質性引起的要素密集度差異會導致資本密集部門的相對產出不斷上升，進而導致其相對價格不斷下降，在產品替代彈性小於1的情況下，生產要素將向勞動密集部門轉移。由資本深化和資本產出彈性異質性驅動結構變遷的路徑通常被命名為「資本深化效應」。此外，由於Acemoglu & Guerrieri (2008)模型中的部門要素密集度始終保持不變的假設與美國工業與服務業的要素密度不斷變化的事實不一致，Liu (2012)將動態要素密集度（或動態收入份額）納入該文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進一步深化了對「資本深化效應」的認識。另一方面，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7)指出，資本深化與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引起的要素密集度差異會導致要素替代彈性較低部門的相對成本和相對價格不斷上升，進而通過相對價格效應推動生產要素的跨部門轉移。值得指出的是，資本深化與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還會形成一種名為「要素再平衡效應」的新機制，即代表性企業面對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變化（由資本深化引起）時，其對資本和勞動的最優配比的調整靈活度不同也會導致生產要素跨部門轉移，甚至引起同一部門內的資本比重與勞動比重呈反方向變化。
此外，人力資本、金融發展等供給因素也會引起部門產出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並通過相對價格效應推動結構變遷。雖然引起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因素不同，但不同的影響因素通過相對價格效應推動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及其必要條件（產出替代彈性不等於1）均是相同的。
（3）相對價格變化、收入變化與結構變遷。早期研究一般認為相對價格變化和收入變化對消費結構變遷的影響存在互斥性，然而經驗事實表明，相對價格變化和收入變化在一國或地區的消費結構變遷過程中共同發揮作用。因此，近年來，部分學者試圖將相對價格變化和收入變化同時納入動態一般均衡框架內進行統一分析。Echevarria (1997)較早地同時考察了收入變化和相對價格變化如何影響結構變遷，但所採用的效用函數無法給出關於結構變遷的解析解，所以其只能通過仿真實驗來考察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Boppart (2014)首次將非戈爾曼類（non-Gorman）偏好引入多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內，從而以非常簡明的方式同時考察相對價格變化和收入變化對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為理論模型中常用的Stone-Geary偏好所刻畫的收入效應存在逐漸遞減的屬性，所以無法解釋OECD國家數據所呈現出的相對支出份額與收入之間的穩定關係。Comin et al (2015, 2017)進一步將非位似不變替代彈性偏好非位似不變替代彈性偏好（NCES）不僅保留了收入效應長期穩定的屬性，而且還可以將「收入效應」和「相對價格效應」分解為相互獨立的兩部分，從而可以精確地區分出兩種效應對結構變遷的影響程度。（NCES）引入經典的多部門增長模型內，從而考察了收入效應和相對價格效應對結構變遷的長期影響。
2.投資需求變化與結構變遷：投資率變化的影響。投資需求變化對結構變遷的影響依賴於最終消費和最終投資內部的增加值構成存在差異。鑑於發展中經濟體在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存在著投資率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變化事實，Garcia-Santana et al (2016)首次考察了投資需求變化對部門結構變遷的影響。在最終消費和最終投資內部的增加值構成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投資率變化將改變不同部門的增加值產出的相對需求，進而引發生產要素跨部門轉移。值得指出的是，Garcia-Santana et al (2016)考察的是擴展邊際層面的投資需求變化對結構變遷的影響。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Herrendorf et al (2018)通過構建包括消費結構變遷和投資結構變遷的統一模型，考察了集約邊際層面的投資需求變化對結構變遷的影響。在平衡增長路徑上，經濟體的投資率將保持不變。因此，擴展邊際層面上的投資需求變化對結構變遷不產生影響，然而最終投資內部的投資增加值比重的變化會推動部門就業比重的變遷。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層面的投資需求變化對結構變遷的影響並不是相悖的，兩者反映的是投資需求變化驅動結構變遷的兩條具有互補關係的傳導路徑。
3.國際需求變化與結構變遷：比較優勢變化的影響。以上研究均是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分析，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際需求變化也是驅動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對於封閉經濟環境下的研究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研究不僅豐富了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認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封閉經濟環境下的相關結論。不同於封閉環境下的相對價格效應會驅動技術進步率較快的製造業部門的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的判斷，Matsuyama (2009)發現，開放環境下的相對價格效應會導致製造業的就業比重呈「倒U」型變化規律。因為高效率的製造業會在國際分工中形成比較優勢，所以國際社會對一國製成品的需求會推動該國製造業部門的快速擴張；但當該國的製造業產能超過其他國家對製造業產品的出口需求時，製造業的就業比重會向其他部門轉移。在Matsuyama (2009)的啟發下，Uy et al (2013)和Betts et al (2017)從生產率差異和貿易成本衝擊視角考察了國際貿易對韓國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會通過傳統的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兩條渠道推動產業結構變遷過程。數值模擬發現，相對於封閉環境而言，國際貿易的引入可以很好地擬合韓國三次產業的結構變遷過程。此外，Sposi (2012)和Teignier (2018)進一步從比較優勢和產業保護政策視角討論了對外開放環境下的韓國產業結構變遷過程。
4.其他因素與結構變遷：非市場力量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主要由市場主體（家庭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共同推動。與此同時，作為市場監督者的政府所採取的非市場行為也會對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產生重要影響。
（1）政府規模。政府作為非生產部門，其規模大小直接決定了用於生產目的的經濟資源的多寡和配置。Dekle & Vandenbroucke (2012)在對中國1978—2003年間的結構變遷進行量化分析時發現，除了傳統的生產率增長率差異之外，中國政府的相對規模下降也加速了中國產業的非農化過程。中國政府規模的逐漸下降主要通過兩條路徑驅動中國的非農化過程，一是政府干預的低稅率促進了非農部門的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二是政府部門的效率提升誘導了收入上升，並通過收入效應推動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政府相對規模的下降解釋了中國農業就業比重下降幅度的15%。
（2）市場扭曲。以上的結構變遷分析均是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進行的，然而，現實的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均存在一定的扭曲，由市場扭曲導致的流動性障礙也會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要素市場扭曲主要表現為勞動或資本流動障礙改變了部門間的要素相對價格。產品市場扭曲主要表現為運輸成本改變了產品的相對價格。一方面，要素市場扭曲會抑制勞動力的跨部門轉移過程。Messina (2006)發現市場規制引起的進入壁壘導致了歐洲服務業的就業比重要遠低於其他發達經濟體；Hayashi & Prescott (2008)指出日本社會存在的子承父業傳統阻礙了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其他部門轉移，從而導致二戰之前的日本產出水平低下。Nickell et al (2002)認為一國或地區的就業保護政策會限制勞動力由工業向服務業轉移，從而延緩一國或地區的去工業化過程。Song et al (2011)發現，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間的生產率差異和融資成本差異會驅動中國製造業內部的結構變遷過程，該過程可以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高儲蓄和資本外流現象。另一方面，產品市場扭曲也會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Herrendorf et al (2012)在一個包含兩個地區（東北部和中西部）和三個部門（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一般均衡模型內，考察了美國內戰之前的交通革命對地區人口流動和東北部地區結構變遷的影響。在假設東北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分別在提供工業品和農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鐵路的修建大幅降低了東北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運輸成本，這一方面會強化兩個地區的專業化程度，該作用機理就像國際貿易中的關稅下降會強化國際分工一樣；另一方面會提高經濟體的收入水平，從而通過收入效應使得兩個地區的農業份額下降。此外，運輸成本的下降使得地區間人口和貨物流動更便利，進而擴大中西部的農業規模，該力量會抵消收入效應的作用，從而使得中西部的農業份額保持穩定。因此，交通革命引起的運輸成本的下降將會導致人口向中西部流動以及東北部地區農業份額的下降。Gollin & Rogerson (2016)在一個包括農業與非農業的兩部門靜態一般模型內考察了交通基礎設施對烏幹達結構變遷的影響。由於烏幹達缺乏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因此農村與城市之間較高的運輸成本會阻礙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其作用機理是，城市非農部門的勞動力需要大量的食物支撐，而城市的農產品會因為較高的運輸成本變得非常昂貴，因此為了節省運輸成本，大量的勞動力將會停留在農村的農業部門就業。
（3）宏觀政策。作為宏觀政策之一的財政支出會通過影響生產部門的成本和家庭部門的偏好而推動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Verma (2012)在其拓展模型中考察了公共資本（公共財政支出）對印度結構變遷的影響。公共資本作為一種公共生產要素進入私人生產函數，而且密集使用公共資本的部門產出增長較快，從而其相對價格不斷下降，在產品之間具有替代性的情況下，公共資本通過相對價格效應誘使密集使用公共資本部門的就業比重不斷上升。
（二）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經驗研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結構變遷由需求端的消費行為和供給端的生產行為共同決定。為了體現供需兩方面因素對結構變遷的影響，理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尋找能夠擬合一國或一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經驗研究則利用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數據對理論模型的適用性以及不同影響因素在結構變遷過程中的相對重要性進行檢驗和識別。
1.瞬時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的估計。不同的瞬時效用函數代表著不同的需求系統，利用需求系統可以估計瞬時效用函數中的收入彈性和替代彈性參數，從而可以進一步評估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在驅動結構變遷過程中的相對重要性。Buera & Kaboski (2009)利用美國1870—2000年間的產出、名義增加值比重和相對價格數據，校準了包含Stone-Geary偏好和CD（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多部門增長模型，檢驗了Stone-Geary偏好對美國這段時期內的三次產業的名義增加值比重的擬合程度，雖然Stone-Geary偏好可以很好地擬合農業增加值比重的變化趨勢，但對工業和服務業的名義增加值比重的擬合相對不足，其原因在於Stone-Geary偏好所刻畫的收入效應會逐漸消失。考慮到早期數據的粗糙性以及對效用函數中的產品屬性的分類存在模糊性，Herrendorf et al (2013)重新利用美國1947—2010年間的消費支出數據（最終消費支出和消費增加值）同樣檢驗了Stone-Geary偏好對美國三次產業的消費結構變遷過程的擬合程度，並在此基礎上評估了傳統的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在消費結構變遷中的相對重要性。不同於Buera & Kaboski (2009)關於Stone-Geary偏好不能很好地擬合美國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的判斷，Herrendorf et al (2013)認為，不論從最終消費支出視角還是從消費增加值視角來看，Stone-Geary偏好所刻畫的線性需求系統均能很好地擬合美國三次產業的消費結構變遷過程。進一步的評價分析發現，相對價格效應在消費增加值視角下佔主導作用，而收入效應則在最終消費支出視角下起主要作用。Alder et al (2019)利用英語系五個國家的長達一個世紀的數據從更寬泛的視角評價了不同的偏好設定或效用函數對三次產業的消費支出比重的擬合程度，以及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除了需求方面的效用函數決定了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存在性以及相對重要性之外，供給方面的生產函數還決定了人均收入和相對價格變化的情況。因此，只有選擇合適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才能準確地解釋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就業比重變化）。以上研究主要估計了不同的偏好設定所代表的需求系統及其對一國或地區的消費結構變遷過程的解釋程度。此外，Herrendorf et al (2015)通過估計供給系統來判斷理論分析中所提出的TFP增長率差異、產出彈性異質性和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是否是推動美國三次產業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之一。他們通過嚴格的計量估計發現，資本產出彈性相等的CD生產函數可以很好地擬合美國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的變化過程，而包含資本產出彈性異質性和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的一般化CD生產函數或CES生產函數並不能提供更高的擬合程度。
2.不同影響因素或作用機制的綜合評估。結構變遷是眾多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對瞬時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進行估計的基礎上，眾多學者基於統一的結構變遷模型綜合評估了不同因素對結構變遷的影響程度。Denis & Iscan (2007)利用美國長達兩個世紀的數據核算了「恩格爾效應」、「鮑莫爾效應」和「資本深化效應」在美國經濟非農化過程中的相對作用。結果表明，恩格爾效應解釋了1950年之前的大部分勞動力重配過程，在此之後，鮑莫爾效應開始佔主導作用。該結果意味著任何強調單一維度的理論模型均無法合理解釋美國歷史上的結構變遷過程。Iscan (2010)進一步採用校準方法度量了恩格爾效應和鮑莫爾效應對美國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過程的解釋程度，同樣發現恩格爾效應和鮑莫爾效應只能解釋經濟服務化過程中的2/3，剩餘的1/3部分由其他因素所解釋。Cao & Birchenall (2013)在一個包含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考察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結構變遷過程和總量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於微觀數據的校準實驗發現，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結構變遷過程、非農部門增長和總量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四、結構變遷的經濟效應
隨著多部門經濟增長模型的不斷成熟，學術界不僅深化了對結構變遷的含義及其動因的理解，而且在多部門經濟增長框架內考察了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業、經濟周期和環境汙染等經濟議題的影響。綜合現有文獻來看，結構變遷主要通過兩種傳導機制來影響相關經濟議題。一方面，在總體變量為部門變量加權平均的條件下，總體變量的演變趨勢依賴於部門變量的異質性及其變化趨勢。其中，部門變量的變化就代表了結構變遷對總體變量的影響。遵循此邏輯，結構變遷會對度量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業、經濟周期和環境汙染等經濟議題的宏觀變量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在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結構變遷通過影響不同部門的相對市場份額而對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和技術等）的相對需求產生不同比例的影響，進而對度量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業、經濟周期和環境汙染等經濟議題的微觀變量產生重要作用。相對於早期基於單部門經濟增長模型的相關研究而言，基於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的結構變遷的經濟效應研究獲得了諸多新的認識。
（一）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通常指實際人均產出或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上升過程，單部門經濟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歸因於外生或內生的技術進步過程。因此，在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包括了對勞動生產率水平及其增長率，以及技術進步三方面的影響。
1.結構變遷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影響。在以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度量經濟增長的情況下，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並未取得共識。支持方認為，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係，即經濟增長是推動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之一，結構變遷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反對方則認為，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單向因果關係，即經濟增長是推動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雖然持支持觀點的學者肯定了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他們在結構變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上也還未取得共識。從理論發展脈絡來看，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結構變遷通過將經濟資源由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從而有利於經濟增長；二是結構變遷通過將經濟資源由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三是結構變遷先有利於經濟增長後不利於經濟增長，從而存在「倒U」型非線性關係。這是因為結構變遷在早期推動經濟資源由低效率部門轉移到高效率部門，而在後期將推動經濟資源由高效率部門轉移到低效率部門。
（1）結構變遷與總量平衡增長。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獲得了效率報酬，各部門之間不存在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的跨部門轉移並不會影響總量經濟增長。因此，在分析和解釋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並不需要考慮結構變遷的影響。不論是強調物質資本積累作用的第一代外生經濟增長理論，還是強調技術進步影響的第二代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均沒有考慮部門構成變化（結構變遷）對總量經濟增長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能夠兼容「卡爾多事實」和「庫茲涅茨事實」的多部門增長理論的興起，學術界重新考察了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但依然獲得了結構變遷不影響總量經濟增長的結論。換言之，在多部門增長模型內，部門層面的結構變遷過程與經濟體層面的平衡增長可以並存。從需求方面來看，Kongsamut et al (2001)首次在包含非位似Stone-Geary偏好的多部門增長模型內獲得了結構變遷與總量（廣義）平衡增長可以並存的結論；遵循同樣的邏輯，Foellmi & Zweimuller (2008)在包含另一種非位似偏好的多部門增長模型內也重現了結構變遷與總量（廣義）平衡增長可以並存的判斷。從供給方面來看，Ngai & Pissarides (2007)在包含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差異的多部門增長模型內進一步獲得了關於結構變遷與總量平衡增長可以並存的明確結論。即使考慮到需求因素與供給因素的共同影響，結構變遷依然對總量經濟增長沒有影響。但以上研究只考慮了消費結構變遷對總量經濟增長的影響，若進一步同時考慮消費結構變遷和投資結構變遷對總量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量經濟增長獨立於部門結構變遷的結論依然成立。
（2）結構變遷與總量非平衡增長。不同於經濟增長理論將結構變遷過程視為經濟增長的副產品，發展經濟學始終認為結構變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且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階段性特徵。考慮到發展中經濟體在要素稟賦、技術水平和制度環境等方面均與發達經濟體存在明顯不同，因此，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和研究框架得出的關於結構變遷不影響經濟增長的結論並不能適用於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經濟學早期的二元經濟理論以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普遍存在過剩勞動力的事實為基礎，論證了現代經濟部門的擴張誘導的勞動力非農化過程如何推動了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遵循二元經濟模型的結構化分析思路，鮑莫爾 (1967)在包含停滯部門和先進部門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從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差異視角論證了勞動力向服務部門的轉移過程（結構變遷）如何導致總量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直至停滯的過程。顯然，從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來看，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調線性關係。然而，若從經濟發展的長期歷程來看，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將存在著「倒U」型非線性關係。Echevarria (1997)在一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內考察了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其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包含了非位似效用函數和存在生產率差異和要素密集度差異的部門生產函數。通過數值模擬發現，由收入效應和相對價格效應引起的結構變遷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總量經濟的「駝峰型」增長事實，即貧窮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最低，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最高，而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位於中間水平。換言之，結構變遷將導致總量經濟增長率先上升後下降。
2.結構變遷對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影響。為什麼不同國家的生活水平差距那麼大？單部門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是因為不同國家間的勞動生產率存在巨大差異，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主要是由技術進步差異或技術擴散差異引起的。最近的研究則認為，資源的跨部門轉移也是影響總勞動生產率差異的重要原因。換言之，在多部門經濟增長框架下，總勞動生產率為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值，生產要素的跨部門轉移（結構變遷）將導致總勞動生產率發生變化。具體而言，在部門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生產要素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將導致總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反之，生產要素由高生產率部門向低生產率部門的轉移將導致總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例如，Duarte & Restuccia (2010)在一個三部門靜態一般均衡模型內考察了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對結構變遷和總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並從結構變遷視角解釋了1956—2004年間的29個樣本國家間存在的總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他們的研究發現，窮富國間農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及其增長率差異要大於製造業，這意味著，在結構變遷過程中，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製造業部門的轉移將導致窮國的總勞動生產率對美國的趕超；而勞動力由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將導致窮國的總勞動生產率相對美國的進一步落後。結構變遷對總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國際比較上，而且也體現在一國或一地區的自身發展過程中。El-hadj & Brada (2009)考察了新進入歐盟的東歐國家的發展情況。由於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過度強調了農業和工業的重要性，從而忽略了服務業的發展，因此，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就業比重迄今仍遠低於同屬歐盟的西歐國家。此外，這些東歐國家的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也低於其工業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就業比重和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意味著這些東歐國家的經濟活動向服務業的轉移將導致其人均GDP（總勞動生產率）的損失。要減少這種由結構變遷導致的損失，就必須進行改革以使服務業更具生產力。
3.結構變遷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闡述了逐利性企業的目的性研發活動如何促進了一國或地區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這些研究僅僅強調了諸如研發效率和技術外溢等供給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借鑑Acemoglu (1998; 2002)提出的要素市場規模會促進有偏技術進步的思想，部分研究在多部門增長框架內考察了需求方面的產品市場規模對一國或地區的部門技術進步的影響。Boppart & Weiss (2013)在一個包含非戈爾曼類偏好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考察了由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共同驅動的結構變遷過程對部門技術進步的影響。非戈爾曼類偏好意味著結構變遷是一個長期現象，結構變遷推動某部門的支出比重和產值比重的上升，也意味著該部門的技術創新具有較大的市場需求，從而有利於該部門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而有較高的TFP增長率。他們基於美國數據的經驗檢驗發現，市場規模效應確實在部門技術進步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遵循相同的邏輯，Herrendorf (2015)在一個包含貨物和服務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同樣考察了結構變遷對部門技術進步的影響，研究發現，在貨物部門的分工回報高於服務業的假設下，雖然市場規模效應意味著擴張部門將會吸引較多的創新活動，但專業化效應大於市場規模效應卻意味著擴張部門具有較低的生產率增長率。這一點明顯不同於Boppart & Weiss (2013)所認為的擴張部門同時具有較多的創新活動和較高的生產率增長率的判斷，這也意味著現有的保護工農業發展而抑制經濟服務化（結構變遷）的產業政策不是帕累託最優的。最優的政策應該是在降低貨物部門市場份額的同時加速結構變遷過程。
（二）結構變遷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結構變遷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包括對要素收入份額、工資差距和收入收斂三個方面，下面就各方面的研究現狀進行詳細闡述。
1.結構變遷對要素收入份額的影響。自20世紀以來，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過程表現出諸多的穩定性。其中，資本收入份額保持不變意味著，技術進步外生給定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並不能解釋近年來多國出現的要素收入份額不斷變化的事實。Acemoglu (2002)在單部門CES生產函數設定下內生化了有偏技術進步，發現有偏技術進步、要素稟賦和要素替代彈性共同決定了要素相對價格關於要素相對供給的演變路徑，以及要素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從而在單部門增長模型內解釋了總量要素收入份額的變化情況。然而，單部門增長模型忽視了結構變遷對要素收入份額變化的重要作用。在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總量要素收入份額等於部門要素收入份額的加權平均值，其中權重為各部門的產值比重。因此，總量要素收入份額的變化由部門要素收入份額的變化和權重係數的變化（結構變遷）共同決定。為了解釋工業化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普遍存在的總勞動收入份額和部門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的事實，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8)構建了一個包含工業和服務業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從而在動態一般均衡框架內論證了有偏技術進步和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對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影響。他們同樣發現，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也依賴於要素替代彈性、有偏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而總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由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和部門結構變遷共同決定。但他們基於美國數據的定量分析發現，美國總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反映了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結構變遷對其影響相對有限。
2.結構變遷對工資差距的影響。工資差距是指不同類型的勞動群體獲得的平均工資存在差異，通常表現為技能工資差距和性別工資差距。顧名思義，技能工資差距表示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之間的工資差距，性別工資差距則表示男性勞動與女性勞動之間的工資差距。二戰以來，隨著各國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女性就業的增加，雖然技能勞動和女性勞動的相對供給均不斷增加，但技能勞動相對於非技能勞動、女性相對於男性的相對工資均不斷上升。關於工資差距的變化趨勢，早期研究主要強調了相對供給、國際貿易 (Acemoglu, 2003)以及由它們誘導的有偏技術進步的影響。近期研究則強調從結構變遷視角來理解不同勞動群體之間的工資差距，其背後的經濟直覺是結構變遷通過影響不同勞動群體的相對需求而改變了它們的相對工資。Buera & Kaboski (2012)在一個包含市場貨物、市場服務和家庭服務的三部門靜態模型內考察了結構變遷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在假設高技能勞動和低技能勞動分別在提供市場服務和家庭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條件下，隨著技術水平的上升，人們對技能密集型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因此技能密集型市場服務相對家庭服務將不斷上升，市場服務的上升對高技能勞動產生了超額需求，進而導致在高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情況下的技能溢價也不斷上升。Ngai & Petrongolo (2017)同樣在一個包含市場貨物、市場服務和家庭服務的三部門靜態模型內考察了市場服務部門擴張對性別收入差距的影響。由於女性在提供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由結構變遷和市場化兩種力量驅動的市場服務部門的擴張將導致女性勞動的相對需求不斷上升，在兩性勞動供給一定的情況下，相對需求的上升將縮小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工資差距。
3.結構變遷對收入收斂的影響。新古典（單部門）增長理論表明，如果初始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具有類似的稟賦結構和技術條件，那麼國家或地區間將存在條件收斂現象。反之，即使不考慮稟賦結構和技術條件的類似性，在後發優勢作用下，落後國家或地區依然會比先進國家或地區具有較快的增長速率，從而會出現絕對收斂現象。而在多部門增長框架內，結構變遷的引入將深化對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收入收斂的認識。例如，針對二戰後美國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各地區人均收入不斷趨同的現象。單部門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將其歸因於地區間的TFP變化或要素積累的變化。而在多部門增長框架內，結構變遷也是驅動人均收入收斂的重要力量。Caselli & Coleman (2001)研究發現，在美國南北方的人均收入收斂的同時，兩地區間的農業就業比重差距也不斷縮小。因此，他們構建了一個包含農業與非農業兩個部門和南方與北方兩個地區的一般均衡模型來考察結構變遷對地區收入收斂的作用機理。在他們的模型設定裡，勞動力非自由流動的假設意味著非農部門的工資水平高於農業部門，而南方相對於北方在農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假設意味著南方在經濟發展早期更多地從事農業生產，因此，這兩個假設意味著美國南方的人均收入在早期較低。隨著非農部門的技術進步以及勞動移動成本的下降，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的下降意味著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工資差距不斷縮小，進而意味著南北方人均收入的不斷收斂。
（三）結構變遷對就業的影響
二戰以來，美國和歐洲國家在人均勞動時間上出現了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吸引了大量學者去探討其背後的原因。雖然Prescott (2004)開創性地強調了勞動收入稅差異的影響，但其基於標準的單部門增長模型的分析忽略了結構變遷帶來的新洞見。從結構變遷視角來解釋一國或一地區的總量勞動時間或人均勞動時間演變的文獻通常在多部門結構變遷模型內引入家庭生產部門，並強調結構變遷過程與市場化過程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總量勞動時間或人均勞動時間的演化。為了解釋美國和歐洲五國經濟體在1956—2003年間的人均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Rogerson (2008)構建了一個包含市場貨物部門、市場服務部門和家庭部門的三部門結構變遷模型。其研究發現，歐洲相對美國的技術追趕所引起的結構變遷將加速經濟服務化過程，但其相對稅率的上升將抑制市場化過程，兩種力量的淨影響將導致歐洲的服務市場遠小於美國的服務市場，因而能夠解釋歐洲的市場人均勞動時間相對於美國下降了45%。同理，為了解釋美國的市場勞動時間在20世紀所呈現的「淺U」型規律，Ngai & Pissarides (2008)將Ngai &Pissarides (2007)的N部門模型退化為包含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三部門模型，同時每個市場部門均存在一個對應的家庭生產部門。由於家庭貨物或服務是市場貨物或服務的替代品（替代彈性大於1），而市場貨物和服務之間是互補品（替代彈性小於1）。因此，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意味著經濟發展早期的市場化力量和結構變遷力量均使得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就業比重下降，但家庭部門的服務生產時間上升，進而導致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下降。而在經濟發展後期，由於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市場化過程已經完成，所以服務業的市場化過程將導致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上升。綜合整個發展階段來看，他們的理論模型可以很好地預測美國市場勞動時間的「淺U」型變化規律。此外，為了解釋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的女性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上升而男性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下降以及男女性別工資差距不斷縮小的事實，Ngai & Petrongolo (2017)構建了一個類似於Rogerson (2008)的三部門模型，但與其所不同的是，將勞動力進一步劃分為男性和女性兩類。由於女性在提供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由結構變遷和市場化兩種力量驅動的市場服務部門的不斷擴張將提高女性的相對勞動需求，從而導致女性的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上升，而男性的市場勞動時間不斷下降（由貨物部門轉向家庭部門生產），並進一步縮小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工資差距。
（四）結構變遷對經濟周期的影響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體的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一般存在著擴張和收縮交替或周期性波動的特點，這種現象被稱為經濟周期或商業周期。關於結構變遷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係，早期研究存在一定的爭議。以Lucas & Prescott (1978)的搜尋模型為參照，Lilien (1982)認為，如果勞動力由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需要花費一段時間，那麼經濟資源的跨部門轉移時期正好也是勞動力的失業時期。因此，二戰以後的美國經濟周期可以被描述為勞動力在廣義部門間的再平衡時期，這種再平衡可以用部門層面的勞動增長率波動來度量。然而，Abraham & Katz (1986)認為，Lilien (1982)關於勞動增長率波動與失業率之間的正相關性並不能視為結構變遷對經濟周期的重要影響，這種正相關性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部門對總衝擊的反應程度各不相同，而且職位空缺數據也支持衝擊性解釋而不是部門轉移性解釋。結構變遷即使不是經濟周期形成的原因，仍然可能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正如結構變遷如何影響度量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等宏觀變量的研究所強調的，如果部門層面的增加值波動存在差異，那麼總產出的部門構成將是經濟周期的一個潛在重要決定因素。例如，Da-Rocha & Restuccia (2006)發現一國或地區的農業和非農業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尤其是農業部門比非農部門的波動性更大，而且農業部門具有逆周期就業現象。該現象意味著具有較大農業部門的國家或地區將具有更高的產出波動性和更低的就業波動性，而且也意味著各國的經濟周期屬性將隨著經濟的非農化過程（結構變遷）而逐漸收斂。此外，Moro (2012)以及Carvalho & Gabaix (2013)均發現服務業的波動性要低於貨物部門的波動性，這意味著總產出的波動性將隨著經濟服務化過程而不斷下降。
（五）結構變遷對環境汙染的影響
環境經濟學研究發現，一國或一地區的環境汙染水平或密度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成「倒U」型關係，即隨著經濟發展，一國或一地區的汙染水平或密度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借鑑描述結構變遷過程的「庫茲涅茨事實」的表述，這種「倒U」型關係通常被定義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部門汙染水平或密度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描述經濟資源跨部門轉移的結構變遷過程將在一國或一地區的總量汙染水平和汙染密度的變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Stefanski (2013)通過構建包含農業和非農業的兩部門結構變遷模型解釋了主要排汙國家的環境汙染水平和汙染密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雙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事實。在包含非位似偏好和外生給定的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的基本假設下，Stefanski (2013)的兩部門模型還增加了額外的三個假設條件：（1）非農部門的汙染密度始終高於農業部門的汙染密度；（2）汙染節約型技術進步外生給定且保持不變；（3）減少汙染的技術進步要快於用於生產的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在以上假設條件下，總量汙染水平和汙染密度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均會因經濟資源由低汙染密度的農業部門向高汙染密度的非農部門的轉移而不斷上升；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非農部門內部的汙染節約型技術進步將佔主導作用，進而導致總量汙染密度和汙染水平先後不斷下降。
五、總結與述評
隨著多部門增長理論的興起，人們對結構變遷的動因及其經濟後果的相關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本文在釐清結構變遷基本概念的基礎上，重點回顧了關於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理論和經驗研究。在此基礎上，本文還梳理了關於結構變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業、經濟周期和環境汙染等經濟議題的相關研究。就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識別研究而言，現有文獻考慮了封閉經濟條件下的供給和需求方面的眾多因素以及開放經濟環境下的國際貿易等因素對結構變遷的影響，為我們認識和解釋結構變遷現象提供了豐富的洞見。就結構變遷對相關經濟議題的影響研究而言，多部門增長框架下的分析加深了對相關結論的認識。值得指出的是，儘管現有研究就結構變遷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進行了長期探索，但關於兩者之間關係的認識仍未取得共識。
雖然基於多部門增長框架的結構變遷動因及其經濟效應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現有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和有待拓展的方向。從研究方法來看，現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1.基於多部門增長框架的結構變遷研究過多地強調對總量（廣義）平衡增長的解釋。近期的多部門增長模型旨在通過將結構變遷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框架內進行統一分析，從而實現能同時解釋描述結構變遷規律的「庫茲涅茨事實」和描述總量經濟增長規律的「卡爾多事實」的目標。然而，這種在多部門增長模型中過度強調總量（廣義）平衡增長的做法不僅會限制對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認識，而且還掩蓋了結構變遷與總量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事實上，為了能同時兼容「庫茲涅茨事實」和「卡爾多事實」，現有的多部門增長模型不得不對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進行嚴格假定。例如，Stone-Geary非位似偏好只能與技術進步率相同的部門生產函數相結合才能實現結構變遷與總量（廣義）平衡增長的並存；CES位似偏好只能與產出彈性相同的部門生產函數相結合才能實現結構變遷與總量平衡增長的並存。這些處理在某種程度上就限制了我們對諸如技術進步率差異和要素密集度差異如何影響結構變遷的認識。若進一步放鬆這些假設，我們又獲得了結構變遷無法與總量（廣義）平衡增長共存的矛盾。不得不指出的是，「卡爾多事實」僅僅描述了美國經濟自二戰以來的增長經驗，並不能代表包括發展中經濟體在內的國際發展經驗。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因自身的稟賦結構、制度背景和發展階段均不同於發達經濟體而呈現出不同的發展事實。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先後經歷了包括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向混合經濟並存的轉變等多重轉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方式在不同階段也是不一樣的。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事實顯然不同於發達經濟體的平衡增長事實。此外，從更長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也經歷了馬爾薩斯所描述的低速增長階段，工業革命以來的低收入高速增長階段，以及去工業化後的高收入低速增長階段。而且，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發達國家在一段時期內呈現的「卡爾多事實」並不成立，該事實的採納僅僅是因為經濟學者為了理論模型的簡單性和透明性而產生的誤解。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增長事實出現了新特點，這種特點被描述為「新卡爾多事實」。所以，為了更深入和更廣泛地認識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以及結構變遷與總量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係，今後的研究不應過度強調總量（廣義）平衡增長概念的約束，而應基於符合經濟發展事實和相關現實約束的條件下構建多部門增長模型來考察一國或一地區的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其經濟後果。
2.發展中經濟體的結構變遷研究未考慮到效用函數與部門生產函數的適用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或一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主要由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所共同決定。因此，為了刻畫一國或地區的結構變遷過程以及識別其背後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理，基於多部門增長框架的結構變遷分析應設定符合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發展事實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然而，在借鑑源於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發展事實而興起的多部門增長模型時，現有關於發展中經濟體的研究未考慮到其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異性，而是簡單採用相似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的設定，這種不適宜的做法通常是利用基於第三方數據的校準方法來規避。然而基於第三方數據的簡單校準工作不僅無法迴避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而且還可能對欠發達國家的結構變遷過程及其經濟後果產生錯誤的認識。雖然現有研究已經基於發達經濟體的相關數據對相應理論模型中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進行了嚴格的驗證和檢驗，但基於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數據的研究還未出現。因此，在未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事實的效用函數和部門生產函數進行檢驗的情況下，我們有理由懷疑現有關於中國結構變遷及其經濟後果的相關研究。事實上，由於未考慮到理論模型的適用性，現有研究未能考察需求方面的產品替代彈性異質性對結構變遷的深層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相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是眾多影響因素推動結構變遷的兩個主要傳導機制。其中，相對價格效應強調了技術異質性（勞動生產率差異、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和要素密集度差異等）與產品替代彈性非單位值的影響；收入效應強調了收入增長與產品收入彈性異質性的共同影響。但迄今尚未有研究在借鑑要素替代彈性異質性的基礎上對產品替代彈性異質性的結構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即使有部分研究已經考慮到了具有產品替代彈性異質性特點的效用函數的作用，但這些研究依然將結構變遷背後的作用機理視為傳統的相對價格效應，並沒有進一步揭示產品替代彈性異質性驅動結構變遷的深層次作用機理。
3.基於多部門增長模型的結構變遷的增長效應研究未考慮到模型推導的邏輯自洽性。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由於不存在無法將部門產出加總為總產出的問題，所以多部門增長模型不僅可以兼容描述結構變遷的「庫茲涅茨事實」與描述總量平衡增長的「卡爾多事實」，而且還可以進行嚴格且邏輯自洽的理論推導。如果將「庫茲涅茨事實」與「卡爾多事實」可以並存的條件進行放鬆，例如，設定Stone-Geary偏好和異質性要素密集度的部門生產函數，那麼，我們不僅獲得了結構變遷將對總量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的結論，而且由於加總困難而無法對結構變遷的增長效應進行嚴格的理論分析。正因為如此，雖然部分基於靜態一般均衡框架的研究可以對結構變遷的增長效應進行邏輯自洽的理論分析 (Baumol, 1967)，但其他基於動態一般均衡框架的研究卻採用了非邏輯自洽的處理方式。郭凱明等 (2018)和顏色等 (2018)在動態一般均衡框架下考察了眾多影響因素對結構變遷以及總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由於面臨加總困難，他們關於結構變遷以及結構變遷對總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分析是按照不同邏輯分開處理的。在進行產出加總時，他們僅僅將部門實際產出簡單加權為總實際產出。這種處理方式不僅沒有考慮部門產生的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而且也未考慮總產出的平減問題，從而不僅與其設定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相違背，而且也與其檢驗數據的現實處理方式不一致。因此，在考慮眾多影響因素的情況下，我們對結構變遷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總量經濟增長的認識仍然面臨技術上的挑戰。
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深化對結構變遷相關研究的認識：
1.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理解結構變遷現象，拓展和加深對結構變遷含義的理解。結構變遷被定義為經濟活動在廣義部門間（例如，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重配過程，通常用各部門的支出比重、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來度量。然而，現有研究對結構變遷含義的理解還比較狹隘和淺顯。一方面，基於廣義部門的結構變遷分析往往忽略了細分部門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各細分部門的結構變遷新趨勢。因此，對結構變遷的分析還應考慮到傳統的農業內部、工業內部和服務內部的結構變遷情況。隨著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結構變遷分析還應進一步深入到價值鏈和職位分工層面，以及擴展到國際產業鏈的跨國轉移層面。另一方面，現有結構變遷的需求和供給方面的度量指標對結構變遷的刻畫還不夠細緻和深入。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供給方面的就業比重的變化情況，而沒有對就業比重進行更細緻的劃分。針對勞動群體存在著不同維度的差異性，對結構變遷的理解還應擴展到不同性別、不同技能、不同種族等勞動群體的就業比重的變化情況。此外，現有研究並沒有嚴格區分結構變遷的需求指標與供給指標的不同。針對不同的度量指標所刻畫的結構變遷規律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的差異性，對結構變遷的理解還應區分需求方面的增加值視角和最終支出視角下的度量指標的不同，以及需求指標與供給指標的不同。
2.根據各國發展階段來理解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結構變遷過程是一個隨著經濟發展而動態變化的長期現象，一國或一地區的結構變遷現象及其背後的決定因素也會隨經濟發展而出現新情況。因此，我們應根據各國的發展階段來理解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近年來，一大批諸如人工智慧、雲計算、大數據和5G等具有基礎設施屬性的通用技術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不斷湧現，這些新技術不僅可以產生新的業態，而且還可以賦予傳統產業新的活力。儘管已有研究考慮了人工智慧對結構變遷和總量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郭凱明, 2019)，但對於其他的新基建技術的關注仍然為空白。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由粗放型高速增長逐步進入集約型中低速發展階段，技術進步因素將在我國的結構變遷和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多部門增長框架內考察這些具有基礎設施屬性的新技術對結構變遷及其經濟後果的影響不僅會拓寬相關研究的視角，而且還可能深化對現有相關研究的認識。例如，新基礎設施的布局可以突破傳統停滯部門的發展路徑，從而可以消除「鮑莫爾成本病」對總量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的疑慮。
3.進一步識別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和傳導途徑。結構變遷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依然是一個未取得共識的問題。對該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利於指引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的融合發展，而且有利於指導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布局和經濟可持續增長，從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現有理論研究基於不同的假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問題的關鍵在於理論模型中是否考慮了非位似偏好、資本要素和要素密集度差異的影響以及對資本品來源的不同設定方式。這些不同的模型設定決定了部門產出能否加總為總產出，進而意味著部門結構變遷與總量平衡增長的共存性，也決定了結構變遷是否存在增長效應。為了從根本上釐清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我們應在摒棄總量平衡增長先驗約束以及模型過度簡化的前提下，儘可能引入與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事實相一致的效用函數與部門生產函數的設定，從而在動態一般均衡框架內重新思考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此外，還應將符合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發展事實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拓展到開放經濟條件下進行比較分析，從而進一步釐清封閉經濟與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異同。
4.進一步在多部門動態一般均衡框架內拓展結構變遷的其他經濟效應的研究。在多部門動態一般均衡框架內考察結構變遷對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不僅深化了關於結構變遷現象在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認識，而且也加深了對其他重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理解。除了本文所列舉的幾個代表性經濟變量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考慮結構變遷對諸如人力資本積累、智慧財產權保護、國際移民、對外直接投資分布、環境汙染治理等重要議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