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餐廳雜工到相聲學徒，半路出家的程浩洋在相聲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十年。如今，他是劇場的二線演員，在行業迭代的夾縫裡，在相聲與脫口秀間，密謀改變。
「牆」消失的瞬間
10月14日晚上7點，從復興門轉一號線，不到半小時到五棵松。人群擁擠的地鐵車廂，浩洋瘦高挺拔，穿著明黃色衝鋒衣，踩著復古運動鞋，牛仔褲穿得晃蕩。幾綹碎發垂在額前，帶著細邊眼鏡，29歲的浩洋看起來時髦，與去五棵松尋找酒精和夜生活的年輕男孩沒什麼兩樣。
走出地鐵口，浩洋依舊一言不發。帶著一身寒氣和疏離，他徑直走進華熙娛樂廣場西南角嘻哈包袱鋪相聲劇場的後臺，開始籌備今年的第20次相聲演出。
或許是蟄伏半年的沉鬱仍未散去，走進相聲劇場的觀眾人數不如從前。這天，上桌率約是75%，與以往年輕女孩居多不同，觀眾們多是30歲以上的成年男性，冷靜，理智，不愛發笑，很少起鬨。他們圍坐在四方黑桌旁嗑著瓜子，等待節目開始。
晚上7點半，表演開始。開場節目是互動性很高的傳統相聲《百家姓》，觀眾隨便說一個字或詞，演員要即興地用詞尾最後一個字組詞接龍，直到接上「周吳鄭王」。例如「海」字，海裡摸鍋、鍋裡有水、水開煮米、米爛成粥，周吳鄭王。
但這晚，氣氛遲遲未熱。臺上，演員表演賣力，講話聲高字正腔圓。臺下，觀眾們抱著手臂，表情冷漠，有的甚至玩起了藏在圍巾下的手機。這是一段規整的表演，有老舊的嚴正感，令人崇敬，卻不讓人放鬆。觀眾的眼與心，是散的，無法跟隨演員凝聚。臺上臺下，演員與觀眾間，似乎有一道無形的磚牆。
7點55分，逗哏演員程浩洋和捧哏演員楊沛霖上場。接在一段極傳統的相聲表演之後，觀眾能清晰地感受到浩洋的不同。換上銀灰色長褂和黑色開口布鞋，浩洋看著是雅致溫潤的模樣，但一開口，眼珠一轉，嘴角抿緊牽起狡黠的笑，掩蓋不了的鬆懈蔫壞勁兒。
「演員應該多注重形象，為每一位喜歡咱們的觀眾負責。我就發現這半年老得特別快。怎麼發現的呢？就是手機的精準推送。我這手機一打開，就是植髮的廣告，還有紋眉啊、去魚尾紋、保溫杯，足力健老人鞋。不過我這足力健老人鞋不算早，楊老師的更早，直接推送骨灰盒。」
「還有皮膚保養，我這人魚尾紋重，我就在家抹雅詩蘭黛眼霜，海藍之謎，嬌韻詩，馬應龍……我還翻一些護膚小知識，覺得防曬很靠譜，我就出門打個傘。現在男生出門打個傘沒什麼呀，但很多人都瞟我……我不就是傘上有點蕾絲花邊嗎？」
而後是對服務行業店員的模仿，服務態度過於客氣：
「宮保雞丁裡的辣椒，微辣中辣重辣您要哪種？牛肉丸子您要幾分熟，做成牛肉刺身嗎？花生米單數還是雙數？」
浩洋的包袱沒有詩書禮易春秋，也不唱探清水河和鎖麟囊。他表演時腔調自然，沒有相聲演員常有的「口風」（節奏），文本內容也更貼近當代。
為什麼年輕人們都穿著老爹鞋，女孩都幻想擁有一個愛馬仕包包？男生為什麼不能打傘，服務行業為何全面反人類化？
從挪揄當代年輕人對奢侈品的追逐，消費主義對人們生活無縫隙的入侵，到諷刺狹隘的性別規訓，誇張再現服務行業的現狀。沿著段子文本繼續深入，在浩洋的這場相聲表演中，可窺見脫口秀的端倪——有價值觀體現和對社會的態度與觀察。
作為逗哏，浩洋有自己的「人設」，個人風格強烈：貧嘴，欠揍，並不使勁兒，帶著點輕巧的陰柔。與搭檔楊沛霖的一捧一逗也很流暢。但用相聲的語言技巧和框架做器皿，盛入更脫口秀式的文本和表達方式，這場表演不免讓人困惑，行得通嗎？
觀眾的反應是真實的。模仿餐廳店員點餐那段，觀眾們爆發出陣陣轟笑，氣氛輕鬆。有人放下手機，笑得咳嗽起來。
笑聲之後，或許會有觀眾回想著思索更多。相聲不再是一個很遙遠、傳統的東西，它真實，準確淋漓，又可觸摸。掌聲和笑聲中，浩洋鞠躬下臺，那道牆在不知不覺中消失。
即使沒人能說清它消失是因為具體哪一個包袱，在哪一個瞬間。
相聲困境和脫口秀
「你的話過於形式化，不夠潤，太硬了。就像『您剛才呀，說得那些觀眾不太了解，您給我們展示展示？』還是挑起來說的。聽著很完美，但還得在形式化和口語化之間找到一個圓潤的點，要有自然聊天的感覺。」
在後臺，浩洋解開大褂扣子，褪去了舞臺上的討喜和笑容，皺著眉頭，嚴肅甚至略帶壓迫式地和楊沛霖溝通演出時雙方存在的問題。
從8點20分下臺直到晚上10點半謝幕，浩洋長久地坐在後臺監控室裡，透過電腦看其他演員的表演和觀眾的反應，時不時用手機記下自己的感悟。
監控室的電腦屏幕上，演員們重複著「欣子」，「啊你叫孫子」這樣的包袱。浩洋在嘴裡嘀咕著，「像車間生產出來的東西，誰講觀眾都會笑，但也只是配合演員笑一下。」
這是目前整個相聲行業的問題：相互貶低的「三俗梗」和「倫理梗」，演員說得起勁，觀眾笑得開懷，一片虛氣騰騰的熱鬧。缺乏對社會的觀察與回應，沒有思考，不夠鋒利，無法從偽飾的現實中看到真相。
在浩洋看來，相聲演員最可怕的事情是「演」，「扮演」一個相聲演員。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用僵硬不自然的語調，一遍遍重複著誰都會說的段子，「就像是被相聲演員『附體』。」
從「扮演」一名相聲演員，到頓悟自己的刻意與遮蔽，浩洋用了八年的時間。
2011年，浩洋拜師高曉攀，成為嘻哈包袱鋪的一名相聲演員。與期待的鮮花掌聲相違背，浩洋創作的段子沒有亮點，演出沒有自己的風格，和原搭檔也未碰撞出火花。
在劇場，浩洋是一名邊緣演員，演出機會少，多半是替場救急時才會被想到。劇場服務員甚至不認識他，看他入場時攔住他要票，「我是演員」，浩洋說。「我還是老闆呢！」浩洋只好給師傅打電話，這才進去。
一個月演出4、5場，一場演出150塊錢，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窘迫時，公司財務打電話給他：「程浩洋是嗎？這個月你得補交125塊錢，把保險補上。」
八年，時代迅速變化，喜劇行業也隨之振動。2017年起，兩檔脫口秀節目的火爆為脫口秀線下演出強勢引流，以笑果文化為代表的一眾脫口秀廠牌迎來了行業春天，即使是三四線城市的小廠牌，演出也場場爆火。嚴峻的市場衝擊下，相聲行業卻如一潭死水般寂靜。
相聲演員們說著70多年未變的段子，有些老前輩固步自封，對日新月異的變化反應冷漠，對嘗試改變的新演員不夠寬容。
娛樂迭代，眾聲喧譁，底層演員浩洋隨波逐流，被推搡著往前走。想抓住點什麼，卻找不到自己的語言去敘述。
他心急如焚，迫切想要轉變。首先是外在。2018年，青年相聲演員們「被偶像化」，飯圈文化進入相聲行業，「德雲女孩」的湧入讓相聲成為20年來最火爆的一年。像郭麒麟、孟鶴堂這些顏值高的演員更容易被觀眾記住，而後偏愛。
為了讓自己好看點，浩洋用半年的時間瘦了40斤，穿衣打扮也更講究。但收效甚微。外貌好看確實會吸引觀眾，內容的缺失卻無法因此消弭。沒有演出，生活過得拮据，在同行和觀眾中也未得到認可，浩洋覺得自己已然被行業拋棄。
極度絕望中，他嘗試去學脫口秀。
反覆看了多遍《吐槽大會》後，浩洋立刻去北京脫口秀俱樂部報名了開放麥。幾場開放麥下來，浩洋形容，「太傻逼了，還不如說相聲呢！」但無意中，脫口秀為他的困惑打開了一個出口：
相聲表演包袱鋪墊過於冗長，段子不夠新穎，難以引起共鳴。觀眾在進步，甚至走在演員之前。與相聲相比，脫口秀演員保持著高密度輸出，更新快，創作有思考的厚度，也有與真實生活契合的溫度。或許在語言技巧上有些缺失，但這種表演與社會同頻共振，是在走近生活。
受脫口秀啟迪，浩洋觀察內心，嘗試著把自己的看見寫成段子。看見的第一個人便是自己——自己作為邊緣演員的困頓。浩洋沒有想到，往日不被看見的委屈，受到的冷漠與刺痛，竟變成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
2019年2月16日，嘻哈包袱鋪的開箱年會上，浩洋吐槽了身邊所有人，第一個就是他的師傅高曉攀：
我和我師傅打電話，我師傅接上電話，「餵（四聲）！誰啊。」
「我是程浩洋。」
「程浩洋？誰啊？」
「師傅，您有八個徒弟，我排行老七。我叫程浩洋，您還記得我嗎？」
臺下炸了，笑聲陣陣延綿不絕。浩洋知道，自己走對了。
圖 | 程浩洋與楊沛霖在表演中
在浩洋的段子裡，很少有《三國》或是四書五經，他讀莫言，村上春樹和東野圭吾，看《大象席地而坐》、《暴裂無聲》，也追蔡徐坤和當下最火的綜藝，《樂隊的夏天》和《演員的誕生》。
他提到梁左和姜昆的作品《虎口遐想》。《虎口遐想》構建了一個絕無僅有的事件——青年工人在逛動物園時不慎掉入老虎洞。荒誕的背後，是真實的中國和真實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社會心理。有不可預知的禍患，有改革開放後自由戀愛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寫照，有陷入困境時人群的看鬧和孤立，也有對單位和組織運作秩序官僚化的諷刺。
「《虎口遐想》太先鋒了。過去的相聲作品反應了當時的社會現象，有洞察和遠見。我們說相聲的有一個很大的概念，相是國家之相，聲是民生之聲。國家的相貌，人民的心聲，把這些都說清楚了，才能稱得上是藝術。」
「我不想用那些過去相聲的腔調講過去的生活。在2020年的舞臺上，仍然表達著1980年想說的話，那就脫節了。」
「很多段子就像流水線生產出的杯子，我拿它能喝，你拿它也能喝。但我想親手捏一個杯子，它可能賣廢品都賣不了兩分錢，可我願意賦予它意義，它是與眾不同的。」
北野武與十八愁
浩洋聲音帶著少年氣，常在觀眾起鬨「退票」時露出委屈的神情，蹲下用雙手捂住臉，既而又忍不住咧開嘴笑起來。他有一張沒有受過苦的臉。
與他相處過，才知道這種向觀眾大方展示的脆弱，回溯到截然不同的另一條河流。為什麼要說相聲呢？浩洋說，「我就是，太想快樂了。」
浩洋成長在河北保定的一個小農村，一條從記事起就充斥著謾罵和爭吵的胡同小巷。貧窮放大了暴力與眼淚，又殘忍地將關切抹去。浩洋記得父親的發怒，記得他是怎麼提起手邊的椅子向母親打去。也記得母親的出走，無星的黑夜，母親背著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鄉下土路上，夜晚和恐懼那麼長，這條搖晃的路似乎永遠走不到頭。
沒錢，爭吵，借錢，罵街，日子被豢養在狹窄的院子，沒有什麼新鮮事。浩洋逃避著回家，變成街坊鄰居眼裡那個懦弱陰鬱的少年，也變成網吧的常客。在學校，老師不讓做什麼他偏要做什麼，逗得全班同學哈哈大笑，這給浩洋一種奇異的滿足感，哪怕這種笑是別人眼中的出醜，滑稽，不倫不類。
在老家漂了幾年後，2009年，浩洋18歲，跟隨父母來到北京打工。父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前門一個地下通道裡做清潔員。一家三口擠在狹小的操作間，但好在解決了住的問題。
有時吃過晚飯，浩洋一個人坐在天橋上，晚風撞到他身上。在20歲出頭的年紀，他坐在橋上惆悵，「人生這麼長，我幹點什麼好呢？」
他什麼都幹：給新裝修的房子刷漆、貼壁紙，當過餐廳後廚的服務員，賣過衣裳，做過洗浴中心的擦鞋員。
2010年，郭德綱早已火遍全國。公交車的廣播上放的是「郭德綱又出新段子啦！」帶著好奇，浩洋上網搜郭德綱，聽郭德綱的段子，太可樂了，比打遊戲有意思多了。浩洋記性好，聽了一宿，所有的段子清晰地印在腦中，一字不差，他需要的只是動嘴把它演出來。在休息時，他開始給餐廳其他員工演，大夥樂了，他也開心。
「但一個我這樣的人，社會最底層的人，怎麼能和郭德綱搭上關係呢？不敢想，從沒想過。」相聲繼續聽，服務員繼續做，直到同事遞給他一張報紙，報紙中縫的廣告上印著，「嘻哈包袱鋪招學員了。」
接到回復的電話是在11月份，冬至後，浩洋開始了學員生活。他不怕吃苦，人也機靈，每天下午五點上完課，他留下來幹雜活，檢票，擦桌子，搬東西，什麼苦活累活都幹，也不想什麼尊嚴。等表演開始，就站在最後面默默看演出。
在嘻哈包袱鋪做學員的一年沒有任何收入，20多個人裡，只有他一人堅持到了最後。2011年，浩洋拜師，正式成為一名演員。
想像不了的好日子始終沒有到來。從地下通道的操作室搬到十平米的韓家胡同院子，結婚後又搬到十裡堡的地下室，再搬到大興。2017年4月，女兒出生，他充滿喜悅地發了條朋友圈，公司沒有幾個人點讚，也沒有一個人給他送上哪怕客套的祝福。
直到現在，即使得到了小範圍觀眾的喜愛，收入依然不算寬裕。總有同行說，「這還是相聲嗎？怎麼和脫口秀似的，不倫不類，譁眾取寵。」
浩洋時常想到一個畫面：自己騎著電動車行駛在雨中，有時有橋可以避雨，有時只能忍受著被大雨淋溼。但經歷過太多苦痛後，無論是水流的衝刷或是輕撫，他都接受。不撒潑，也不抵賴。
「好像只是品嘗生活給我的感覺，所有的事情，沒有好，也沒有壞。」然後，打撈起生活的殘骸，把生活的完整展現給觀眾。
演出結束後浩洋喝了點酒，完全放鬆下來後，他背起繞口令《十八愁》：
「數九寒天冷風嗖，轉年春打六九頭。正月十五是龍燈會，有一對獅子滾繡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會，大鬧天宮孫猴又把那個仙桃偷。五月初五是端陽日，白蛇許仙不到頭。七月七傳說是天河配，牛郎織女淚交流。八月十五雲遮月，月裡的嫦娥犯了憂愁。要說愁，咱們淨說愁，唱一會兒繞口令的十八愁。」
繞口令和貫口是每天都要練習的。三天不背，可能就會卡殼，要讓它變成肌肉記憶。背繞口令時，浩洋好像又變成了那個坐在天橋的男孩，置身北京城的最中心，最中心路面下的地下通道。
每天傍晚變成夜晚，時間分外漫長，浩洋心裡最期待的是交上一個朋友，能讓他不用睡地下通道，跟他分享黑夜裡的另外半張床。他總覺得自己沒地可去，可確定的一無所有又帶來勇氣和某種自由——他可以去任何地方。
「來北京的意義是什麼？說相聲的意義是什麼？」
浩洋沒有答案。橋上的風燦爛、蓬勃，橋下的車流擁擠，失意。風和車流有節奏地走走停停，排列得很整齊。北京用一串省略句，回答了他的猶疑。
北野武是浩洋的精神偶像，他喜歡北野武的真，喜歡《菊次郎的夏天》和《極惡非道》。在《菊次郎的夏天》，流浪詩人給正男講述北鬥七星的由來：小女孩走了很久的路為發燒的母親找水，她太累了，以至於暈倒在路上。醒來時，女孩發現自己的水鬥裡盛滿水。正要開心地跑回家時，她看到一隻快要渴死的小狗，她把水餵給了它。水鬥變成銀色，升上了天空。
即便自己缺失愛，也能慷慨給予，因為天上有北鬥。說相聲這麼多年，浩洋身上帶著傳統的厚道和仁義。他支付寶裡有400多筆捐贈記錄，不看重物質，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艱難的是創作，得不到市場的認可，他始終不明白自己說相聲的天分在哪裡。唯一能確定的是藝術先行，浩洋告訴自己，要有思考，要有溫度。
開場前，浩洋和我一起走在八大胡同，寒氣在逼仄的胡同裡流竄，緊閉的扇扇小門外有老人種的蔬菜，絲瓜泛著冷冰的灰綠色靜默垂掛，胡同翻新時貼上的磚牆在歷史起落之後顯得虛假。
傍晚時分，天卻罕見地打開了一絲光亮。浩洋說，「這會兒太陽出來，又有什麼用。」他手插著褲兜低頭快步走著，瘦削，沉默。然後，他停了下來。彎腰，伸出手指小心地撿起灰色馬路上一枚不易察覺的圖釘。
浩洋又走了兩步，把圖釘的尖端塞進路邊兩塊磚頭縫裡。釘子的另一端是圓形，細微的光線下變成亮閃閃的一點。
「路上走的都是老人小孩，自行車電動車軋到也不好，這樣就沒事兒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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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楊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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