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羅（Fernando Botelo）和我們每個人合影，看起來都是很嚴肅的樣子，但在採訪過程中，老先生其實總是喜歡來一點小自嘲，流露出他自己所說的濃重的「拉美特性」。
這位哥倫比亞「最偉大的畫家」，也是目前還在世的不多的幾個世界級繪畫大師。他那些美妙的「胖子」，既是藝術史所喜愛的，也是時尚男女所追逐的。
哥倫比亞藝術家博特羅
這次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個展《博特羅在中國》，博特羅帶來了一個大家族：夫人，兩個兒子，幾個孫輩。他的長房孫子菲利普（Felipe）說，爺爺這次是想把北京作為他們家族聚會的地點，所以把家庭成員從各地招呼過來，「我們也很久沒有這樣熱鬧地聚在一起了」。
《我的麥德林臥室，梵谷作品再創作》（My room in Medelin,after Van Gogh,2011）
老先生打開房門，站在門口迎接我們。他的孫子快步上前，恭敬地握住爺爺的手問候早安。博特羅的笑容，既慈祥又威儀，讓人想起拉美小說裡那些終生權威的一家之長：偏居小鎮，預言一切，不動聲色地掌控著全局。
博特羅確實出生在哥倫比亞麥德林城（Medelin）的一個小鎮，但他早已經把家和工作室安放在了紐約、巴黎、柏林和老家的各個地方。現在的大部分時間，他住摩納哥，靠近法國南部的有錢人的度假勝地。
「年邁的時候能住在法國南部是很多法國人的夢想，雖然我是哥倫比亞人，也喜歡那裡。」博特羅自嘲了一下。
《拖拽》（The Dragging,1987）
摩納哥大公雷尼埃三世還在的時候，給他在海邊修建了一個工作室，送給他，說：「你就在這兒畫畫吧！」
然而他從來沒有畫過大公的領地和風景。畫裡仍然是他遙遠的哥倫比亞，還有家鄉記憶留給他的那些胖人兒。「我在紐約呆了15年，但是我不會畫美國的；我現在來中國，也不會畫中國。我的繪畫不會被所在環境影響。只要帶著頭腦，在哪裡旅行都一樣。」
博特羅說，生命中的前20年對一個人的影響至關重要。所以不管住在哪兒，他永遠是哥倫比亞人。他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個問題。
《山間漫步》（A walk in the hills,1977）
我請他描述一下，他在自述中所反覆強調的「拉美特性」到底是什麼？老先生先是很嚴肅地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拉美特性是反『文明』的。在歐洲什麼都是井井有條的，人與人之間有距離感，感覺是端著的。拉美人沒有那麼多規矩，所有人都自由奔放，充滿想像力，活得有趣，給人以親近感。人們通過音樂、派對交流。」
接下來，他又逗樂：「在巴黎參加一個派對，你會特別無聊，因為裡面的人太規矩了。在巴黎，說7點就是7點，在哥倫比亞，7點的聚會9點來也沒問題，這就是『哥倫比亞時間』」。
《槓邊舞者》，（Dancing at the barre,2001）
不過他認為自己的那些「胖家族」，雖然出離於現實，和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還是大不一樣。「他那個太魔幻了，人可以跟著蝴蝶飛。我的作品還是通過風格來塑造的一種現實……在我的繪畫裡可以看到不尋常的事物，但不會是不可能的事物。」
很多人好奇他畫作中的人物在家鄉是否有原型，或者記憶裡的原型，或者身邊的原型。有個朋友就很想讓我問問他夫人長得什麼樣子，因為他畫裡的女性都那麼體積龐大。其實，隨他而來的夫人身材很好，是一位希臘裔女藝術家，他的第三任妻子。
《浴室》（The Bath，1989）
「我在韓國展覽時，有人寫信問我，為什麼《街》裡面這位婦女是白色皮膚，但她牽著的孩子卻是咖啡色皮膚呢？觀眾自己想像了很多背景故事，比如這個孩子是不被認可的（unrecognized）。其實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出於色彩平衡的考量，是為了呼應畫面上方的另一張咖啡膚色的臉部，所以畫了一個大人一個小孩。」
《橙子》（Oranges,2008）
觀眾總是想多了。
我們談到他繪畫中的「體積」（volume），這是他喜歡強調的一個博特羅式的繪畫語法。我們也談到他畫面裡那種異常強悍的色彩。博特羅生於1932年，在他少年時學習繪畫時，影響了整個拉美現代藝術的墨西哥壁畫運動尚有餘溫。我問他，是否受到過墨西哥藝術家迭戈·裡維拉的影響？博特羅說，裡維拉只是壁畫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而且裡維拉其實是借鑑了許多義大利和巴黎現代藝術的。
《柔術演員》（The Contortionist）
「當時很多人對巴黎很痴迷，儘管很多人根本沒有去過巴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如此痴迷。他們會從畫巴黎題材逐漸轉移到本土題材。但是我年輕的時候從哥倫比亞直接去了義大利學習，看過那些原生的壁畫，所以再去墨西哥的時候，裡維拉那些壁畫就不會很吸引我了。更打動我的是哥倫比亞原住民的那些有土風的工藝品畫作。那些畫作本來是用作謝恩奉獻物（ex-votos）的，比如一場大病奇蹟般的治好了，他們就會請畫師畫一幅小畫，放在教堂裡面，去紀念這個奇蹟。那些畫作的顏色都很有戲劇性，誇張，極其富有想像。那些畫對我的啟發更大，那是一種原始的、原創的而非模仿的作品。」
《鬥牛士》（Bullfighter,2002）
他嘲笑大家都想去巴黎，但他說，自己青年時代也去了巴黎，然後又去了義大利的佛羅倫斯，開始發展他所說的「體積」藝術。在博特羅的身後，可以看到畢卡索、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保羅·烏切洛（Paolo Uccello）的影響。「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是我最愛的藝術家。雖然表現現實，又超越現實。」
然後是20世紀60年代在紐約，他坐了9年冷板凳。「我就像一個得了麻風病的人一樣，沒人敢碰我。」因為在抽象表現主義、激浪派和波普主義的浪潮之下，所有人都朝向未來，沒有人願意關注這樣一個來自拉美小城又執拗地堅持繪畫具象並聲稱自己在連接文藝復興傳統的年輕人。直到1969年，他終於有兩幅作品得到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藝術總監的興趣：《12歲的蒙娜麗莎》（Mona Lisa Age 12），以及《總統家庭》（Presidential Family）。命運改變只在一瞬。
《總統及其部長》（The president and his ministers,2011）
「有一天，有個朋友在街上攔住我，要用一輛汽車換我父親一幅畫。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我父親真的是大畫家了。」博特羅的小兒子胡安·卡洛斯-博特羅跟我說。當時他父母已經分居（指博特羅和第二任妻子），每周他可以見到父親一次，而他父親窮到只能帶他去免費的公園或公墓裡去玩，那種感覺既奇怪又奇妙。
卡洛斯說，很長一段時間，他父親的小房間裡都只有一樣家具，就是一把畫畫時坐的椅子。他後來離開了那個地方，也忘記了那把椅子。很多年以後，一位當時保存了那把椅子的一位老朋友把它送回給了他父親。「已經很老舊，上面全是油漆，但現在我父親在紐約的話，還習慣坐在它上面，看看自己剛完成的畫。我一直認為這是我父親紀念那段艱難舊時光的一種方式。」
這是所有成功後的大師都應該有的一種聽來美妙的小故事。
《樂師》（Musicians）
（圖片「博特羅在中國」授權提供。完整報導將在下周《三聯生活周刊》刊出。感謝實習記者王紫禕整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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