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
梁任公乃我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他還集政治活動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於一身！
梁啓超12歲便中秀才，17歲中舉，被譽為「嶺南奇才」。
梁啓超自幼反應敏捷，記憶力強，聰悟超群，四、五歲就讀完四書、《詩經》，九歲時便能做千言文章，十二歲便中秀才，成為當時年齡最小的秀才，他的老師周惺吾感嘆道:「我教不了他了！」
梁啓超少時跟祖父一起睡，每天晚上祖父教他一段《楚辭》，第二天他便能背誦出來，幾天下來便能全篇背誦。多年後，他在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做演講時，還能一字不落地背誦《楚辭》。
十歲那年，他隨父親到秀才李兆鏡家中做客，看見人家院子裡的杏花開得極好，他偷偷折了一支藏在袖子裡。他父親看到了，當場沒有點破，只是在開席前故意出對聯考他，說如果對不出來就不準入座，只能給在座的長輩斟茶倒水。
他父親出的上聯是:「袖裡籠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啓超不慌不忙，隨口便對:「堂前懸鏡，大人明察秋毫。」此聯一出，滿堂喝彩。
主人李兆鏡也乘興再出一上聯考他:「推車出小陌」。梁啓超照樣不暇思索應對:「策馬入長安。」又贏得一片讚許！
有一次少年梁啓超到書鋪購書，他看中了一本書，拿去跟店主議價，可是店主始終不肯減價。梁啓超說:「這本書我買不買不打緊，反正我已經看完了，也能從頭到尾背出來了。」
店主看他年紀小小的，以為他在吹牛，就隨便翻開一頁指著書說，你若能背出來，我就把這本書送給你。結果梁啓超真的一字不落地把那頁書背誦出來了，店主驚嘆之餘，只好遵守承諾把書送給他。
1885年，年僅十二歲的梁啓超，以「童子秀才」身份進入著名的學海堂書院繼續求學。令人驚嘆的是，梁啓超在學海堂「四季大考皆第一」，這個成績放在學海堂歷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能與他比肩。
1889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啓超赴廣州參加鄉試，中舉人，名列第八，成為當時年齡最小的舉人。
主考官李端棻認為梁啓超「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間事。」，於是請副主考王仁堪做媒，摒棄門弟之見，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寒士」梁啓超為妻。有意思的是，當時王仁堪也有許婚之意，因見李端棻先開口，只好作罷。
（據梁啟勳《曼殊室戊辰筆記》記載：「光結十五年己丑，十七歲，舉於鄉，榜列八名。當時典試之正座乃貴州李園，副座乃福建王可莊。榜發，李請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時王亦懷此意，蓋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發言，乃相視而笑。」）
梁啓超的才華，按說中進士應該不成問題，可惜1895年梁啓超參加會試未中。在那次會試中，梁啓超被「抑而不錄」，梁卷末端錄有當時副主考李文田寫的批語:「還君明珠雙淚垂。」
傳聞當時李文田擊節嘆賞梁卷，可惜其手中的錄取名額已滿，只有主考官徐桐尚有錄取名額，但徐不喜梁文，以為梁卷乃康有為之卷，又嫌李袒庇同省同鄉，故不予錄取。
後來戊戌變法初期，梁啓超名動京城，光緒帝召見他，有意提拔他作文學侍從。可惜面聖時，因梁不諳官話，彼此溝通不暢，讓光緒帝大為掃興，最後僅賞了個六品官銜，再次失意仕途！
梁啓超之一生，雖只活了五十餘歲，但是卻留下1400萬字各種著述，影響了一代人。觀其同時代或稍晚的學界大咖們對他的評價，便知梁氏在當時的影響力有多大了！
梁漱溟在《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這樣評價梁啓超的一生: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趕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振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
並非梁漱溟有意抬高同姓名士身價，吳宓也說:「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這樣評價梁啓超:「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我們在那個年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
郭沫若對梁啓超也同樣讚譽極高，他說:「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梁啓超曾在給長女的信中記錄了他1912年10月從日本流亡回國，他在京城逗留十二天所受的歡迎盛況:「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
「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至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談話為約，得罪人甚多，然亦無辦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在民主黨演說時，喉幾為啞。」
平實地講，梁啓超的各種著述，若是以影響力大小論，最為時人稱道的是他政論、社評文章，令人讀來盪氣迴腸，淋漓盡致！
用陳書良的話來形容就是:「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萬字，融匯中西，出入經史，顯示了『百科全書』的氣派。他的文章，挾雷生電，恣肆汪洋，……」
下面摘錄一段梁啓超1905年寫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一文的開篇文字給大夥品鑑:
「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這段文字讀起來節奏感強勁，簡短急促，寥寥百十字就把俄國革命的情形，猶如被置於電影鏡頭下一般，生動、鮮活，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熱血噴張。
他的學生吳其昌這樣評價恩師:「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裡。」，「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
梁啓超創立的「新文體」，特意用俗語寫作，一掃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風，文筆生動，雅俗共賞，「筆鋒常帶感情」，很快就蔚然成風，流行開來，學界認為此舉為後來的白話文運動奠定了基礎。
梁啓超的文筆刀功超凡脫俗，並非偶然，縱觀其成長曆程，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神童」、「天縱之才」。
據梁啓超的同學盧湘父回憶，梁啓超在學海堂求學期間，考試經常選擇其他同學不敢去的應元書院（一般須舉人資格）、菊坡書院（出題多為經史詞章）應試。
在應試期間，同學們埋頭伏案、夜以繼日苦答，梁啓超則「遊行自在，行所無事，至更深人靜，則展筆疾書，並不起草，寫畢而卷已完」。
梁啓超行文不打草稿，一蹴而就的本事並非誇大。他任《時務報》主筆時，便有「麻將桌上寫社論」的傳聞。說是在每天夜裡，梁啓超在牌局上，口中一邊吆喝著「八萬」、「九條」，一邊口述寫社論，由報館專人記錄，第二天就可以刊登在報上了。
有人請他做講演，時間快到了，他照樣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都替他著急，催他趕緊起身打草稿了，他卻一點也不著急，笑著說:「予正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
坊間傳說，梁啓超那篇著名的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就是在他下了麻將桌後，直接前往附近的一家郵局發電報當場口述而成。當時他站在郵局外邊口述，發電員在裡面打，歷時數小時，全文一共9000餘字，無一字刪改。
梁啓超才華橫溢，但是也有人從學術角度逅病其學博而不精，梁啓超自己也認可。有一次劉海粟問梁啓超:「你為什麼知道的東西那樣多？」梁啓超卻回答他說:「這不是什麼長處，你不要羨慕。我有兩句詩:吾輩病愛博，用是淺且蕪。一個漁人同時撒一百張網，不可能捕到大魚。治學要深厚。……」
逝世前，梁啓超在病床上時常痛悔流淚，怪自己一生沒有好好做學問，以致沒有可傳世的篇章。
藍文徵曾說:「當任公先生因病入院，自知不起時，每當朋友或學生去看他，總是深切痛悔，一生沒有好好地做學問，以致沒有一兩篇可以傳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淚。他的老友林宰平先生為了安慰他，特別作了一番準備後，向他鄭重指出，他哪些文章，哪一部書，在學術哪一方面有貢獻，必能傳世無疑；任公先生聽後，心地比較平靜下來，也可以說，是在比較平靜中死去。」
胡適在其日記中記有一段評價梁啓超的話，個人覺得頗為中肯:「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明一篇一書。……」
梁啓超先生在學術貢獻方面，誠如陳明遠評價那樣:
「梁啓超的特長，就是以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理解力，能夠詳盡佔有資料並且從中迅速地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井井有條、條條有理。但他的缺陷隨之而生，就是不夠深刻、難以發掘深層的本質；跟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諸大師相比，梁啓超『深入』不足，而『淺出』有餘。」
統而論之，梁啓超先生之一生，雖在學術精深方面的貢獻不如同時代的那幾位頂級大師，但是他在政治文化史上以及對國人思想的影響方面，則比其他大師大得多，值得我輩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