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此行接觸到許多尊嚴掃地的知識分子，令人唏噓。F是其中的又一個例子。
F以前穿著庫德人傳統服飾的樣子。她是敘利亞第二大民族庫德人，和敘利亞庫德領導人來自同一個家鄉，庫德人在日常生活中比阿拉伯人世俗程度更高、更開放，日常可以不戴頭巾。F對包括中國社會和家庭變遷在內的問題懷有興趣，當詢問我們相關問題時，她認真在本子上做著筆記。她曾是阿勒頗大學的阿拉伯語教師，今年36歲，正面臨窘迫的失業。知識分子的失業是難民群體中常能看到的現象，他們找不到與資歷相應的工作，有時就業情況還不如掌握實際技能的人。
她來自的阿勒頗大學是敘利亞重點大學，2013年就曾發生過火箭彈擊中大學校內建築導致血肉橫飛的事件，當時政府軍和反對派互相指責，均不負責，在此之後，教學依然進行。
兩年半前，F來到土耳其。剛到土耳其的那年，大學還在發工資，還會回去領取。現在和很多敘利亞女孩一樣，靠變賣過去攢下的首飾生活。目前在YUVA兼職社工，期限兩個月，之後不知道能去哪裡。
她告訴我們，有條件的話想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家鄉在戰火中毀掉，現在找不到工作，都讓她痛苦，講述時一度哽咽。
儘管處境艱難，這仍然是一個有尊嚴的知識女性形象。讓她惋惜的是，這裡對阿拉伯語教育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土耳其語高，現在的阿語學校都在UN框架下開設，存在資金不夠、難以維持的情況。
F的父母有六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兒。如今家人兩人生活在德國，六人生活在土耳其。關於川普的穆斯林禁令，她表示並不意外，稱因為恐怖組織毀壞了穆斯林的形象，但同時她也覺得，川普的行政令太過嚴厲，不夠公正。
時值美國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裁定暫停執行這一行政令，她說叔叔家的孩子在美國生活，如果能解除禁令，她會很開心。
M。攝影 楊肯M是難民中真正的高級知識分子，卻也像一個隨時流淚的悲劇人物。他研究人權法出身，如今卻做了戲劇老師，再不想跟政治扯上關係。
他的一個學生因先天患有神經系統殘疾，剛來時字母都蹦不出，行動也異於常人。M幫助他練習放鬆的笑和呼吸，這個孩子慢慢開始正常說話，可以在舞臺上表演了，跟常人的不同也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幾周前，男孩去芬蘭接受進一步治療。這讓M深信，藝術可以治癒人。
M培訓的學生主要是那些被迫早早扛起生活重擔的敘利亞童工。一些孤兒也會來一起排演戲劇，有人親眼目睹了父母的死亡，有人四五年中不知道父母在哪，是沉到大海，還是被迫加入了極端組織，抑或喪生在轟炸中。「他們內心很痛苦，如果不願意把痛苦帶給別人，就會更痛苦。」向記者講述時，他幾次流淚。
在課堂上，他讓他們表演蝴蝶，破繭重生，然後在花叢中飛，模擬流離和求學，他們一起歡笑，很多孩子得到了治癒，「已經是嶄新的人，沒有仇恨了」。一個與親人失散的男孩子，在一期培訓之後，被問起今後最想做的職業，小男孩的回答是為人免費治病的醫生。
M和戲劇課的孩子們。這些課程培訓三個月一個周期，第一個周期用阿語版劇本，第二個周期用土耳其語版，第三個月用英語版，孩子有學習土耳其語和英語的需要，教戲劇也是教語言的過程。例如，M以在街頭推小車賣菜的孩子為原本，講述他們生活的艱辛和不易，風餐露宿，避寒只能躲在車殼子裡。而在劇本中，即便這樣困苦的條件下，孩子們還是會在空中比劃著練習寫字。
感受得到，M出於對政治和戰爭的厭惡而轉向藝術，轉向個體的人，「最重要的是藝術與美是全世界共同的語言，我們需要消除對於民族、宗教、派別、血緣等一切標準的偏見，僅是把人作為人去愛、去尊重，才能發現這個世界真正的美好，但是很可惜現在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才有瞭望不到結尾的紛爭」。
一些難民孩子的畫作。攝影 楊肯尼濟普由於地處邊境，是一個「沒那麼土耳其」的地方，發展程度也較低。「在YUVA跟童工一起工作，但有時他們回去，又回到原點，這令人難過，」H告訴我們。
H是生於1994年的敘利亞難民，能夠說較為流暢的英語，正在YUVA擔任社工，組織一些童工一起活動，後者常常身上髒亂、眼神複雜。這是一個需要專業性、小心翼翼和極大熱情的工作。他說他在敘利亞如果再呆一個月，就會被強制入伍了。參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有報酬，但攻擊平民對他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H告訴我們，在土耳其的童工中存在被虐待問題，甚至毒品問題。有的孩子一天工作10小時，政府口頭上禁止童工，但沒有嚴厲執行。在加濟安泰普街頭，如果警察遇到他們，不會逮捕，只會驅趕。童工在商店打工，背負重物，操作機器，撿拾垃圾，大多數孩子都沒有註冊為難民，「他們不在乎未來，只想現在能賺錢」。
H帶領童工一起做泥人後，在給他們的作品拍照。攝影 楊肯與知識分子和技工的接觸，可以看出敘利亞難民普遍而言有較高的素質，大部分並不激進，而親西方，這是與伊拉克等地難民存在的差別。
「我們一家沒有靠政府，自力更生在土耳其紮根，來到土耳其覺得很幸運。」中產階級難民孩子B身上有滿滿的可能性和移民精神，令人感覺他在講述的是與其他難民不同的另一個世界。
B。攝影 澎湃新聞記者 李丹事實上在戰前，敘利亞在「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幾國中屬於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也培育出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選擇去歐洲的難民大多有一定家底，卻有太多中產在偷渡路上耗盡了資財。
B生於1996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的2012年就跟家人來到土耳其，屬於第一批難民。他的家鄉也是隔壁的阿勒頗，爸爸以前是工程師，現在在土耳其當地一所敘利亞難民學校做中學老師。B之前在敘利亞讀到9年級，又來土耳其讀了一個高中，現在正在大學預科。
「朋友們也有人討論回家，但現在的局勢來看是沒什麼可能的。」 據他說，剛來時找房子很困難，房東聽說是敘利亞來的，會不願出租，現在情況有所改善，因為敘利亞人越來越多。當問及是否有繼續前往歐洲的打算，B表示不想再遷，顯然他已經在這裡找到了歸屬感。在他眼中，很多敘利亞難民可以跟他一樣進入土耳其大學，如當地的加濟安泰普大學，就有40%-50%的敘利亞人，「現在還沒有從土耳其大學完全畢業的敘利亞人，但我覺得畢業後找工作沒什麼問題，跟土耳其人差不多。」
記者問及政治局勢，B不願多談，稱在這邊久了，也很久不看新聞，但知道局勢非常困難，國內的人正遭受很多苦難，「看了心裡會不好受」。
反差之下，有的人就沒他那麼幸運，第二個B，與他同名。
另一個B在單反中的帥照。他是記者接觸的最英俊時髦的難民青年，相處久了卻發現一兩周也沒有替換的衣服。他喜歡自拍，喜歡社交。同是21歲，來自小地方伊德利卜的他因為戰爭不得不放棄學業，15歲就到社會中打拼，在飯館打工和兄弟一起養家。2012年來到尼濟普，如今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在YUVA中心做了三年志願者後轉正在前臺工作，如今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帶領記者在尼濟普街頭遊逛，如「地頭蛇」一般熟悉。
他和YUVA的女大廚，大廚像這裡年輕人們的媽媽。攝影 楊肯此前他的哥哥因為在沙特工作，有居住證，得以把父母和姐妹帶往沙特生活，而他只能留在土耳其。還有一個哥哥在阿聯，一個姐姐嫁到葡萄牙，一家人流散各地。他曾努力試著走出土耳其和家人相聚，但是遙遙無期，如今連為了留在中心工作修改居住證上的註冊地址都成問題。
但是如果不提及這些，他平時是最陽光的男孩。他告訴我們，現在的難民年輕人中流行網戀，因為大家逃到不同的國家，會在Facebook、Twitter上談戀愛，然後在條件較差國家的人再想辦法去投奔在富國（如歐洲、沙烏地阿拉伯）的人。如今的年輕難民，靠Facebook群彼此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結。
有時觸目驚心的傷痛掩藏在日常生活之下。A也和B們常常扎堆在一塊，只是更沉默，記者後來才發現他的假手。
A。攝影 阿卜杜拉這個28歲的年輕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滄桑得多。他告訴我們，在一次轟炸中，他失去了左臂小臂下面的部分。轟炸過後，他的腰到大腿被炸得慘不忍睹，撿著自己的骨頭去了醫院。如今腰部骨頭的形狀仍然觸目驚心。
來到土耳其後，他幹過養花種地、在建築工地搬磚、做清潔工作。每次工作都不能保證穩定，幾次被迫離開去找新工作。他有一張照片，站在烈日驕陽下在用那隻褪掉假肢的手臂和完整的右臂在建築工地。他似乎不放在心上，有時還會褪下那截假肢和朋友開玩笑。他後來和土耳其的敘利亞姑娘結婚了，還有了孩子，生活有了指望。
某天下午，A來與我們道別，我們以為他只是下班回家，後來才知道他第二天就不來YUVA工作了。那天我們跟他握了右手。
記者接觸到許多認真勞動、勤懇工作的難民，與閒散度日、爭搶福利的刻板印象非常不同。
R。攝影 李丹R在難民聚集的街區經營了一家女士專用理髮店，靠此為生。她的土耳其語也很流利，與土耳其當地社區的融入程度也很好。記者來訪時見到理髮店頗為簡陋，內有一女性脫毛室。R與許多穆斯林女子不同，煙不離手，性格火辣，她在家裡房租周轉困難的情況下，仍然熱情款待中國志願者和記者吃大餐。
丈夫和她在客廳。攝影 楊肯R有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和一個剛剛三個月的小兒子。但白天她忙於工作，很難兼顧孩子和家務，只能把孩子寄托在附近街區的敘利亞朋友家，下班後把孩子帶回家照顧。為此她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丈夫有自己的工作，時不時旁敲側擊埋怨她無暇顧及家務，「要再娶一個老婆就好了」，丈夫愛把這句玩笑掛在嘴邊，但只是戲言。難民外遷後，很多支持網絡是靠老鄉、熟人關係來完成的。
穆斯林常被詬病為高生育率，然而根據皮尤的報告，五大洲內穆斯林人口生育率的確略高於非穆斯林人口，但差距並不算大，且在迅速縮小，高生育率很多時候不過是窮國特徵。記者在R家切身體會到一個難民家庭對待新生命的心情，生的力量如何克服死亡恐懼。當被問及如此未來不保的條件下為什麼還要誕下新生命，丈夫說「你們不會明白新生命對我們的意義有多麼的重大，孩子能帶給我們多麼大的幸福和希望」。他還寵溺地允許大兒子拍打他的臉頰玩耍。但出於實際考慮，整體上難民群體的生育率正在下降。
這裡的室內供暖多靠燃燒爐，但因燃料昂貴，記者見到他們扔進去的多是包括塑膠袋在內的生活垃圾，當記者提醒燃燒塑膠袋會釋放有毒氣體，他們說一般孩子會呆在有電暖氣的臥室，但記者所見，整晚兩個孩子也呆在火爐供暖的客廳，呼吸著略刺鼻的空氣。
當窗外的清真寺宣禮響起時，大兒子會在家禮拜。他會背誦古蘭經中的章節，雖然沒有去上學，但爸媽在同時教他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攝影 楊肯在自己的美髮店，R結識了土耳其美少女E。
E。攝影 澎湃新聞記者 李丹E 25歲，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去伊斯坦堡學了美容美髮，經R介紹成為YUVA教授難民美容美髮技術的老師。聊美容美髮，能讓敘利亞女性和土耳其女性更好地建立聯繫，打成一片。而且在世俗程度更高的土耳其，美容美髮很有市場，結束課程的敘利亞女性會更有機會找到工作。
E告訴我們，當地仍存在對敘利亞難民的排斥。「之前有一次在加濟安泰普坐公交車，一個敘利亞女孩不小心碰了一個土耳其女孩一下，土耳其女孩說，你別碰我，離我遠點。」
但在YUVA，敘利亞人和土耳其人的關係是融洽的，除了上課，他們還會一起做飯聊天，難民在這裡不光學習，精神上也能有一個發洩的出口。
E的爺爺是敘利亞人，之前會時不時地帶她去阿勒頗待上一兩個月，那時阿勒頗美食誘人，人們都相處得很好，一切毀於戰爭。
「阿勒頗的戰爭是不正義的、不人道的，甚至連婦孺老幼都不放過，鬥爭的各方都是為了獲取利益，但沒人有權利剝奪人民的生命。敘利亞人現在生存得非常艱苦，斷水斷電，但是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很多國家坐視不管，讓人傷心。」對於政治，她同樣不願多說。
記者見到的許多難民，都在誠實、努力地生活，並儘量表現得有尊嚴。
在離開YUVA的前夕，記者趕上了一次培訓和難民自己關於難民權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既能看出「阿拉伯之春」以來新觀念的影響，也能看出長期處於高壓國家殘存的恐懼心理，還有人權話語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張力。
他們一起重溫了1951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這部國際社會考慮到「人人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不受歧視的原則」而制定的公約，1967年又有新的發展。「但時至今日人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新的認識，還在製造新的苦難。」
敘利亞難民是大國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真實的苦難遭受者，但跟他們相處，又覺得離極端主義、以暴制暴如此遙遠，他們同時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他們在探索一套能為自己發聲的話語，但可用的話語資源是如此可憐有限。
他們是美國學者薩斯基婭·薩森所說的「驅逐」的鮮活體現。在薩森看來，全球範圍內去管制化、開放邊界的20世紀已經結束，將邊緣人群納入政治和經濟主流的努力將愈加困難。難民營中的難民，流動受限、被迫閒散、毫無自主權可言。相比之下，記者接觸到的生活在社區的難民，尚有更多生機。
這也是一個隱喻性的時刻，在陽光劇烈的安納託利亞的一隅，邊境小鎮的一個房間，他們怎樣努力思考「難民權」，這個意義過載和含糊的詞彙，並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聯繫在一起。攝影 澎湃新聞記者 李丹難民積極參與討論，沒有人因為問題宏大、「無用」而沉默。
女大廚提出，難民有自己想保留的原來的社會傳統和習俗，應該享有這些權利。
帥青年B問：各個國家對難民權利有自己的定義，國際上是否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書法家說：在國內遭受迫害和恐懼，逃出來是自己的選擇，人權就是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在一個國家生活不下去時有離開的權利，並有權利在歐洲工作並買房、入學，現在卻存在各種阻礙，享受不到平等。
攝影老師問：一個國家不願意接收難民是不是對難民權的違反？
正值川普籤發暫停接收敘利亞難民的行政令的當口，又逢歐洲各國集體向右轉的潮流，太多問題沒有解答。而難民危機源頭地的臨近國情況如何？根據聯合國數據，全世界2000萬難民中到東歐和土耳其的佔了30%，如果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算上，達到40%，世界一半的難民都到了黑海周圍地區的10個國家，這對他們來講是很大的負擔。在本國公民權和難民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是艱難的。
這是一群溫和的、完全不激進的穆斯林。當討論進行時記者試圖給一名難民拍照，被他拒絕，他說他供職於一所難民學校，不便發表過多政治言論，擔心被學校辭退。但是他們依然在紙上認真地寫下：希望能有難民的代表為難民發聲，應該用母語接受教育，不應該把阿拉伯文化抹去，孩子應該接受雙語教育，教育和民族認同是很有關係的，至少要有選擇的權利。他們把方方面面的討論在牆上貼在一起，拼成了一幅在土耳其生活的更好願景。
志願者滿園、楊肯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