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獲得亞洲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作品均系經其手譯成英文
葛浩文「沒有翻譯，我就不能生活」
本報記者 付鑫鑫
今年3月17日，香港，畢飛宇憑《玉米》榮獲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成為該獎項2007年創立以來，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前兩部作品分別是2007年姜戎的《狼圖騰》和2009年蘇童的《河岸》。
《狼圖騰》與《河岸》都由葛浩文(Howard Gol dbl att)教授翻譯，而《玉米》則是他與太太林麗君教授(Syl vi a Li n)合譯。
夫婦合譯的新作——貝拉的《魔咒鋼琴》即將由上海電影集團出品。就在上周六(6月11日)舉行的第1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魔咒鋼琴》劇組主創人員還踏上紅毯登臺亮相。
上世紀60年代，葛浩文在美國海軍服役被派到臺灣時學習過漢語，後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獲中國文學博士學位。1976年，他翻譯了第一本中文小說——蕭紅的《呼蘭河傳》，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至今已先後出版四五十本譯作。
他嚴謹而講究的翻譯風格、以原著為中心的翻譯原則、追求「信、達、雅」的翻譯手法，「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語出戴乃迭)。在把中國文學翻譯成英文介紹給世界的「金字塔」裡，葛浩文排在頂尖位置，被譽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
在ILLY咖啡館，與葛浩文聊天。他說：「我天生就愛翻譯，翻譯是我的愛好。對我而言，翻譯就像空氣一樣，沒有翻譯，我就不能生活。」
沒拿到第二屆亞洲文學獎，「很生氣」
夏日的上海，空氣有些溼熱，1933老場坊多少也因為陰天，顯得有點枯燥。從車上一躍而下的葛浩文先生一句標準的普通話「你好！」打破了周遭的沉悶，為即將開始的訪談注入了些許動感與活力。
葛浩文年輕時的工作是在科羅拉多大學教書，後來跟太太一起去了聖母大學。儘管現在教職已棄，但翻譯工作卻未曾停止。在他的翻譯名錄裡，從最早的蕭紅、陳若曦、白先勇、李昂、楊絳、馮驥才，到後來的賈平凹、李銳、蘇童、老鬼、王朔以及莫言、阿來、朱天文、朱天心等等，總共有20多位名家，四五十本譯作中有五六本，還是與太太林麗君教授合譯的。
葛浩文開玩笑說：「其實，我挺生氣的！沒拿到2008年的第二屆亞洲文學獎，被菲律賓的米格爾·西喬科(Miguel Syjuco)的《幻覺》(Ilustrado)搶了……當然，這是開玩笑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來，順便啜了一口咖啡。
2010年，亞洲文學獎的評選規則改變，從原來用以獎勵「未經出版的英語亞洲小說」改為獎勵「已經翻譯成英文，且已經出版了的作品」。規則變了，評委換了，但葛浩文的譯作還是拿獎了。
談起三部獲獎作品，葛浩文說，其實各有不同，不管是從題材還是風格上看。
姜戎的《狼圖騰》是從社會學觀點創作人物，除了探討漢人與蒙古人的互動外，也關懷人類與環境，某些部分有紀實小說的特色，故事相當動人。
蘇童的《米》與《我的帝王生涯》讀起來可能比較灰暗。此外，他的作品，比如《河岸》，小說主人公都是活在作者所建構的世界裡。也就是說，蘇童的特點是想像力特別豐富。
畢飛宇的語言有很大創新，以至於有時候都不知道究竟怎麼翻譯，因為字典裡查不出來。「比如說，名詞動詞化。通常，我會在相應的語境中，儘量翻譯得長些，來表現原著想要表現的意思。」葛浩文略帶欣喜地說，「當然，語言創新是件好事情，語言本身就需要發展，否則，語言的進步就太慢了。」
畢飛宇還有個成功之處——寫女人比一般男作家寫得更好，包括這次的《玉米》，還有之前的《青衣》。畢飛宇觀察人物更加深刻細緻，尤其是內心活動，他寫女人就像王安憶寫上海的日常生活一樣，到位傳神且入木三分。
他接著評論道，就亞洲文學獎本身而言，相比於已經出版的作品，沒有出版的作品可能由於未經編者的潤飾和作者的深加工，質量上會稍遜點。而已經正式出版的作品，因為有編者的潤飾和作者的深加工，質量上可能會更好點。
「今年，同樣是拿獎，但最開心的是勝過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指與畢飛宇同時入圍的大江健三郎)。」葛浩文略顯得意地說。
在翻譯中發現原作的錯誤，「很痛苦」
如何選擇翻譯作品？「如果中文小說本身很好，而且有朋友推薦，礙不過情面，我就會去翻譯。」葛浩文說，做翻譯不能只為錢。企鵝出版社的《狼圖騰》獲獎，他只拿了基本的翻譯費。
葛教授又說，選擇哪一部小說來翻譯，其實有種種不同的因素。比如春樹的《北京娃娃》。「我平時不太會看這類書，也就不會去翻。但當時，有出版社找我，推薦它，所以答應了。沒想到，在美國著名的時尚網站『每日糖果』(DAILYCANDY)上面，還真是火了一天。那天，很多年輕人都去買這本書，銷量驟增。」
原著就是「指南針」
從第一本譯作《呼蘭河傳》到最新的《魔咒鋼琴》，葛浩文說，他的翻譯道路從來沒有約定之規。
在他的眼裡，沒有什麼翻譯的技巧，也沒有直譯或者意譯的理論。「我翻譯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而且我是個翻譯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針』，我只能跟著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來翻譯那麼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則《河岸》裡面的人物說的話翻譯出來，就跟《狼圖騰》裡面的主人公說話一樣了，那是要不得的！」
對嚴復先生所倡導的翻譯講求「信、達、雅」，葛浩文很贊同。他覺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為翻譯不是給作者看，也不是給譯者看，而是給讀者看，即讀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達」，最關鍵也是最難的還是要做到「雅」——讓讀者讀懂作品，能夠發現其精髓，不要因為語言產生障礙。
「不過，我翻譯《狼圖騰》的時候，因為這部作品太精彩，以至於我沒看完就直接開始翻了。簡單來說，就是一邊當讀者，一邊當譯者，保持對作品的新鮮感。」葛浩文接著說，「通常情況下，我都會先通讀完一遍再來做翻譯，而翻譯過程中，語言之間的轉換又是一個字一個詞進行，那樣不就是在深入了解整部作品嗎？」
改或不改錯都苦惱
對葛浩文而言，做翻譯最難的不是選擇動筆的節點，而是發現原作中有錯誤，不知道如何應對。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作者在作品中犯錯屬於正常，翻譯家在翻譯中也會犯錯，同樣地，你們記者在報導中也會犯錯。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們做翻譯的時候，每個字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單位，一旦出錯，到底是糾正錯誤還是保留錯誤，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葛浩文對錯誤既理解、又無奈。
一方面，如果保留錯誤，他會覺得很對不起讀者，畢竟原著出錯了，自己卻不及時糾正；另一方面，如果糾正錯誤，他又會覺得對不起作者，畢竟做翻譯的不能等同於作者。甚至，有作者會認為，譯者糾錯實際是在篡改作品。
如何處理？葛浩文坦誠相告：「如果作家和我是認識很久的老朋友，我就會試圖跟他溝通，商量好到底改還是不改。舉例來說，有部作品裡面有首歌曲，作家將歌詞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弄倒了。發現以後，我就跟作家聯繫，說歌詞本身不是這樣的，改不改？作家很大氣，就說幫我改了吧！改正過後，又猶豫了：在作品裡面，作家是不是有意讓主人公將歌詞唱反了呢？還是作家真的犯了錯？如果是前者，肯定不能改，因為顛倒了的歌詞是有深意在裡面的；如果是後者，就應該改掉。單就為了這段歌詞，又打了第二次電話求證，到底要不要改。」
對中國文學進入世界舞臺，「很樂觀」
其實，每次翻譯完一部作品，葛浩文都儘量避免不再去看。他說，作品與作品之間的跨度很大。
「我總希望，自己翻譯完一部作品，就直接將這部作品的一切都從腦子裡洗掉。儘管，這實際上不太可能，但我儘量讓自己做到這點，否則，上一部作品的殘留就會影響到下一部作品的翻譯。」
談到對中美小說的看法，他強調，兩者並無優劣之分，只是在選材上有區別。歐美文學喜歡性題材，而大體上看，中國作家可能呈現得不及歐美作品那麼淋漓盡致。
其次，中國小說大多沿用傳統的編年體。故事在線性發展，哪年哪月發生了什麼，接下來的哪年哪月又發生了什麼，等等。「美國人的思維不只是線性思維，所以，編年體的故事就不容易引起注意。」葛浩文強調說。還有，就細節而言，寫小說難的是描繪內心活動。
「換我來寫小說，單純寫故事，發生了什麼容易描述，但難的是心理細節的展現，就是一個人為什麼選擇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他在特定環境下，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考慮才做出某種舉動。」葛浩文補充說，「作為一個讀者，最希望知道的，毫無疑問是通過作品看出主人公的內心活動，了解他們的心理。所謂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最後，中國的小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在不同地方、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風格。總體來說，中國文學進入世界舞臺，還是指日可待。
比如說，現當代文學中也有細分，尤其在文字方面。
「老舍、巴金那代人，受過西方教育，經歷過辛亥革命、白話文運動，放棄了早先的文言文傳統，學的是歐美、日本文學。因此他們的作品文字，多少都有點『洋化』，不是純正的中文，甚至在遣詞造句方面，是用英文句式套中文。這樣的文字，翻譯起來反而更容易。」葛浩文的眼裡閃過些許光亮，「中國當代的作品則恰恰相反，它們是用現在鮮活的語言在創作，寫中國的生活、寫上海的生活。當然，這絕對不是說過去的作品就不好。相反地，像老舍的《駱駝祥子》、蕭紅的《呼蘭河傳》恰恰是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品。」
而大陸文學與臺灣文學的區別則表現在文風層面。一個幅員遼闊、一個海峽小島，從地緣學角度看，思維上的差異必然會導致文風上的差異。比如說，小島上的人，很容易產生孤獨感，不可能像住在大地方的人那樣。
對話錄 希望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今年6月3日晚，紀念蕭紅誕辰100周年的首屆「蕭紅文學獎」在哈爾濱頒發。其中，葛浩文的《蕭紅傳》與季紅真的《對著人類的愚昧》以及葉君的《從異鄉到異鄉》共同獲得蕭紅研究獎。
文匯報：聽說，1980年，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奔著蕭軍、蕭紅而來？
葛浩文：對。早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就看過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那也是我讀的第一本中文小說。後來，博士論文也是做關於蕭紅、蕭軍的研究。
有次，在美國報紙上看見有關蕭軍重在社會出現的報導，很興奮，馬上給蕭軍寫信，但是沒有他的地址，只好寫「中國作家協會蕭軍收」。沒料到，蕭軍竟然收到我的信，而且給我回信，心裡特激動，我就馬上從香港飛到北京去拜訪他。
文匯報：自此以後，您到中國哪裡最多？哈爾濱麼？
葛浩文：上海來過五六次。在大陸，我最喜歡的兩個城市是哈爾濱和上海。我喜歡上海的夜生活，很熱鬧；同時，也喜歡老上海的靜謐。
文匯報：你們是怎麼接觸到貝拉的《魔咒鋼琴》這本書的？
葛浩文：《魔咒鋼琴》最初是由《狼圖騰》出版人安波舜介紹給我的。剛開始沒時間看，後來有機會看了，覺得特別有意思。每個人看一部作品，尤其是好小說，受到感動的原因不一定是完全一樣的。
對我而言，當然那個愛情故事很動人。你想想在那樣的時代，跨國戀情是如何不被允許，但李梅那麼執著。另外李波的身份，他追求認同猶太文化，是多麼令人同情和感動。我個人認為，中國人對這一點恐怕不能夠完全理解，因為中國人一般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所謂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但是對像李波這樣的人，他們總是在兩個文化之間徘徊。李波想參與介入猶太文化，表示對父親的嚮往，他的母親卻不太能夠理解，令人傷感。
文匯報：您和林麗君教授一起翻譯《魔咒鋼琴》，大概用了多長時間？
葛浩文：差不多6個月。我們合譯時，都是由她負責第一稿，我負責第二稿，第三稿則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商榷修辭，以期把翻譯做得盡善盡美。
文匯報：今年年初，上海電影集團決定將《魔咒鋼琴》改編成同名電影，並由好萊塢頂級製片人邁克·麥德沃(Mike Medavoy)出任執行製片。年內，你們合譯的《魔咒鋼琴》也將出版發行。您估計，這本書在美國銷量會如何？它對於中美文化，尤其是美國人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葛浩文：老實說，小說市場，尤其是中譯英的小說在美國的市場，是我們譯者無法掌握的。只能說，貝拉的《魔咒鋼琴》有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有跨文化的議題，應該會有熱烈的反應，尤其是在猶太人的圈子。我想有不少人會感興趣。
再者，貝拉只是想描述一個動人的故事，完全沒有說教的心態，應該會受到許多人的歡迎。他們會對中國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更欣賞上海人以及所有的中國人。我們一直說，中國人很有人情味，很樂意幫助受災難的人，《魔咒鋼琴》這部以歷史事實做根底的小說就是最佳例證。
文匯報：您接下來還會翻譯哪部作品？
葛浩文：剛譯完莫言的《檀香行》；年內，應該會把王安憶的《富萍》譯完，已經拖欠她好幾年了。
文匯報：現在，中國越來越需要向世界推介自己。如果讓您給同行的晚生後輩提些建議，您會說什麼？
葛浩文：其實，前兩年來中國，我就在類似的培訓班上做過演講。2008年，企鵝中國舉辦了第一屆中英文學翻譯培訓班，我參加了。2009年，在蘇州舉辦第二屆，我也參加了。因為，我喜歡看見有個團隊在一起從事翻譯工作，將中國的小說介紹到世界上去。那樣，我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要知道，中國有多少有成就的作家？但能夠推介出去的作品太少了！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從事中譯英的工作，我覺得這是件大好事，值得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