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夕生活在印度中央邦的一個村子裡，她未成年時就結婚了，她的公婆一直希望她能生個男孩。「我的婆婆會告訴我，『如果家裡沒有男孩，我們的血統怎麼傳承下去?』」
她的第一個女兒拉基在2010年出生後，嘲諷變成了惡毒襲擊。一年後，庫夕懷上了她的第二個孩子。家人通過超音波檢查發現是一個女孩，幾天後，庫夕在肥皂水上滑倒了，據說肥皂水是她的嫂子故意放在地板上的。「當時我已經懷孕七個月了，」她說。所幸第二個女孩活了下來。
但情況變得更糟了。她的公公婆婆餵她吃假的「草藥」，有時還用繩子把她綁起來，他們會叫那些自稱會施黑魔法的牧師來「醫治她」，過了不久，她的婆婆就開始直接用皮帶打她。「我丈夫打我的時候也只是赤手空拳，」庫夕說。2013年，他們把庫夕和兩個女兒趕出了家門，那時候小兒子尚查爾只有一個月大。
如今，庫夕在一個名為高拉維的危機中心工作，該中心為中央邦博帕爾市的暴力倖存者提供幫助和庇護，是當地政府和國際非營利組織行動援助協會的合作組織。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今年初發布的一份報告，全球因性別選擇而消失的女孩（包括產前和產後）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印度。這意味著在全球1.42億消失的女孩中，有4600萬在印度。
根據最新的人口調查，在印度城市地區，6歲以下男、女童比例達1000：918，而在農村地區是1000：924。
重男輕女也意味著印度女性常常面臨巨大的壓力，或者面臨隨之而來的後果。
9月20日，在印度北部的北方邦，一名男子用利器切開了他35歲懷孕妻子的腹部——她有6到7個月的身孕，而這個男人是5個女兒的父親，據說他很著急地想知道這次是男孩還是女孩。
該男子已被逮捕。該女子目前在地區醫院救治，情況嚴重。
這些例子深刻凸顯了印度的暴力文化和對男孩的痴迷。已有足夠的研究表明，重男輕女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和性別不平等的徵兆。
援助行動協會的活動和傳播總監薩麗卡·辛哈說，她所在的組織每個月都會受到遭受暴力的婦女的求助，原因是她們生了女孩，或者拒絕接受超聲波檢查來確定孩子的性別。
「這源於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度，認為女孩是貧困的來源，」辛哈說。他還在博帕爾市經營著危機中心高拉維。
根據印度現行的《醫療終止妊娠法》，孕婦在獲得兩名註冊醫生的批准後，可以在懷孕20周之前尋求墮胎。
在印度，懷孕前後的性別選擇是被禁止的，而使用產前診斷機制，如超聲波，則受到嚴格管制。儘管如此，研究表明，印度是世界上殺害女嬰最多的國家之一。對男孩的偏愛也是對婦女的偏見和暴力的原因之一。
數據顯示，女性墮胎的定罪率極低。根據政府數據，在2011年至2013年的563起案件中，只有32人因進行性別鑑定而被定罪。
去年印度北部北阿坎德邦132個村莊的出生數據發布，引發了軒然大波。據報導，這個地區2019年4月至6月期間沒有一個女孩出生。那些有女孩出生的月份，女孩的數字為個位數。
國際非營利組織「救助兒童會」的兒童保護負責人巴帕·庫瑪說，重男輕女的行為在懷孕之前就開始了， 「我們有一項針對服用或被迫服用藥物的女性的研究，她們認為這些藥物可以幫助她們生一個男孩。歸根結底是因為性別的歧視和不平等。」
研究表明，許多這些"本土"藥物對婦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長期損害。它也會影響胎兒的生長。
吉塔·阿拉瓦丹是一名記者，她是《消失的女兒》一書的作者，該書於2007年發布，是一項針對女性墮胎的調查。書中的一個案例是，一名女性被迫服用一種性別選擇性藥丸，結果生下了一名畸形的男孩。
根據印度政府的「搖籃計劃」，政府經營的醫院和初級保健中心可以得到搖籃，以接收多餘的新生兒。活動人士表示，儘管這項計劃意義重大，但實施起來卻是一項挑戰。辛格說:「很少有設施為這個計劃提供服務。
在當地工作的活動人士也表示，性別選擇技術太容易獲得，這加劇了這一問題。
辛哈說，那些民間經營的移動超聲檢查中心四處宣稱，「現在花500盧比（約46元人民幣），以後可以節省50萬盧比（約4.6萬元人民幣）。有關是否要女孩的爭論是圍繞著需求和供應機制展開的。」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在研究女性墮胎問題的阿拉瓦丹說，活動家們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警告過要反對會被用來殺害女童的技術。「在90年代，當我開始研究這個課題時，精英和中產階級是濫用技術殺害女童的罪魁禍首，」她說。「如今，墮胎的技術，就像DNA測試這樣的技術被普遍用於試管嬰兒中一樣，以前只有富人才會去做，但它正慢慢成為中產階級的一種習慣。」
庫馬說，人們需要解決暴力循環問題，這幾乎總是從懷孕前就開始的。「我們需要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介入。」
阿拉瓦丹補充說：「許多將女嬰流產掉的婦女告訴我，孩子的命和她們自己的命，只能選一個。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