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饑荒、瘟疫和戰爭一直都是困擾人類的三大難題。其中，瘟疫的發生總是無聲無息，人們面對它時更加束手無策。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的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人們憂心忡忡，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當我們的生活秩序被不斷幹擾時，大家的目光紛紛聚焦到新冠疫苗上，希望疫苗的研發和使用，能將我們的生活儘快帶回正軌。
目前，全球範圍內已有百餘種疫苗正在研發中，其中數十種正在進行人體臨床試驗，這些小小的疫苗，已然成為了人類對抗病毒的最有力武器。
對於疫苗，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不陌生。很多人手臂上仍留有一塊圓形的印記，那是卡介苗疫苗接種後所形成的疤痕，還有小時候吃下的那顆甜甜的白色糖丸，正用來預防脊髓灰質炎的。正是這些小小藥劑，為此後我們的一生築起一道道安全屏障。
縱觀歷史，在和瘟疫鬥爭的漫長歲月裡，疫苗也一直起著同樣的奇效，它一次又一次力挽人類於狂瀾之中，將我們從危險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我們今天安穩而幸福的生活，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功於這些疫苗。
在知名病毒學專家讓·佛朗索瓦·薩呂佐的著作《疫苗的史詩——從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殤》裡，作者按病種回顧了疫苗的發展歷程，從天花到狂犬病、脊髓灰質炎、黃熱病、B肝、流感、愛滋病。通過真實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方式，向世人展現出人類近兩百年的疫苗科學史。
在一針小小的疫苗背後，凝聚著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的心血。正如書名一樣，疫苗的誕生，是一個歷經艱辛而跌宕起伏的偉大進程，它的發現、生產和不斷推進，可謂一部人類史詩。
被巴斯德救下的狂犬病人
或許是法國人生來的浪漫氣息，讓·弗朗索瓦·薩呂佐在《疫苗的史詩》書中，將歷史講得如小說故事般活脫，規避了常規科學史寫作中文獻論證的枯燥平淡，十分有趣。
讓·弗朗索瓦·薩呂佐是一名病毒學專家，曾經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了14年，後在賽諾菲巴斯德公司工作並主持該處抗病毒疫苗的生產。他現在是世界衛生組織顧問，負責向新興國家傳播疫苗疫苗研發技術。在與病毒為敵的這40年裡，他親身經歷了伊波拉、愛滋病等疫苗的研發，SARS期間他曾來到中國，研發了SARS疫苗。如今，讓·弗朗索瓦·薩呂佐也是新冠疫苗研發競賽的參與者。
他曾工作過的地方，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益型私人研究所之一，目前已培養出10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曾開發出狂犬病疫苗、天花疫苗、流感疫苗、黃熱病疫苗等多個造福人類的疫苗產品。
這裡所說的巴斯德，正是那個牛奶滅菌的「巴氏滅菌法」的發明者，而「機遇只惠顧那些有思想準備的人」這句名言，也是出自於他之口。
19世紀末，微生物學遭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他的門徒們共同撐起了這場變革的一片天。那時，科學家們不甘示弱，紛紛走上了發現新病原體的道路。自此之後，微生物們就被分為兩大「陣營」：細菌和病毒。
細菌的主要特徵為：我們能在光學顯微鏡下觀察到，並可通過「肉湯培養基」進行培養。病毒則不同，它體積微小到用普通顯微鏡也無法觀察到——直至1940年電子顯微鏡被發明後，病毒才無處遁形。此外，病毒是無法獨立繁殖的。
對於早期的病毒學家來說，一定是極其失望的，因為他們未能親眼觀察到自己發現的病毒，而必須要藉助複雜的動物實驗才能夠令這種感染源進行繁殖。這也使得早期病毒培養的困難重重，導致病毒學的發展嚴重落後於細菌學，尤其是在疫苗的研發上。
雖然疫苗的研製，受限於那個時代的技術和工業水平，但總有一批無畏的逆行者，去攻克一個個難題。除了路易·巴斯德以外，還有很多著名的病毒學家值得被記住。諸如，喬納斯·索爾克研發出了滅活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阿爾伯特·薩賓研發了口服脊灰減毒活疫苗、馬克思·泰雷爾被稱之為「黃熱病疫苗之父」。
其中，路易·巴斯德的故事尤為動人。
當一個男孩被惡犬咬齧瀕臨死亡之際，巴斯德大膽使用了尚處在實驗階段的疫苗，約瑟夫·梅斯特成為巴斯德救下的第一個狂犬病人。梅斯特後來一直在巴斯德研究所做門房，在1940年，當德國士兵勒令他打開通向巴斯德墓室的大門之時，梅斯特以自盡維護巴斯德的尊嚴。
這些醫生、病毒學家都是最危險的職業，他們隨時暴露在感染者面前，面臨著極大的危險，儘管後來的保護措施越來越周到，而難以預料的意外仍然頻頻發生。是他們的心血，才鋪展了今天疫苗的路途。
人類是如何攻克第一個傳染病的？
早在11世紀，中國人會從天花感染者身上提取結痂組織，在常溫條件下保存一個月，在研碎並與植物混合後，用鼻子吸入所得粉末。其目的是以毒攻毒，使自己輕度感染，以期能夠對令人生畏的天花免疫。這種法子俗稱「種痘」。
愛德華·詹納對種痘的方法進行了演進。他在進行多年研究後，發現人被患有牛痘的牛感染後，就獲得了對天花的免疫力，受此啟發，他發明了疫苗接種。
天花疫苗接種
疫苗的一位受益者是小詹姆斯·飛利浦。1796年的一個春天，詹納用這種方法，從感染了牛痘的農婦身上取下牛痘膿皰，注射到小詹姆斯手臂上。幾天後，注射部位出現典型的感染症狀，經過整整一年的時間等待，詹納才給小詹姆斯注射天花病毒，而他依舊活蹦亂跳——這個小孩獲得了免疫力。歷史上的第一例疫苗接種，誕生了。
愛德華·詹納被世人稱之為「疫苗之父」，而「疫苗」這個詞的英文「vaccine」的詞源，正是來自於拉丁文的「vacca（母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疫苗製備技術在不斷的改進，但依舊離不開動物。
愛德華·詹納
在1900—1950年的半個世紀之中，在活體動物上製備出的病毒性疫苗非常稀有：天花疫苗是在小母牛犢的肋部製備的，而狂犬疫苗則取自羊腦，黃熱病疫苗取自受精雞蛋，日本腦炎疫苗取自鼠腦。
1930年初，美國的厄內斯特·古德帕斯丘博士提出，是否利用雞胚培育雞痘或鳥痘病毒。後來他想到一個辦法：病毒都會選擇相應的器官作為「窩點」，在不同的器官中進行繁殖，比如脊髓灰質炎病毒在腦部、黃熱病病毒在肝部，這種病毒專門針對某一種細胞的現象被稱之為「細胞嗜性」（Cellulartropism）。
鳥痘與其他痘病毒一樣（痘病毒主要包括天花和牛痘等），以皮膚為目標器官，一旦感染這種病毒，皮膚上就會出現我們前文提到過的膿腫。
於是，古德帕斯丘建議在雞胚內的薄膜上培養鳥痘細胞。雞胚雖小，卻包含著胚胎、為胚胎輸送各類營養的液體，還有各種絨膜。最終他在雞胚內培養病毒的技術就此誕生，時為1931年。
而這一技術，甚至沿用至今。根據美國CDC發布的數據，2019-2020流感季美國共提供了近1.75億劑流感疫苗，其中82%是基於雞蛋生產的。一般，一個雞蛋可供生產一劑疫苗，意味著美國每年供應流感疫苗生產需要接近1.5億個雞蛋。
我們對疫苗的世界還一無所知
愛滋病，是人類近年來遇到的最危險的傳染病——眾所周知，愛滋病疫苗至今還沒出現。但在一開始，科學家是非常樂觀的，認為很快就能研發出疫苗。
1984年4月23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美國病毒學家羅伯特·蓋洛發現了愛滋病病毒。上臺發言前，時任衛生部長瑪格麗特·黑克勒問蓋洛，是否有把握研發出愛滋病的疫苗。蓋洛答道：「我不覺得有什麼特殊困難。」於是瑪格麗特走上臺向在場的人宣布：「我們希望能在兩年之內測試愛滋病疫苗。」
然而，之後的幾十年，疫苗的研製毫無進展。大部分疫苗在動物身上的實驗就已經失敗，少數幾個開展人體實驗的疫苗，也很快被證明沒有效果。以前研製疫苗的方法，在愛滋病身上好像都沒有用。
這時候，科學家們才意識到，我們根本不知道疫苗是怎麼生效的。雖然現在已經有那麼多疫苗，但新疫苗的研製都是依靠以前的經驗，我們對病毒如何攻擊人體，人體如何擊退病毒進攻這些基本的機制知道得很少。
在那場發布會25年之後，還沒有任何候選疫苗勝利在望，有人問蓋洛為何1984年時會樂觀過了頭，他回答道：「那個時候，我對疫苗的世界還一無所知。」
其實不只是這位病毒學家羅，人類在疫苗誕生的這兩百年歷史中，僅僅是對它略知皮毛。作者在書中寫道：「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疫苗都是「經驗主義」的產物（尤其是針對麻疹、脊髓灰質炎和黃熱病的減毒活疫苗），科學家們能取得成功需要仰仗「天助」——運氣和直覺是敲門磚。
即便是在5G、AI技術大行其道、人們對於科技的自信心已經空前高漲的今天，我們對於新冠病毒的應對也就是猝不及防。
但當中國、美國、歐洲等地科研人員取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後，就嘗試用不同技術路線研發疫苗。疫苗研發通常需要數年時間，但在全球科學界共同努力下，不到一年，新疫苗就開始投入使用。
疫苗作為抵禦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終極武器，被人們寄予厚望，是因為我們相信科學，而最終科學家們也不負眾望，為我們消滅新冠帶來了的福音。
寫在最後
從世界上第一例疫苗接種，已經兩百多年過去了，而我們與傳染性病毒的戰爭還在繼續。
在中國，50年代末基本消滅了鼠疫、真性霍亂，60年代初徹底消滅了天花，90年代徹底消滅了小兒麻痺症，這些偉業的背後，無不是驚心動魄的疫苗史詩。
此前，國家已宣布新冠病毒疫苗將為全民免費提供。我們能夠想像，當所有人接種疫苗後，這場沉重的疫情就將在不久的將來和我們告別，人們的生活會重新步入正軌，世界也會恢復它原本該有的樣子。
疫苗的研發，其間有無數人的努力，曾付出過令人心碎的代價。而這無一不提醒著我們，敬畏自然、尊重科學，才是推動生命前行必須堅守的準則。
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卡爾·巴裡·夏普萊斯曾說過，人類目前只不過發現了生命科學的冰山一角，還有太多奧秘等待揭示。生命科學的每向前進步一點點，都會給人類治癒疾病帶來更多希望，只有生命科學的突破性發展，才會從根本上顛覆人類的思想和生活。
IDG同樣堅信，科學才是人類未來的曙光。人們在未知的空間裡進行無窮地探索，這正是走向更美好世界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