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口秀演員何廣智、楊蒙恩、楊笠、呼蘭、周奇墨(從左至右)。（笑果文化供圖/圖）
楊蒙恩掀起衣袖，用左手在右手小臂上抽打了幾下——他向南方周末記者演示，每次等在舞臺上場口，講那五分鐘的段子之前，他就用這種方法給自己打氣。他會使勁拍打大腿、屁股，要點是打出聲音，要疼，像一隻氣球被充飽，直到講完下臺，洩了氣。
作為脫口秀新人，楊蒙恩第一次上節目，每次都在失控邊緣強裝鎮定，他有時覺得臺上那個人不像自己，「更有攻擊性和殺傷力」。
《脫口秀大會》錄到後半程，後臺緊張勁兒到了極點。「所有人，老的新的都緊張，你感覺到都在抖。」「老演員」呼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女演員楊笠今年脫穎而出，廣受關注，但也因為表演涉及女性議題在網上遭到攻擊。接近決賽，第一季冠軍、老朋友龐博被淘汰後，楊笠哭個不停，哭到無法接受採訪。經紀人聽她的語音消息，嗓音沙啞，問怎麼了，她只回了一個字：累。
開賽前，節目導演問策劃人李誕，很多脫口秀演員認為喜劇不能比賽怎麼辦，李誕回答：那我還覺得這個世界不該有種族歧視呢。他認同喜劇不應該比賽，「但是沒辦法，我需要節目好，好了大家都會好。」
演員們對此既痛恨又贊同，呼蘭覺得，假如沒有殘酷賽制，光好笑撐不起三小時的節目，每個人開開心心上去說一段「是不好看的，沒有觀眾」。
脫口秀，又譯作單口喜劇（stand-up comedy），在歐美世界擁有上百年的深厚傳統，在中國仍是小眾而年輕的行業。從幾年前開始，以笑果文化為代表的一批脫口秀演員在上海嶄露頭角，《大西洋月刊》《金融時報》等外媒開始關心脫口秀在中國的未來，發出了「單口喜劇在中國能否成功」的疑問。國內各大城市陸續興起了脫口秀俱樂部，但它能養活的全職演員數量有限，據入行五年的周奇墨估計，全國大約只有四五十人。
《脫口秀大會》仍是國內目前唯一一檔成熟的脫口秀節目，對很多演員來說，這是他們進入大眾視野的唯一機會。講壞一場就會面臨淘汰，再次露臉的機會遙遙無期，「所有脫口秀演員擠破頭地去搶一個名額。」楊蒙恩說。
「幾乎沒有一個演員會只想演線下。」周奇墨屬於最早一批脫口秀演員，他所在的北京單立人俱樂部沒有自己的電視節目，只能長期在線下演出。這次受邀去上海客場參賽，高強度的賽制讓他很難真正放鬆，「取悅的動機太強，所有的標準，就是幾盞燈和票數。」
美國演員威爾·法洛形容單口喜劇「辛苦、孤獨而惡毒」。美國家喻戶曉的脫口秀演員傑瑞·宋飛曾說，笑點只存在某一刻，它在時空中流逝，一個不小心就會錯過。「你整個生活、你的存在、你的保障和你的收入都是基於如何準確地抓住這一時刻，這真是讓人害怕。」
周奇墨回到北京，線下劇場隨著節目播出迎來了短暫的繁榮，有他的場次變得一票難求。回到黑漆漆的小場子裡，周奇墨講了幾個熟悉的段子，感覺自己才是「真正地在呼吸」。
一群善於察言觀色的人
經紀人榮榮去笑果工作之後，朋友們都在想像，與脫口秀演員打交道，生活應該充滿歡樂。但她發現根本不是這樣。「他們都很敏感，不光對別人很細膩，也要善於觀察自己。」
周奇墨承認，「喜劇演員應該是一群善於察言觀色的人。」在規模不大的劇場裡演出，觀眾的反應一清二楚，每個梗拋出去，觀眾笑沒笑，「還是在竊竊私語、刷手機，其實都能看清」。
即時的反饋讓演員可以隨時調整內容，但也是對內心極大的考驗。有時怎麼講觀眾都不笑，演員會不由自主地越講越快。「你可以想像成一個坐滑梯往下滑的過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攔住，就像汽車系的安全帶，攔住了，你就安全了。但是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來越慌，剎不住車。」呼蘭說。
冷場是每個脫口秀演員的常態。對於「上一次講砸是什麼時候」這個問題，幾乎每個人的回答都是：不久前、就在昨天或是上一場。印象最深的冷場，對脫口秀演員來說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飯或睡覺，難以回答。
不論打磨了多少遍的好段子，都有冷場的可能，與當天的狀態、觀眾、氛圍有關。就像一場永遠不知輸贏的賭注，得有點冒險精神。
呼蘭一開始講冷了，會吃不下飯，難受一兩天，後來學會習以為常。他發現別人怎麼安慰都沒用，「只有再講一場，講回來、講熱了，這個坎才能過得去」。
2018年他在節目裡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作為生面孔，呼蘭參加了《吐槽大會》，和眾多明星、老演員一起，他表現搶眼，滿堂喝彩，一舉拿下當期Talk King。但播出以後，很多人罵他：這人誰啊，演成這樣還可以上節目，是不是有關係？呼蘭有個喘氣急促的小毛病，面對面聽沒什麼，一經熒幕放大，就變得尤為明顯，成了他被指摘的理由。
「那個時候不知道，網絡上還有那麼多人可以罵你。」呼蘭從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留學歸國，當時只把脫口秀當業餘愛好，正職在一家IT公司做首席技術官，他委屈極了，「我幹點啥不好？憑啥讓你指指點點？另外就是怕我爸媽難受。」
演員思文也有類似遭遇，她每次表演都擔心網上的評價，有人稱讚她的外貌，也有人罵她長成這樣、丟人現眼。「沒有做這行的時候，我會覺得這明星賺那麼多錢，不能被人罵？」她在一次採訪裡說，「但當你真的被無數評論群起而攻之的時候，那種感受真的是萬箭穿心。最大的絕望就是極度的自我否定，我這麼差，我活著有什麼意義呢？」
呼蘭的這道坎很久才邁過去，線下演得再好都沒用，越好越難受，因為他覺得和線上根本是兩碼事。直到過了大半年，他才等來《脫口秀大會》第二季的機會，呼蘭背著不為外界所知的包袱，講了「東北金融女魔頭」母親理財的趣事，網上傳播得很好。他終於得到治癒。
周奇墨用很長時間訓練自己不要太在乎觀眾，平和一點，這本身就很矛盾——「我在乎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唯一的反饋，唯一的服務對象；但我不在乎他們，不能在乎單一場次的他們，要學會去忽視他們，不影響你的創作心態。」
講脫口秀的動機，本就有討人喜歡的成分，呼蘭直言不諱：「人類都有攀比心，誰還不希望自己成為焦點？」他長著一張圓鼓鼓的娃娃臉，從小就擅長把一飯桌人逗笑。他開過最大的專場是在家鄉哈爾濱1600人的大劇場，黑壓壓上下兩層，試麥的時候能聽見回聲。做了這行以後，呼蘭反而不太在飯桌上多話了。「這個快感可能已經刺激不到你了，因為你曾經逗笑兩千個人。」
周奇墨以前是英語老師，他看了宋飛的專場視頻，被那個簡潔的舞臺深深震撼：一張高腳凳，一瓶白水，一隻話筒。「非常純淨，一個小時，就讓你把觀眾徵服。」僅靠說話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周奇墨覺得，「那個成就感可能是任何東西都替代不了的。」
周奇墨性情內向，過了很長時間抑鬱苦悶的日子，「早早自殺也是有可能的，太沒勁了」。脫口秀成了他唯一的出口，有話想說，但在生活裡打不開，就包裹上表演的外殼，釋放在舞臺上。
剛入行的時候，周奇墨渴望有朝一日得到放一杯水的資格——太短的演出不會口渴，沒這個需要。這個願望等他開個人專場時終於實現了。喝水的時機很講究，通常是在一個段子響了之後，享受著全場的掌聲雷動，不緊不慢地喝。有一次在外地開專場，周奇墨已經向那杯水伸出了手，哎呀沒響，他趕緊講下一個段子，直到觀眾有反應了，他才敢端起水。
冷場了，最好的辦法是故作鎮定，假裝什麼事都沒有，不能認慫，不能露怯，如果觀眾感受到尷尬或同情，就更難笑出來了。這事關氣場和控制力，「那個場子就是你的，歸根結底人家就是把這五分鐘全心全意在看你演出。」呼蘭說，一旦演員們沒忍住挑明了尷尬的事實，場子就再難熱起來了。
年輕演員江梓浩參加了三年《脫口秀大會》，表現平平，演員互投環節，他得了倒數第一。瀕臨淘汰前，他做了一個「自殺式襲擊」：演到一半，忽然對臺下說，「你們以為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厲害的段子嗎？」他徹底「崩了」，放棄了比賽，真情剖白了自己從事這行的挫敗感。觀眾感動、鼓掌，但沒有笑。
每當這種時候，榮榮會心疼他們。她負責的一位演員一邊看心理醫生，一邊努力逗觀眾笑。「很多內容都來自他們非常卑微的時候，那些可能真的是很受傷的，但還要拿出來在自己的傷口上撒鹽，撒完了還得讓別人看：我撒鹽了，看我撒得開不開心，讓你們爽不爽？」榮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什麼時候能講出頭？」
很多脫口秀演員都是在觀眾席裡抱著「這我也可以啊」的想法，看著看著走到了臺上。95後演員何廣智大專一年級就輟學了，做過電話銷售，也在汽車流水線上組裝過配件。他和人交流時習慣低著頭，雖然話不多，但總能引得身邊人發笑。
在濟南的俱樂部裡，何廣智無意中發現了脫口秀，他一直認定自己適合喜劇，就是不知道什麼類型。脫口秀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個東西，它成本極低，沒有門檻，只要寫出五分鐘的段子，誰都能上去講。
楊蒙恩把《脫口秀大會》稱作「平民老百姓版的《星光大道》」，就連參加《星光大道》都得有點唱歌跳舞的才藝，脫口秀完全不用。
李誕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做五分鐘脫口秀演員，一生中一定有五分鐘好笑的事，但要成為職業脫口秀演員，則需要至少一百段五分鐘。
這個行當只有一個標準：好笑。呼蘭作為理科生，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量化，他喜歡脫口秀的公平，「就是以觀眾的笑聲為衡量標準」。脫口秀不看學歷，不講出身，沒有論資排輩，老炮兒未必就比新人好。
剛開始不好笑是正常的，但有些演員講了很久都沒效果。楊蒙恩見過有人持續講了一兩年都沒法讓觀眾笑，仍然繼續講。他覺得大部分人只能被稱為脫口秀愛好者，而不是脫口秀演員，他們白天做自己的工作，晚上來講脫口秀，更多是為了自己舒壓，「我不好笑，但是我解壓了，你管我好不好。」
何廣智經過一番網絡搜索，知道了笑果這家公司，他辭掉工作，揣著打工攢的三萬塊，坐上了去上海的綠皮火車。14個小時硬座之後，他在青年旅舍下榻，行李一放，立刻就去看演出報名了。他參加各種新人賽，搶名額，當時還沒有資格參加開放麥，只有當其他演員臨時有事來不了，就會安排他替補，「撿那種機會演」。
那是2018年，脫口秀仍處在臺上和臺下說不準哪邊數量更多的處境中，何廣智演過最少的場只有4個觀眾，演員有十幾個。何廣智無法跟父母解釋清楚脫口秀是什麼，母親很震驚，認定他被人騙了。
大部分人不指望靠脫口秀維持生計，何廣智是行內少有的全職演員，他給了自己三萬塊錢的期限，相信在花光之前，一定能賺到錢。笑果送他去北京培訓，包住，省了三個月房租，這是個好兆頭，「感覺隱約就要掙到錢了」。
何廣智用了半年掙到了脫口秀生涯的第一桶金，笑果邀請他參加有報酬的商演，一個月結算了1400元。這對何廣智來說足夠了，他把房子租在地鐵七號線的終點站，房租八百多，自己做飯，在菜場買折價處理的剩菜。他算了一筆帳，開心極了：月薪1500元，加上積蓄，又可以不用工作、講很長時間脫口秀了。最大的開銷就是去劇場的來回地鐵票錢，每趟12元。
他也有過受挫的時候，有一次訓練營選拔，他沒選上。坐在出租屋裡吃著飯，何廣智覺得難受憋屈，付出了這麼多，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他哭了出來。
這些困頓的生活經歷被何廣智寫進了段子裡。「脫口秀還有一個比較爽的地方，你上臺去講，把觀眾給逗笑了，其實對你來說，是內心的一種消解。」何廣智一開始不敢暴露自己的不體面，但前人總結的技巧告訴他，要想逗笑觀眾，就要「勇敢地打開自己」。
吐槽終點站和地鐵搶座是他最受歡迎的段子之一。「我住的那個地方，它郊到什麼程度？我第一次出了那個地鐵站之後，我看到地鐵站旁邊豎著一個警示牌，那個警示牌上寫的內容是：嚴禁捕捉野生動物，違者追究法律責任。看到第二句話，我心裡還稍微有點欣慰，因為這個地方起碼它有法律。」
2018年下半年，《脫口秀大會》第二季播完，線下市場一下變得蓬勃起來。何廣智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接了三十多場演出，一天演5場，從下午4點演到晚上10點。他演得賣力，被稱為「線下之王」。
周奇墨作為行內公認的頂尖線下演員，之前在北京一度每個月只掙幾千元。沒有商演就沒有收入，旱澇不保收，「我一般覺得自己今年可以活下去就可以，不會想明年的事情」。
他認識的大部分北京演員生活都挺窘迫，「租著北京胡同的房子，天天晚上騎個小牛電動車或者共享單車在兩個場地之間跑。講完可能還冷場，再回到小屋裡反思，今天你為什麼沒講好，慢慢消化今天演出帶給你的傷害。第二天再開始新一輪的演出。」周奇墨描述，「陰影和焦慮一直在：我什麼時候能講出頭？」
周奇墨給電視節目寫段子，賺點外快，有些演員會接企業年會或各類活動，他們稱為「堂會」，「除了錢以外，沒有任何吸引你、值得你去的原因」。
楊蒙恩2019年在北京CBD的華貿中心駐場主持了半年，觀眾都是精英人士，吃牛排、喝紅酒，「一幫穿西服審視你的人」。有一場長江商學院的同學聚會，顧客包了一張大長桌，請來專門的廚師、吃固定的餐飲，和脫口秀的氣氛完全不搭。楊蒙恩和幾位演員輪番講了一些下裡巴人的段子，胡同串子、租房隔斷、共享單車，「下邊坐的人都懵了」。
這段經歷大大提升了楊蒙恩對冷場的承受力，後來他寫了很多關於資本和階層的段子，吐槽甲方、調侃裝腔作勢的偽精英。
有一次，周奇墨在酒吧裡給一家公司演出，他在臺上講，臺下吃著飯，推杯換盞。講到一半，有個人站起來上廁所，走到他身後，「啪」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對他一笑，走了。「當時你得講下去，你還不能翻臉，你還得調侃被拍了屁股這個事情。」周奇墨平靜地回憶，「那是一種不被尊重的感覺。」
「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
2020年疫情過後，劇場剛開放，呼蘭戴著口罩去講脫口秀，觀眾也戴著口罩，稀稀拉拉坐不滿。他難得感受到做喜劇的使命感，「大家已經好久沒笑過了，那種壓抑，我能感覺到他們覺得笑是一件有負罪感的事情。但你還是得繼續演，儘可能地讓大家笑。實話實說，我自己也好久沒笑過了。」
開場的分寸感很難把握，大環境是迴避不掉的，既不能沉重，也不能輕浮。呼蘭講了一件事：我看新聞難受，通過打遊戲麻痺自己，經常一打就打到凌晨四五點，我家隔壁樓後有個非常好吃的包子鋪，我連著好幾天六點鐘準時在他家買包子，老闆就說，「這個年輕人生活作息好健康」。這是真事。
楊蒙恩一度很害怕，他擔心，「社會氛圍再緊張一點，大家不去想搞笑這件事了，怎麼辦？」
演出關停了大半年，很多演員憋在家裡寫了一些關於疫情的段子，等演出恢復後上去講，發現觀眾並不愛聽。周奇墨揣摩，「那是一段大家都想遠離的記憶，可能大家還在這個情緒裡，就像二戰剛結束你沒有辦法講猶太人的段子，但是過了幾十年現在就可以隨便講。」
喜劇總是與時代情緒息息相關。20世紀經濟大蕭條時期，卓別林的喜劇默片達到了巔峰，影射、反諷資本家的《貓和老鼠》大受歡迎。過於緊繃的社會環境也會扼殺喜劇，華人脫口秀引進者黃子華28年來講了17部「棟篤笑」，2018年決定收官。
呼蘭總希望講點更深刻的東西，而不僅是笑完就忘的快消品。今年他遇到了創作瓶頸，一篇稿子改上三十幾遍，他在節目裡盡力表達了對網際網路的憎惡、中年危機這些主題，總覺得筆力不及。他願意講這個世界的荒誕、講自己的虛無主義，「但如果我沒有辦法講得好笑，我就會對不起他們」。
採訪時，呼蘭把雙腿往沙發上一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還是挺希望你給我們寫得深刻一點，其實我一直覺得脫口秀，它不是嬉皮笑臉，也不是小丑的事情。我拒絕輕浮的調侃，它是有重量的。」
承載嚴肅話題對中國脫口秀來說還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很多演員講的都是不痛不癢的東西，有時候真的涉及社會議題，拆遷、外地人、戶口、教育，觀眾都會覺得，你為什麼要講這個，好嚴肅，你能不能講點開心的？感覺大家不是很關心社會，關心社會的人都在微博上。」周奇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躲避嚴肅的社會話題。你只能講杭州一老漢前兩天狗丟了，結果這老漢的狗走了八百裡，自己找回家，你說奇怪不奇怪？」
周奇墨早期試過在舞臺上扮演憤怒人格，比如他觀察到人們總是在外吃外賣不好吃時，才開始念及親情——「沒有我媽做的好吃，」他生氣地吐槽，「你一年就想你媽這一次，就是在你覺得她做菜好吃的時候，我想我媽了，我愛我媽。」觀眾聽完呆住了，大概知道他在諷刺，禮貌性地鼓鼓掌。
觀眾笑不笑就是唯一的標準，市場仍在培育階段，觀眾就是奔著樂呵來的，不好笑就走了，尤其是拼盤式的演出，每個人只講十幾分鐘，一個演員不好笑，觀眾就開始惦記下一個了。
澳大利亞脫口秀演員漢納·蓋茨比在自己的告別秀上進行了控訴式的講演。她是同性戀者，童年遭受性侵，她痛斥作為女性所遭受的欺辱，不再用笑話包裹它們。「從這個角度來講，觀眾是挺自私的，他不希望幫你承擔情感上的負擔。」周奇墨欣賞漢納·蓋茨比的控訴，「意思是，你們也要負擔。」
但中國演員不敢跟觀眾對抗。「觀眾也經不起對抗，能接受冒犯的東西太少了，怎麼對抗？對抗完自己都沒觀眾了。」周奇墨想像，如果他講了30年還是這樣，永遠不挑戰觀眾現有的認知，那就太沒勁了。「他們來這看演出也挺沒勁的，只是過一種情緒上的癮。」
楊笠在脫口秀裡諷刺男性，得到了兩極反應，節目播出第二天，雙胞胎演員顏怡、顏悅對她說，「我們很擔心你。」聽完她就哭了，雙胞胎也哭了，三個女孩哭作一團。楊笠一遍遍在媒體採訪裡解釋：我不想攻擊和傷害任何人，也不是真的想把男女對立起來，那只是我的一個角度、技巧，只是在講我的觀察。
脫口秀的本質就是冒犯。用何廣智的話說，「喜劇裡面必須得要有一個人受傷」，但演員們必須小心翼翼走在分寸感的鋼索上，努力不去真的得罪誰。去年有位演員交上去的稿子，抱怨自己的母親，有一次在屋裡換褲子，突然闖進來叫他吃飯。節目組出於安全考慮最終拿掉了這個段子，因為「不該這麼說媽媽」。
周奇墨在節目裡講姐弟戀的段子：他喜歡比自己年長的女性，再這樣找下去，等有一天他老了，女朋友已經是老太太了，出門前得大聲喊，我給你蒸了個雞蛋羹，你不是牙口不好嗎？表演完以後，導師席上的楊天真和羅永浩說這一段讓他們不舒服，冒犯女性。
楊蒙恩同意電視節目是為大眾服務的，取最大公約數無可厚非，相當於迪士尼樂園，「老少鹹宜，一定要合家歡」。但他盼望在線下的劇場裡，進來的觀眾願意默認一種契約：我會使盡各種方法逗你笑，你不能因為我的一些方法，或你認為和劇場外的世界觀相悖，因而對我產生怨恨，甚至是事後報復。
他講情侶的段子，有人說冒犯了廣大的情侶群體。他曾在劇場裡說了一句髒話，事後有觀眾在微博上討伐他，還@他，「我就覺得有些荒謬。」
2020年底，《脫口秀大會》第三季收官，線下脫口秀市場迎來了繁榮。演員們暫時擺脫了演出停滯半年多來的焦慮狀態。（笑果文化供圖/圖）
「我不是來當小丑的」
榮榮以前帶過一二線的當紅女星，基本都是能說會唱、形象好、能演戲。脫口秀演員的技能則有局限，外形條件最好的，放在娛樂圈裡也不過爾爾。
她最近接到一家公司內部直播的邀約，什麼也不介紹，就讓她派一個脫口秀演員，還得有知名度。「你這種舞臺連是什麼都不說，就讓脫口秀演員去表演，根本不尊重他們。」
雖然節目的影響力不錯，靠譜的項目邀約依然不多，影視劇不太可能，最好的就是綜藝節目邀請。哪怕是談話節目、演講、直播、論壇，大多也只想讓脫口秀演員搞笑，要求說觀點的同時抖個包袱。榮榮很無奈，「人家是要創作的，要抓破了腦袋寫稿的，哪有一個開關說，『來吧，你開始（搞笑）』，對吧？誰都沒有這個義務來逗你笑。」
榮榮會儘量和主辦方溝通，能不能不強求搞笑，讓他們單純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作為前程式設計師，呼蘭受邀參加人工智慧大會，有評論質疑：現在人工智慧都開始請脫口秀演員了？他不服氣，「就想告訴他，即使是聊這些東西，我一樣比你專業，我不是來當小丑的。」
周奇墨的北京同行們，沒有上節目的機會，就想各式各樣其他辦法來讓人看到：拍Vlog、做短視頻、做直播、做播客。有時候稍有一點影響力，但也不會太多，「所有人就在想我下一步幹什麼，你做一種嘗試，會發現那種嘗試又是徒勞，你很迷茫：我是要再堅持一期，再堅持十幾期，就能出圈？」
周奇墨打了個比方，「你感覺自己像一個蒼蠅一樣，你想往前飛，但是每次都撞到玻璃上。」
呼蘭特別討厭「出圈」這個詞，「這就是一個特別功利性的詞」。人們互相祝賀，某某言論又出圈了，「像罵人一樣。」呼蘭說，「我討厭出圈，我討厭熱搜，我討厭所有這些。名、利我不拒絕，但我就特別討厭以這個東西為評判標準，又反過來解讀你說的話。」
周奇墨感到疑惑，幾乎沒有一個行業會只出來兩三個人。「說唱、相聲、街舞，都能說出來一些名字，但是脫口秀就李誕、池子。」李誕其實也志不在此，他寫小說，靠綜藝節目掙錢，「但是底下那批真正喜歡的、非它不可的人，他們反而沒有出路。」
回到北京，他發現大家的狀態都是「憋得慌」。「就我天天這麼講，什麼時候是個頭？沒有出路，我就一直這樣講下去嗎？一場一場？」
上海脫口秀演員的境況要好一些。2019年底至2020年初，笑果開了近三十場巡演，不少演員已擁有個人專場。
但這個行業還太年輕。楊蒙恩認為脫口秀在中國還不能被稱為行業。美國脫口秀有成熟的產業鏈，演員可以出專場、開個人節目、拍電影，轉型嘗試多種喜劇類型。他憂心忡忡，「你不能一輩子講脫口秀，你至少要做出一個稱得上是作品的東西，也許是一部劇、一個秀或者什麼。」
2020年9月，《時代》周刊將亞裔脫口秀女演員黃阿麗選入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她挺著孕肚，憤怒又幽默地痛陳作為母親和女性的私密痛苦，拓寬了女性脫口秀表達的邊界。非裔演員大衛·查普爾獲得馬克·吐溫獎，被視作大師級的喜劇人物。已故演員喬治·卡林憑藉喜劇專輯，生前贏下四座葛萊美獎。
楊蒙恩認為，「國外脫口秀演員達到頂峰的位置，是國內永遠達不到的。國內可預見的天花板很低，開一個小劇場賺一些能夠讓你達到小康的錢，都不用說國外，黃子華那種一呼百應的場面都達不到。」
楊蒙恩講了三年就入選節目，他覺得太快、太幸運了，自己的根基很淺。他見過很多人講不到一年，很快就會去其他綜藝節目裡露臉，脫口秀不過是露臉的機會之一，之後就消失了。他相信時間會把一些人淘汰掉，「因為喜劇一定是一個慢活」。
周奇墨發現，每一個演員在後臺候場時，沒有人是快樂的，都是緊張、期待、焦躁，上臺後的前5分鐘都是如此，直到觀眾喜歡你的表演了。表演結束後，演員要面對的新問題是明天講什麼，怎麼寫出新段子。「所有喜劇演員都一直處在一個不斷被評判的環境當中，一直都伴隨著創作的焦慮、別人對你評價的焦慮、生存的焦慮，這三種焦慮交織在一起。」
這些脫口秀演員中，誰是真正快樂的人成了一大謎團。有人說是呼蘭，呼蘭的確把脫口秀看作玩樂，幹個兩年，玩夠了，就幹別的去了，他比很多孤注一擲的人更鬆弛。
很多演員覺得楊蒙恩是真快樂，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有一種「精神勝利法」，想像一個極其長遠的目標，來消解眼下的焦慮。他的目標是主持奧斯卡，「沒準真有戲我跟你說。」他設定了五步走的計劃，第一步是學好英語。
「你的第一步完成得怎麼樣了？」南方周末記者問道。
「這不還沒開始學呢。」
楊蒙恩和楊笠是好朋友，相識於在北京線下勤勤懇懇跑劇場那會兒，他們經常夜裡講完就去三裡屯蹦迪，出來凌晨四點，天快亮了，然後就去吃個面，一邊吃一邊對脫口秀行業的未來指點江山，甚至國內的都不屑於指點了，要討論一下路易·C·K新開的專場，哪哪不好。
「我們倆經常會把自己聊成天下無敵，無限地自滿，開心地離去。感覺中國喜劇就是在我們倆的探討之下，邁進了更新的一步。」楊蒙恩拋了一個梗，大笑起來。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