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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輝煌歷程中，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一個重要階段。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手合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在此過程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也得以積累經驗、發展壯大。在此期間，許多中共領導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擔任高級職務。他們的很多活動，都塵封在那發黃的國民黨歷史檔案中。數十年光陰逝去，當我們拂去這些歷史檔案上的塵埃，重新翻閱這些珍貴的信函手跡時，一些熟悉的名字逐漸浮現出來。本期《黨的文獻》首次正式公開發表的《海外保存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大革命時期的幾封信》，是從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複製的國民黨中央黨史館保存的檔案中選出的。這組珍貴信件，從一個側面比較清晰地反映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工作期間的一些片斷。
一、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組織、宣傳、農民三部門的出色工作
人們通常認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前，國民黨是一個大黨，共產黨是一個小黨，但在當時的湖南，情況恰恰相反。1921年8月中旬，參加中共一大後的毛澤東，回到長沙即著手組建共產黨組織。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人。此後湖南共產黨組織迅速發展，許多優秀共產黨員如郭亮、陳昌、夏明翰、蔣先雲、毛澤民、夏曦、黃靜源、楊開慧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加入共產黨的。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而此時湖南的國民黨員只有一個人，湖南國民黨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更沒有開展什麼像樣的活動。
毛澤東出色的組織能力獲得了中共中央的認可與肯定。1923年1月，陳獨秀開始籌備中共三大，決定將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至廣州，同時把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以湘區黨代表身份出席大會。這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澤東回湖南貫徹落實中共三大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指導中共湘區委員會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為便於開展工作，國民黨本部委任毛澤東為國民黨籌備員，這就是本期所發文獻《毛澤東關於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說的「在滬時請本部委我以籌備員名義」。
在毛澤東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已經接受他此前的建議，派何叔衡、夏曦、劉少奇與國民黨的覃振、邱維震成立籌備組，開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組建工作。但這時，譚延闓開始率軍討伐趙恆惕，湖南戰事吃緊，《毛澤東關於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講的「政局忽又變化」即指此事。在戰火中，毛澤東回到長沙，與夏曦商定籌建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具體步驟。9月28日，毛澤東向國民黨本部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和副部長林伯渠匯報了他們的計劃：「第一步組織長沙支部；第二步組織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組織湖南總支部。」還建議委任夏曦為籌備主任。在毛澤東等的努力下，10月初，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隨後，寧鄉、安源等地支部和湖南總支部也相繼成立，為大革命時期湖南國民黨組織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身份出席了這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在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41人中，共產黨員有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自此，國共合作進入新階段，國民革命風起雲湧。
國民黨一大之後，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工作了一段時間。1925年9月，毛澤東來到廣州，籌備即將於1926年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大。此時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汪精衛政事繁忙，特委派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職。本期發表的文獻《毛澤東關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致中央秘書處》中毛澤東所說因病「須請假兩星期轉地到韶州療養」，說的就是他在代理宣傳部長任內的事情。
但此時，國共合作形勢發生突變。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發動 「中山艦事件」；5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擠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在這種情況下，幾位任國民政府高層領導的共產黨人陸續離開國民黨權力核心：毛澤東卸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譚平山卸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林伯渠卸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辭去代理宣傳部長職務的毛澤東將工作重心集中到農民運動上，出任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農講所)成立於1924年7月，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農講所先後共舉辦六屆，平均每屆學期三至六個月，主要目的是調查廣東的形勢和派畢業學員作為特派員到農村工作。鑑於前五屆學員主要來自廣東，畢業後也大都分配在廣東開展工作，第六屆農講所擴大了招生規模和地區，成為全國性的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5月3日正式開學，327名學生來自全國20個省區。因為學員人數大大增加，以廣東一省的財力很難再提供大筆經費支持全國各地的農民運動，所以毛澤東於1926年9月17日給農民部秘書陳克文寫信，特別提醒：「各省經費不宜呆定，每人發薪三十元，恐怕他們援以為例，事情未做，一點錢都做薪水瓜分了。」但對畢業學員返鄉路費不足，則千方百計予以解決，以保證他們及時回到基層開展工作。
第六屆農講所結束後，毛澤東於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後到武漢，又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次年3月，他在武漢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隨後「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變發生，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時年34歲的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領導發動秋收起義，帶領中國共產黨人踏上了新的革命徵程。
二、周恩來：留學海外的革命家
二、周恩來：留學海外的革命家
在中共早期領導人中，有這樣一群曾留學海外的人物，他們20歲左右赴法勤工儉學，在歐洲學習、工作，並投身革命運動。他們的名字在中國現代史上熠熠生輝：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趙世炎、王若飛、李富春、陳毅、聶榮臻、蔡暢、陳延年、李立三、李維漢等等。
這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者是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等人。1915年他們組織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號召廣大青年赴法國半工半讀，1916年又聯合法國政府成立了「華法教育會」。眾多渴望學習先進知識的青年人，懷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夢想，踏上了駛往法國的輪船。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搭乘法國郵輪前往歐洲。
剛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失業情況非常嚴重,本地工人尚且大批失業，更何況這些語言不通且缺乏技術的中國學生了。加上主管留學事務的「華法教育會」以經濟拮据為由，在1921年1月宣布與勤工儉學學生們脫離經濟關係。生活陷入絕境的中國學生們忍無可忍，幾次在北洋政府駐法使館前請願示威。就在此時，裡昂中法大學又拒絕錄取勤工儉學學生。為了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留學生們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開展「爭回裡昂中法大學」運動，通過與校方談判、遊行甚至佔領校舍等方式奮起抗爭。在北洋政府的威脅和法國地方警察局的鎮壓下，這些抗爭均以失敗告終，但學生們的革命意志更堅定了。革命潮流在湧動，信仰共產主義的旅歐青年在悄悄籌劃成立革命組織。
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在巴黎成立，趙世炎任書記，李維漢負責組織工作，周恩來負責宣傳工作。成立後的「少共」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絡，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定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選舉產生「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周恩來擔任書記。
這時，中共中央已經決定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合作，共同建立民主主義聯合陣線。以周恩來為首的「旅歐共青團」積極貫徹該項政策，與負責在法國組建國民黨支部的王京岐取得聯繫。1923年6月，周恩來率領「旅歐共青團」代表來到裡昂，與國民黨總部代表商談國共合作事宜。11月25日，國民黨旅歐支部在裡昂召開成立大會，王京岐當選為旅歐支部執行部部長，周恩來當選為執行部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當選為宣傳科主任。在王京岐回國期間，周恩來代理執行部部長。
由於中共旅歐黨、團員的加入，國民黨旅歐支部人數急增，黨員分布於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等地，絕大部分居住在法國。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國民黨員，國民黨中央決定在巴黎成立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相當於國民黨在法國的支部，任命周恩來為通訊處籌備員。1924年1月17日，周恩來出席國民黨巴黎通訊處成立大會，並報告籌備經過。次日，周恩來致函國民黨本部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報告了通訊處籌備與建立的情況，這就是本期所發表的文獻《周恩來關於中國國民黨巴黎通訊處成立事致彭素民》的主要內容。
由於國內革命運動迅猛發展，廣東革命政府急需大批幹部，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結束近四年的海外留學生活，奉調回國，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之中。
三、劉少奇：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領袖
三、劉少奇：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領袖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10月攻佔武漢。全國革命重心開始由廣州轉移到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根據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決定遷都武漢。武漢的工人運動基礎本來就比較好，北伐軍佔領後，工人運動形勢迅猛發展。
1926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決定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李立三任辦事處主任，劉少奇兼任辦事處秘書長、湖北全省總工會秘書長。10月，劉少奇抵達武漢，為全總遷址武漢做準備。1927年2月，全總由廣州遷到武漢。在全總領導成員未到齊之前，由劉少奇、項英、李立三等組成臨時常委會，負責主持日常工作。由此，武漢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在北伐前夕，武漢地區有13個工會組織，到1927年初，工會組織發展到300多個，會員發展到30萬餘人。從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時間裡，武漢工人舉行了300多次罷工，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同一天，湖北全省總工會在漢口華商總會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劉少奇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1月3日，劉少奇在大會上作組織報告時指出：湖北尤其是武漢各工會及總工會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會在群眾中建立穩固的基礎，同時，工會要有自己很嚴密的組織。就在這一天，漢口發生了一起革命群眾與帝國主義勢力嚴重衝突的事件，即「一三」慘案。
從1927年1月1日起，連續3天，武漢各界為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舉行各種慶祝活動。1月3日下午3時左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鐘樓旁講演，宣講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聽眾越聚越多，英國租界當局十分恐慌。突然，全副武裝的英國水兵從租界衝出來，當場打死碼頭工人1人，打傷群眾30多人，製造了「一三」慘案。
劉少奇得到緊急報告後，立刻趕往現場領導民眾開展反帝鬥爭。當晚，在李立三和劉少奇主持下，全總漢口辦事處和湖北全省總工會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對策。會議決定，以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名義發表《為反對英水兵慘殺同胞通電》，要求政府自動收回英租界；要求賠償死傷損失；要求將兇手即移送我政府懲辦，等等。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劉少奇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湖北全省總工會，前往國民政府商談，要求政府立即與英方交涉，通過外交途徑收回英租界。中午，劉少奇出席武漢農工商學各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要求國民政府向英國領事交涉，限其在72小時內答覆。會後，國民政府表示接受，並與英方交涉。
1月5日下午，30萬武漢市民從四面八方向漢口濟生三馬路空坪匯集，舉行追悼「一三」慘案死難同胞暨反英示威大會。劉少奇站在隊伍前列，和各界群眾一起憤怒聲討英帝國主義者的罪行。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向英租界行進。劉少奇帶領工人糾察隊奮勇在前，衝入租界，在英國巡捕房的屋頂上很快升起了中國國旗。被英國強佔了幾十年的中國領土，回到了中國人民手中。本期發表的劉少奇致李立三、陳群的信中描述的緊急狀況，即指此時的局面。
革命群眾與帝國主義的衝突並沒有結束。1927年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漢口乘坐人力車不付車錢，反而打傷車夫，又將聞訊前來救助的另一位工友刺死。附近群眾聞訊趕來，同日本水兵搏鬥，當場捉住幾名肇事者。這時，停泊在長江的日本軍艦水兵大批登岸，對中國民眾開槍射擊，打死打傷民眾數十人。這就是本期發表的文獻《劉少奇關於呈請發資安葬「四三」慘案烈士致薛修》中所說的「四三」慘案。
4月4日下午3時，武漢各團體舉行緊急聯席會議。劉少奇代表全總在會上報告了「四三」慘案的情況。晚7時，全國總工會又召開武漢各工會代表緊急會議，劉少奇報告了武漢各團體聯席會議的有關情況。會議決議要求，工人階級即時與各界革命民眾一致團結起來，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同胞的慘殺，取消中日間的一切不平等條約。4月9日，全總再次召集代表大會，號召工人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屠殺，反對妥協。在劉少奇等人領導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殺行為的鬥爭很快開展起來。
四、殊途同歸：青年革命家匯聚
四、殊途同歸：青年革命家匯聚
國民革命洪流中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最年長的代表何叔衡45歲，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只有19歲，13位代表的平均年齡為28歲。恰巧的是，毛澤東那一年剛好28歲。以後改變中國面貌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由這些青年革命家組建起來的。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剛過而立之年的毛澤東，分別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等部門工作過，各項工作均開展得有聲有色。到大革命失敗時的1927年，毛澤東34歲，此時，他已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成為中國革命舞臺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0年，周恩來遠涉重洋。在歐洲，他度過了從22歲到26歲近四年的歲月。當他去歐洲時，還是一個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學生；而到他踏上歸國徵途的時候，已經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1927年，周恩來只有29歲，等待他的是更加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洪流。
1922年，24歲的劉少奇開始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與工人運動的不解之緣。不久，他到江西安源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後來又在上海、廣州參加領導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到1926、1927年在武漢領導工人運動時，劉少奇已成長為赫赫有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革命潮流，浩浩蕩蕩，吸引著各個方面的革命精英投身其中。在這些青年革命家的帶領下，中國人民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朝著光明而勝利的方向不斷前進!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中共黨史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金以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在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茹靜，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館員 〕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