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巴蜀開篇—四川保路運動。
在中國近代史上，「保路運動」是一件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也是最值得史學家和各類人文學者探研的一段歷史。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專家和學者多把研究的熱忱及重點放在因「保路運動」爆發才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上，對「保路運動」本身卻一直採取相對淡漠的態度。當年「保路運動」的發生背景究竟為何？現實意義又是怎樣？徹底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是正確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塊敲門磚。
成都的茶園
成都人一向以懶散為名，體現「懶散」的方式之一是喝茶—喝茶間或「搓麻」—幾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對這種看似單調的生活樂此不疲。
喝茶和搓麻這兩大成都人的愛好，多半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與氣候直接相關。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當空，春秋也沒有北方漫捲黃沙的狂風，冬季亦溫暖和煦。成都雖不靠臨海邊，空氣倒無比溼潤，四季堪稱風調雨順。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閒氣質，即便「文革」中，「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口號叫得震天響，成都人也沒有停止喝茶、打麻將。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園沒有了，那就去街辦或國營茶社，照舊二分錢一大碗。
無論私營還是公辦，成都的茶園註定是一個大眾聚會之地。蜀道自古就難，皇家的政令傳進成都要歷經月久，在沒有電子傳播的時代，茶園也是一個重要的信息傳播場所。「保路運動」尚未爆發之前，清朝政府以強行攤派或是承諾許願的方式，向國內多個省份募集大額股金。眾多省份之中，最後真正因不滿股金被低價回收的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單單一場股金糾紛，最後卻演化成為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一向懶散的成都人，這一次成了「保路運動」的急先鋒。誰也不會想到，在推翻一個本就搖搖欲墜的政權的時刻，是一個個成都茶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0年，高調的「義和團」最後以一曲愚昧至極的「愛國主義」悲歌自我完結。割地賠款的清政府此時就是再昏庸，也開始痛定思痛，變革被再次提上日程。中國的歷史習慣輪迴，此次變革，又和先前所有變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轍。王公貴族們並非意在改革體制，而是又採取了技術革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修建鐵路。
當時中國擁有為數寥寥的幾條既有鐵路，多數控制在列強對手之下。修築鐵路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清政府根本無法一次性提供修築資金。但鐵路是一定要修的，因為這事關「變革」、事關民眾對大清的信心。此種情況下，兩種修建模式出現：民間商辦或借款興辦。
1903年，遲遲不能上馬的「重點工程」已不能再無限期拖延。四川總督錫良向朝廷上書，提出由四川民間集資建設川漢鐵路的方案。這個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張之洞的強烈支持，朝內有人好辦事，隨後不久，光緒皇帝下詔正式成立商部，並喻示「鐵路商辦成為國策」。
1904年，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川漢鐵路正式開始募股集資。1907年，川漢鐵路總公司又改為商辦。1909年，川漢鐵路宜昌至萬縣段開工。與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隨糧強制徵收，值百抽三，用通俗的說法，就是政府攤派集資。
至此，就股權而言，所有四川人，凡是有川漢鐵路股金者，這時已無分貧富貴賤。股權如繩索，把大家一起綁在了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之上—雖然川漢鐵路最後並未修成。
大家同在一列車上，川漢鐵路的利益將左右每個人的命運。與此同時，通過一場場異常艱難的談判，張之洞終於從美國人手中贖回了粵漢鐵路，贖金價雖高，但粵漢可是貨真價實，所以這也算是一個相當利好的消息。粵漢鐵路修築權收回後，清政府將其交由湘、鄂、粵三省分段建設，似乎一切都向著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發展。
（當年為紀念在保路運動中英勇犧牲的烈士而修建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至今還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園裡。）
鐵路私有與國有之爭
盛宣懷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極具「性格特徵」的人物，他在官、商之間自如轉換，唯利是圖。此人不是標準的政客，亦非成功的商人，但卻既諳熟官場政治，又明白通商互利，且具洋務經驗。正是這樣一個手段巧妙、處事圓滑的人，被安排當上了中國鐵路總公司的督辦。
此時盛宣懷身為官商，大力反對民間商辦鐵路，極力主張鐵路國有，並推行借外債築鐵路的手段。或許是太熟悉商人同行們的心態，他認為中國商人既無大（實）力又無遠識，靠不住。盛宣懷說這些話時忘記自己身在中國，當時的中國人多為小農身世、安於現狀；他更應該明白不善於通商的中國人，普遍對外債深惡痛絕。
中國的眾多商人，早已覺得盛宣懷的主張不可取—利益之爭在此時得到證明—鐵路利潤極高，肥水不流外人田。
盛宣懷的外債主張被徹底否決，川漢鐵路最後成了「商辦」，股金也在國內發行，股金髮行中基本又以強行攤派為主。因民眾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許諾自古有先，平時慣於放出愛國豪言壯志的商人更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沒見到利潤，自然不肯提前把錢放出去—真正的股金，於是多數被攤派到平民百姓身上。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築鐵路而不是體製革新的變革之路遲早會出麻煩。1907年，根據各省陸續匯集到朝廷的調查報告顯示，自鐵路商辦運行以來，各地官紳誰也無法統籌全局，內訌、內鬥成了家常便飯；另一方面，體制不暢又使人才缺乏。最重要的是，由於沒有監督，很多集資被挪用拿去炒股，浪費、貪汙更比比皆是。
一邊是股金被肆意濫用，一邊是需要修築鐵路的湖南、湖北集款無著。
眼見虧空的坑越來越大，1911年5月，在盛宣懷幕後的極力奔走遊說下，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民眾尚未反應過來，清政府又迅速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籤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並以兩湖釐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清政府還規定兩路的修建將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將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
並非所有革命都源於崇高
時值兩路修築本身巨額虧損，竣工又遙遙無期，清政府雖然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業股票，但由於地區間的經濟差異，各省間商股虧損程度並不相同，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贖回時給予的條件也不相同—湖南湖北高，廣東次之。其間，股民、商民雖有抗議，但因政府維穩迅速，抗議之風很快得到平息。殘喘過後，再次苟延，至於挺到何時，無人考慮。
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最終的麻煩出在了四川。在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虧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經理參與投機墨西哥橡膠股票造成。更麻煩的是，清政府並不認可這筆虧空。
真正到了應該共同承擔的時刻，卻連一個負責擔事的人都找不到。
其實回過頭來，用現在的眼光看，法制社會應一切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股金虧盈都屬常態，賺了是你的，虧空也該股民自己承擔，這是走到哪兒都屬天經地義的事。但那時候是人治社會，沒有規矩可講，麻煩徹底降臨：既然公司都可以一會商辦一會國有，那好，股民也大可不必講規矩，股民們不能輸，必須盈！
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保路運動」的目標和意義，就和歷史課本裡講述的多有不同。實際上，並非每場革命的意義都是崇高。「保路運動」之所以在四川（成都）爆發，起源於當事人要為自身的利益（股金）而抗爭。川人多為移民，主權意識相對淡化，但維權意識強烈，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點。而川漢鐵路股份的持有者中，很大部分來自下層民眾，每一文錢都是救命根子。最後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他省份，群情自然激昂，茶園成了星星之火，眼看就要燎原。
此時，一個聰明人看到了要出「大事」的端倪，此人是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王人文久居成都，深諳成都人做事之「德行」，他速奏清朝廷，希望暫緩接收川漢鐵路的速度。歷史寫到這裡，不難看出，王人文的這份奏摺，雖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後的倒掉，卻能延緩埋葬王朝的葬禮的發生。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夠按照他的奏摺處理事件，或許歷史將重新改寫。
然而，歷史拒絕重來—體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護理總督等來的不是表彰，是朝廷的厲聲申斥。
1911年6月17日，成都人不再滿足在茶園裡商談國事，他們走出茶園，兩千餘人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的口號，並開始分路講演宣傳「保路」，同時推舉代表赴京請願。在「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帶動下，全川各地「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
清政府再次反應遲鈍。1911年8月5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召開後，原先的「文明爭路」思路被激奮的暴民們忽略了。抗爭正式升級，由平和轉為激烈，罷市、罷課，風起雲湧。到了9月，已發展為全省性的抗糧抗捐運動。
猶如多米諾骨牌，清政府的昏招一個接著一個，既不派人出來對話也不曾有人出來表示。相反，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竟於9月7日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的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動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成都數萬群眾奔赴總督衙門（今成都蜀都大道「熊貓大廈」附近）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結果更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趙爾豐利令智昏，竟然下令開槍鎮壓，民眾死難三十餘人。
形勢頃刻間一發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後，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組成同志軍，圍攻省城。各州縣同志軍紛紛起兵，彝、藏、羌等少數民族也聚眾起義。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在榮縣宣布獨立。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首義成功。
端方之死
端方，字午橋，號齋，滿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鹹豐十一年）出生於滿洲貴族家庭。他在政壇嶄露頭角，始於戊戌年的百日維新，當時其被任命為農工商總局（為新政內容之一而設立）督辦。維新失敗，農工商總局被撤銷，端方本人也幾遭不測。
端方似乎比誰都看得清楚，他認為晚清的中國必須變革，但不能激進，要漸進。端方不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自己在篆刻領域亦享有極高聲譽。1911年，正當四川「保路運動」聲勢浩大如火如荼之際，端方被朝廷委任為鐵路督辦，等到四川總督趙爾豐大開殺戒、和「保路運動」的組織交戰正酣之時，端方卻又接到命令，帶領湖北新軍的兩個團入川，協助趙爾豐剿匪，平定叛亂。
作為聰明之人，端方清楚得很，他知道，四川的戰事並不明朗，「保路同志軍」聲勢雖然浩大，但多由非軍人的烏合之眾組成，缺乏號令，沒有訓練，如戰事曠日持久，或許將作鳥獸散。
於是，端方的方針是等待，在等待中靜觀局勢變化，等到清軍和 「保路運動」的同志軍兩敗俱傷後，自己再來收拾殘局。但端方沒想到，四川的仗還沒打完，武昌倒先變了天。端方準備帶到四川的兩個團的官兵眷屬大多都在湖北，手下已經沒有人願意跟著他去四川打仗了。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後的一個半月，端方下屬的兩團人馬發生譁變。士兵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擒端方，並把他的頭割下，放在浸滿煤油的盒子裡送到武昌，作為「效忠禮」送給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
端方死得太冤了。端方之死和 「保路運動」沒有任何直接關聯，而那些「保路運動」的急先鋒們，居然還把端方被斬說成是「保路運動」的最大成果。這一說法延續至今，仍舊存在於中學的歷史課本裡。事實告訴我們，在沒有規則的社會中，激進的變革最終極有可能導致暴民運動。如何變革而不激進、納新而又循序，恐怕是當下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思考的事情。
專訪章立凡——「袍哥」與「保路」
時代周報：當年清政府在很多省份發放股金，但保路運動卻在成都最先發起，這是什麼原因？
章立凡：強行攤派應該是後來把事情搞大了的一個直接導火索，實際上，這起事件的爆發看似在四川、在成都，但前幾年攤派股金的時候，禍根就已經種下了。之所以後來在成都爆發，當然有成都的一些便利原因，如你剛才所說，茶樓這類地方比較容易聚集人等，最主要的還是老百姓對政府積怨多年，趁機全部爆發。
時代周報： 股金估計被挪用了多少？
章立凡：大概是兩百萬左右，和現在比，確實不算什麼，但那時兩百萬就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時代周報：你怎麼評價盛宣懷這個人，他是促使「保路運動」發生的「罪魁禍首」嗎？
章立凡：把所有的責任都讓盛宣懷承擔，有失公允，即使沒有盛宣懷，以後還是會有李宣懷、王宣懷，終究還是會有那麼一位始作俑者出現。其實盛宣懷主張把鐵路收回國有，也有他的道理。一直到今天，鐵路究竟是應該國有還是商有，也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國有，有它的優越性；商有，也有它的優越性，但局限性也不小。比如修建鐵路是一項耗費資金和時間的巨大工程，商辦很難有政府的力量，即使是修建，也必須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時代周報：但在歷史記載中包括很多文獻，都把盛宣懷看成是引發「保路運動」的「禍首」。
章立凡：「保路運動」的確和盛宣懷的左右搖擺有關。企業家有幾種類型，如張間，創造出一種發展環境。還有胡雪巖型，投靠政府，弄個紅頂子。再就是盛宣懷類型，有新思想、新思維，但投機性極強，這類人最好就是讓他經商，如果做官，危害就比較大。盛宣懷為商時，想辦法讓鐵路商辦，但為官後，又大力推進鐵路歸國有。顯然，盛宣懷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問題，哪邊對自己有利益，就為哪邊說話，最後導致百姓尤其是持有股金的百姓對他非常憤恨。其實盛宣懷既不算是一個合格的政客，也不是一個優秀的商人，就是亦政亦商的這麼一個人。再有，股票本身就有風險，股民盈和虧都是正常，也應該自己承擔，你憑什麼只能盈，虧了就要讓政府買單呢？這就是沒道理的事情。
那為什麼老百姓沒道理了還要造反？很簡單，老百姓覺得你一會可以國有一會可以民營，改來改去的。既然你不守規矩，那我們憑什麼就守呢？我們也不守。說白了，就是沒有規矩，也不懂得制定規矩，大家都是亂來。反正政府就怕人多，人多出事就不好辦，「法不責眾」就是這個道理，這個詞也只有漢語中有。
時代周報；在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我查閱了一些史料，其實事情還沒發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
章立凡：你說得很對。多米諾骨牌倒塌的時候，其實還有很多次機會，手疾眼快一點，把後面的那塊骨牌抽出來，也就沒有連鎖坍塌了。比如，政府可以宣布高價收購股金，或是延緩把鐵路收回國有等，機會還多得很，但整個體制出了問題，明明知道可以用一些措施阻止骨牌連鎖反應，就是沒有去做。
時代周報：為什麼？
章立凡：對自己沒利益的事情，誰都不去想，即使想到了，也不去做，所以清政府眼看事態漸漸演化為一起規模較大的「群體事件」，到了這個時候，還是有挽救措施，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已經給朝廷上了奏摺，懇請朝廷暫緩接收川漢鐵路。可惜的是，上邊並不買王人文的帳，此時，保路運動已經一觸即發了，即使後來不開槍不死人，「保路」這事兒也會發生。
時代周報：朝廷為什麼不買王人文的帳？
章力凡：朝廷太相信自己了，大清江山，穩如泰山，哪有那麼容易撼動！結果，現在可以得出結論了，凡是看似牢固的江山，最後都是很容易撼動的，外界只要稍微給力，它自己就崩盤了。
時代周報：談談端方這個人。
章立凡：端方這個人實際上很貪婪，巨斂的時候不擇手段，但「保路運動」和他關係不是很大。他是在帶兵平定途中還沒入川呢，就被殺掉。端方的被殺，最後還作為「保路運動」的閃光點載入史書，這是不應該的。「保路運動」開始在四川、在成都進行時，還是很平和的，但隨著「袍哥」的加入，性質開始有了變化。四川的「袍哥」是有傳統的。幫會勢力的介入使「保路運動」蒙上了另一種調子，那就是有越來越多的暴民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