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翻譯活動的盛行，為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營造了必要的氛圍和基礎。正如人所譽，「翻譯者如前鋒，自著者如後勁，揚鑣分道，其影響於社會者，殆無軒輊焉。」
玄奘去天竺取經歸來，僧侶與信徒在長安迎接
《親愛的翻譯官》風頭正勁。這部號稱「國內首部講述翻譯界生態」的電視劇，講述了法語系碩士喬菲在翻譯天才程家陽的指導下，成長為高級翻譯，倆人也從歡喜冤家變成親密愛人的故事。不過，真正的「翻譯官」是怎樣的？在此我們就為大家揭秘史上真實的譯界風雲。
【 僧侶拉開世界翻譯史帷幕 】
「翻譯官」究竟是什麼官?其實，政府官員裡並沒有「翻譯官」這種職位和稱謂，目前業內對口譯員專業的稱呼是「翻譯」或者「譯員」。
我國古代在政府裡承擔翻譯工作的官員被稱為「象胥」「舌人」等。然而，真正拉開世界翻譯史帷幕的，不是「象胥」「舌人」，而是僧侶與傳教士。
傳說中的巴別塔
《聖經》說，人類的祖先最初講的是同一種語言。當時人類聯合起來希望能興建通往天堂的巴別塔。沒想到此舉驚動了上帝。他看到人們這樣齊心協力，統一強大，心想：如果人類真的修成宏偉的巴別塔，那以後還有什麼事幹不成呢？於是他改變並區別開人類的語言，使他們因語言不通而各奔東西，巴別塔就半途而廢了。
《聖經》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徵語言不通帶來的混亂隔閡，或許是命中注定，《聖經》卻成為世界上翻譯語種最多的書籍，已被譯成2000多種語言（包括方言），講這些語言的人口佔到世界總人口的97%。
無論中外，翻譯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譯拉開的。《聖經》傳入各國，是根據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並通過拉丁文輾轉傳譯的巨大工程，其間皓首窮經，不知譯老了多少高僧鴻儒。影響最大的「欽定本」，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譯成。參與翻譯的僧侶有54人，從1604年至1611年，窮七年之功始竣其事。
不過，比起7世紀中葉在長安完工的譯經盛會來，「欽定本」的七年顯得太短了。我國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譯家——玄奘只身前往天竺，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取回佛經657部，長安萬人空巷歡迎。奉唐太宗詔命，在弘福寺主持譯經，房玄齡、許敬宗還奉命召集碩學沙門五十餘人，參與助譯，《瑜伽師地論》譯成，也稱得上「欽定本」了。
根據唐代的譯場制度，翻譯的職司與流程，從譯主、證義、證文、筆受等一直到欽命大臣，多達11個步驟，真是森嚴精密。有資格進入玄奘譯場任「證文」的12人與「綴文」的9人，都「諳解大小乘經論」，並為「時輩所推」，可謂人才濟濟。這一壯舉歷經19年，玄奘筆不停揮，「三更暫眠，五更復起」，絕筆之後只一個月就圓寂了。
如同聖經翻譯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歐洲大多數民族語言的第一個範本就是它，八百年佛經翻譯對中華文化也影響深遠。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外來詞語補充時期，使漢語由單音節詞語向多音節詞語的方向發展。漢語裡的「世界、剎那、瞬間、如來、觀音、西天」等就是佛教用語。經由佛經翻譯形成的「四聲」、「平仄」等，更創造出漢字的拼音方式。
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還有一個極為有趣的特殊現象。宗教典籍的譯者並沒有像現代意義上的譯者那樣停步於譯界，而往往身兼數職——翻譯家、教育家、宗主、哲學家。他們對各民族的歷史、政治、哲學、建築、藝術、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翻譯之於民族文化，季羨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中華文化這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
【 譯者——社會變革的先導 】
在中世紀漫長的黑暗統治過程中，歐洲各國迎來文藝復興的曙光，以「復興古典文化」為口號，掀起了一場人性解放運動。這個時期，大量的古希臘和羅馬典籍被翻譯成多種民族語言，對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遠影響。可以說，翻譯成就了文藝復興的名與實，譯者成為這場運動的先導者和殉道者。
被後人稱為「文藝復興時期第一位殉道者」的，就是一位譯者——艾蒂安·多雷。他是法國著名的翻譯家，因提出「翻譯五原則」而享譽翻譯史。然而也是翻譯讓多雷惹下大禍。他翻譯的一則柏拉圖的對話錄《阿克賽歐庫斯》，被教會指控為「曲解」柏拉圖，譯文含有否認靈魂不死的意思。年僅37歲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異教罪，處以絞刑，還被焚屍。
在社會變革時期，譯者如同普羅米修斯，從奧林匹斯山上盜來火種，照亮、溫暖、啟迪著處在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們。
1895年甲午戰爭後，國家危機重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懷疑。知識分子紛紛引進西方的思想文化。正是在譯者的力促下，20世紀初的中國爆發了那場崇尚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
嚴復與《天演論》
嚴復翻譯《天演論》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無疑是最好例證。《天演論》是嚴復根據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1894年發表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編譯的。他並沒有直譯原文，而是加入了大量評論，針對當時國民的亡國心理，以傳播物競天擇為主要思想，激勵國民奮起抗爭、救國保種。譯文語言上，嚴復刻意用桐城派優美的駢文來譯，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階層的讀者，使得《天演論》能夠在社會上層廣為傳播，變法與革命精神藉此得到世人認同。
「開啟民智」的並不都是嚴肅的思想論著，清末民初，翻譯小說的流行也悄然地在每個人心中植入「反對封建禮教、發展民主科學、破除迷信愚昧」的「變異基因」。比如不懂外語的「譯界之王」——林紓。
林紓被譽為中國大規模譯介外國小說的第一人。他不懂外語，只能由懂外語的朋友述說情節，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潤色發表出版。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巴黎茶花女遺事》展現了與傳統禮教完全不同的愛情觀和婚姻觀，更讓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開化民智的途徑。
林紓與《巴黎茶花女遺事》
林紓之後，譯者和譯作如雨後春筍。1896年至1911年間，中國翻譯的小說達數千部，兩倍於當時的創作小說。有人曾對「五四運動」時期最重要的期刊《新青年》所刊載的翻譯文章進行統計，發現翻譯佔全刊內容總量的24%，其中文學翻譯分量最重，佔全部翻譯內容的一半以上，在高峰期更達89%。
陳獨秀與《新青年》
正是翻譯活動的盛行，為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營造了必要的氛圍和基礎。正如人所譽，「翻譯者如前鋒，自著者如後勁，揚鑣分道，其影響於社會者，殆無軒輊焉。」
【 平民翻譯時代到來 】
有人說，地域和語言就如同一條條河流，隔斷了河岸兩側的人文交流。距離這道隔閡，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很快就被打破；而語言上的隔閡，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實學的譯者，在這邊或那邊，長久地關注著同一些詞句，竭力要把意義與韻味傳遞到另一種語言。這些譯者又被形象地比喻為文化的「擺渡人」。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地球變成了一個小村落。僅靠職業翻譯已不能滿足人們信息交流的需要。於是在中國，平民翻譯的時代來了。
2007年，美劇《越獄》在中國網絡上瘋狂流行，字幕組如同雨後春筍般出世——志趣相投的外語影視劇愛好者們通過網絡聚集在一起，幾個人分工把一部電視劇或電影的對白分段譯成字幕，讓不懂外語的觀眾也能欣賞到帶中文字幕的影視劇。那一年成為中國字幕組歷史上的「裡程碑之年」。
字幕組的成員幾乎都不是專業翻譯，他們多是出於對外語劇的熱愛自發聚集，不取分文報酬。他們也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依靠QQ、微信聯絡溝通，合作數月卻從未謀面。
撇開字幕組基因中的「灰色」成分，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像是世界文化的推介者。由於它們的存在，國內網民可以跨越語言障礙，與海外觀眾一起追看當地最新的影視作品，第一時間領略世界名校的公開課，使中國與世界更快接軌。
雖然沒有建成巴別塔，但人類一直有一個夢想，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不用再費力學習外語，就可以與世界上的每個人交流溝通。這個夢想催生了機器翻譯。
1990年彼得·布朗發表《機器翻譯的統計方法》，基於大數據分析，構建機器翻譯系統，現代機器翻譯紀元由此開始。
2012年，微軟研究院創始人裡克·雷斯特在「二十一世紀的計算」大會上，展現了計算機的實時翻譯能力，裡克的英語演講被實時轉變為中文語音。甚至通過在演講前1小時學習裡克的演講錄音，計算機還模擬了他的發音特點。流暢的語言能力、個性化的聲音，使位於翻譯塔尖的同聲傳譯一時也失去光彩。
被比爾·蓋茨稱為「在預測人工智慧上最厲害的人」——美國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預言，2029年機器翻譯的質量將達到人工翻譯水平，同聲傳譯的「翻譯官」將從此失業。
從前翻譯工作主要是由少數文化精英和專業人士進行，而字幕組和計算機讓翻譯走入了平民時代。藉助網際網路，翻譯的數量、多樣性和傳播的廣度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巴別塔的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哪天實現了呢？
大師故事
楊絳與《堂吉訶德》
楊絳與《堂吉訶德》
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是我國首部從西班牙文翻譯的中譯本，廣受讀者歡迎，已累計發行70萬冊，是該書中譯本裡發行量最多的譯本。楊絳還因此被西班牙國王授予「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
可是，在翻譯《堂吉訶德》之前，楊絳還不會西班牙語。1956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請楊絳重譯《堂吉訶德》。楊絳找來五種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覺得它們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實原作，必須從原文翻譯。她自學西班牙語3年，然後選擇了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馬林編注的最具權威性的《堂吉訶德》版本開始翻譯。
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譯完部分書稿。但就在這時，她的譯稿被迫交出並從此失蹤。楊絳被打成「牛鬼蛇神」後，有一天，她在單位打掃一間髒屋子時，忽然從廢紙堆裡發現了自己的譯稿，如獲至寶的她本想把譯稿偷回家，但未能如願，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幹校前夕，一位仗義的年輕人把這部譯稿交還給她。1972年春，楊絳從幹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佔用，他們夫婦只好搬入單位的一間辦公室去住，楊絳就是在這間陋室裡接著翻譯《堂吉訶德》的。她趴在床前的書桌上工作，一本本大字典只好攤放在床上。至1976年秋冬，她終於譯完全書。1978年3月該譯本問世。
不過，有一種「議論」，說楊絳譯本沒有把卷首詩譯出來，是不是那些詩太難了？為弄清原委，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李景端曾去信向先生討教。楊絳回信說，詩並不難譯，之所以未譯，是她研究了塞萬提斯寫這些詩的背景及初衷後，認為這純是故意模仿當時一些名人雅士借寫詩來吹捧自己的「炒作」手法，其用意是藉此諷刺和揭露那些名人的虛偽與做作，而絕非塞萬提斯有意自我吹捧。正是為了避免讀者對塞萬提斯產生誤解，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譯者的做法，也略去不譯。（本版寫作參考何其莘等主編《中西翻譯簡史》、柳鳴九等著《譯書記》、傅雷等著《譯者的尷尬》等書，特此致謝）
趣味歷史
「小康」難倒翻譯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要在20世紀末初步實現現代化。第二年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對方專門問他：「中國所說的要在本世紀建設成四個現代化，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鄧小平看了一眼大平正芳，沒有立即回答，而是緩緩地點上一支熊貓牌香菸，又想了想，說：「我跟你說這麼一個事，你們現在有一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是一萬億美元，所以你們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一萬美元。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250美元。我想，比如說，我們用20年的時間翻兩番，那個時候我們就是人均1000美元，是你們的十分之一，但我們的人口是你們的十倍，這樣我們的總量就是跟你們現在一樣了。」
「是這樣。」日本首相輕輕地點點頭，又似乎並不太明白。
鄧小平看出了對方微妙的表情，接著解釋說：「那麼，到那時我們的國民生活水平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他像在自言自語道，「就是可以吃飽穿暖，我把這個叫小康。」
小康？什麼叫小康？大平正芳不明白「小康」是個什麼概念，他將目光投向身邊的翻譯——時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王效賢。
王效賢緊張得差點出汗，是啊，小康是什麼？她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個人身體恢復的時候。」王翻譯心頭暗暗尋思：日本人平時也講小康，這樣翻譯首相應該明白一點吧。
「噢」。大平正芳似懂非懂地張了張嘴，然後起身笑眯眯地握住鄧小平的手，說：「祝您和中國人民早日小康。」
刨根問底
它曾叫「蝌蝌啃蠟」
可口可樂在中國傳入時的廣告
「可口可樂」一直被認為是廣告界翻譯得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樂」四個字生動地暗示出產品給消費者帶來的感受——可口亦可樂。是誰把Coca Cola翻譯成可口可樂的呢？
上世紀20年代,可口可樂已在上海生產,一開始翻譯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中文名字——「蝌蝌啃蠟」，被接受狀況可想而知。於是，可口可樂專門負責海外業務的公司，公開登報懸賞350英鎊徵求譯名。當時身在英國的一位上海教授蔣彝，以「可口可樂」擊敗其他所有對手,拿走了獎金。
現在看來,可口可樂真是撿了個大便宜，350英鎊的成本不僅換來今天在中國數十億元的銷售額，甚至讓可樂成為品類的代名詞和行業標準。據說，Pepsi在進入中國時也被迫翻譯成「百事可樂」,而不是「百事」。
給洋品牌取一個妙極了的中文名字，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說汽車中的Benz最早被翻譯成了「笨死」,香港又叫「平治」,直到找到「奔馳」這個貼切的譯名,才開始在中國大地奔馳如飛。（文/石曉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