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Robson 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作者：David Robson
翻譯：紅豬
編輯：遊識猷
1922年6月17日，美國新澤西州大西洋市，兩名中年男子一起坐在海邊，他們一個身材矮壯，一個高大遲緩，留著一抹海象胡。前者是魔術師哈裡·胡迪尼，後者是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名偵探福爾摩斯的創造者。
等到這一晚結束時，他們的友情將不復如初。
柯南·道爾（左）與哈裡·胡迪尼（右）的合影 | 胡迪尼所著書籍「A Magician Among the Spirits」
這段友誼的始末，都與降靈會有關。
當時招魂術在倫敦的富裕精英中蔚為時尚，柯南·道爾就是一名堅定不移的信徒。他每周參加五六場降靈會，甚至宣稱自己的妻子瓊有一些通靈才能。他說瓊已經開始給一個亡魂菲尼亞斯做靈媒，由菲尼亞斯指導他們夫婦應該住在哪裡、去哪裡旅行。
和柯南·道爾相比，胡迪尼是一名懷疑者，但仍自稱抱有一個開放的心態。胡迪尼在兩年前造訪英格蘭，其間主動聯繫柯南·道爾，討論了柯南·道爾關於通靈話題的新書。現在柯南·道爾到美國來宣傳作品，也邀請胡迪尼到大西洋城和他碰面。
1922年，柯南·道爾在美國紐約籤售時與家人合影 | Wikimedia Commons
這次訪問一開始氣氛友好。胡迪尼教會了柯南·道爾家的男孩子們怎麼潛水。當一行人在海濱休息時，柯南·道爾請胡迪尼去他的酒店房間，參加一場臨時組織的降靈會，由瓊擔任靈媒。他知道胡迪尼正在哀悼自己去世的母親，希望妻子能幫著與「另一邊」取得聯繫。
於是一行人回到大使酒店，拉上窗簾，等候亡魂降臨。瓊坐著，神情恍惚，一隻手裡握一支鉛筆，男人們圍坐在一旁觀看。只見她把鉛筆放在一塊寫字板上，執筆的手隨即在紙頁上狂舞起來。「哦我親愛的，感謝上帝，我終於來了。」亡魂寫道，「我試了好多次，現在終於能如願了……」到降靈會結束時，瓊總共寫滿了二十來頁「笨拙古怪的字體」。
她的丈夫完全心醉神迷，可胡迪尼卻不為所動：他母親是猶太人，怎麼會自稱基督徒呢？她這麼一個匈牙利移民，又怎麼會用無懈可擊的英文留言？——「那可是她從來沒有學會的語言！」還有她為什麼壓根沒有提起，當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如果你初次見這兩人，你多半會猜測柯南·道爾是其中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但實際上，識破騙局的卻是那個職業魔術師，那個十二歲就輟學的匈牙利移民。
逃脫大師胡迪尼，也同樣逃脫了通靈術的騙局| Wikimedia Commons
高智商的人，也會「理性障礙」
雖然近幾十年的心理學研究已經歸納了人類的非理性傾向，但是直到最近，科學家才開始測量這種非理性的個體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和智力測量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兩者絕不是完全相關的。一個人完全可能在IQ測試和SAT考試中取得高分，卻仍在那些新問世的理性測試中考得一塌糊塗——這樣的錯配稱為「理性障礙（dysrationalia）。事實上，在一些情況下，智力和教育反而會加重你的非理性錯誤。
對於理性障礙（及其潛在危害）的真正認識，是在近幾十年中逐漸開花結果的。但這個概念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兩位以色列學者的經典研究，他們是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兩人曾經發現，許多認知偏差和啟發式思維（即簡單迅速的判斷法則）都可能歪曲我們的推理。
兩位學者有一項實驗使人印象深刻。實驗中，被試先轉動一個「幸運輪」，得到1到100之間的一個隨機數字，然後回答幾個關於常識的問題——比如估計在聯合國中擁有席位的非洲國家的數目。從理論上說，幸運輪數字當然應該對他們的回答沒有影響。但實際上，這個影響卻相當深刻：幸運輪轉出的數字越小，被試估計出的答案也越小——前面的隨機結果在他們的腦海中植入了一個數字，由此「錨定」了他們的判斷。
你自己在打折季購物時，多半也著過錨定的道。比如你想買一臺新電視機，預算大概2000元。但這時你發現了一個大便宜：本來賣6000元一臺的電視，現在只要3000元了！打折前的那個價格錨定了你對電視機合理價格的認知，結果是，你會超出最初的預算。
其他顯著的偏差包括框架效應（framing，即同一個信息的不同呈現方式可能改變你的觀點）、沉沒成本謬誤（我們不願放棄一項失敗的投資，即便維持下去會令我們損失更大）和賭徒謬誤——即相信賭盤這次轉到了黑色，下一次就更有可能轉到紅色，但其實下一輪轉到黑色和紅色的概率是完全相等的。
根據這些發現，許多認知科學家將我們的思維分成了兩個類別：「系統1」（system1），也就是直觀的、自動的「快速思維」，容易受到無意識偏差的影響；還有「系統2」，也就是「緩慢」的、更具分析性的深思熟慮。根據這個「雙重過程理論」（dual-processtheory），當我們過分倚重系統1，聽任那些偏見混淆我們的判斷時，就會出現許多非理性的決策。
這項研究的影響之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但是，回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早期研究，卻沒有一項考察了人類的非理性是否存在個體差異。比如，是不是有些人更容易產生這些偏差，而另一些人則不容易受這些偏差影響？這些傾向又和我們的普通智力有什麼關聯？
柯南·道爾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吃驚，是因為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智力更高、頭腦更擅長分析的人，應該也更加理性——但是就像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指出的那樣，我們的這個常識可能是錯誤的。
要理解聰明人為什麼會做傻事，上面的問題至關重要。
沒有人100%理性，
但有些人特別不理性
1991年，加拿大心理學家凱斯·斯塔諾維奇（Keith Stanovich）休學術假時，決定正面解答這些問題。
斯塔諾維奇妻子的專業是學習障礙，因此他一向對某些心智能力落後於其他方面能力很感興趣。他懷疑理性也是如此。後來他寫出了一篇影響很大的論文，其中介紹了理性障礙的概念，並直接將它與閱讀障礙和計算障礙等並列。
這是一個挑釁性的概念，戳到了每一個考察偏差的研究者的軟肋。「我想要讓這個研究領域的人意識到，他們一直忽略了個體差異。」斯塔諾維奇說。
他還強調，理性障礙並不僅限於系統1的思維。即使我們有充分的反思精神，發現了自己直覺中的錯誤並主動克服，我們還是未必會使用正確的「腦件」（mindware）——也就是能使我們正確推理的知識和態度。如果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周圍都是不信任科學家的人，那麼你就可能養成無視實證證據的習慣，轉而相信未經證明的理論。就算智力很高，也未必能阻止你形成這樣的態度。甚至有可能，你的學習能力越強，就越會收集更多「事實」來支持你的觀點。
斯塔諾維奇至今已經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用一系列精確的對照實驗，建立並拓展了理性障礙的概念。
要理解他的成果，我們需要一些基礎的統計學知識。
在心理學和其他學科中，通常將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表達為一個介於0和1之間的相關係數。
如果完全相關，相關係數就為1，說明兩個變量測量的是同一件事。這對於大部分人類健康和行為的研究來說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它們由太多變量共同決定。
但只要相關係數落在0.4和0.59之間，許多科學家就會認為那是「中度」（moderate）相關的。
使用這種測量方法，斯塔諾維奇發現理性和智力的關係往往很弱。
比如，SAT分數和錨定之間的相關，只有區區0.19。
在「時間貼現」（temporal discounting）問題上——即我們是願意推遲眼前的滿足、以換取將來更大的回報，還是願意現在就獲得較小的回報——智力的作用也很微小。在一項測試中，時間貼現和SAT分數的相關係數僅為0.02。
許多人認為，更善於分析的頭腦應該能耐心等待將來的巨大回報，但實際上它與SAT分數的相關竟如此之低，實在令人驚異。
此外，沉沒成本偏差和SAT分數之間，也幾乎沒有關係。
智商和「理商」，並不一定成正比 | 圖蟲創意
你或許認為，智力較高的人至少應該能學會識別這些缺陷。但現實是，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清醒理智，那些「聰明人」也不例外。甚至在一組研究經典認知偏差的實驗中，斯塔諾維奇發現，比起學業天賦較弱的人，SAT高分者的「偏差盲點」（bias blind spot）反而更大。「認知能力較強的成人明白自己的智力優勢，也自認為能在大多數認知任務上超過別人。」他說，「對他們來說，那些認知偏差也是認知任務，他們因此認為自己的表現也理應超過旁人。」
眼下，斯塔諾維奇已經將許多測量項目修改後組合成了一個單一的測試，將其正式命名為「理性商數」（rationality quotient）。他強調自己不是想貶低智力測試，它們仍能「很好地完成它們的任務」。他的願望是讓大眾更理解，還存在一些同樣能左右我們決策的認知技能，並將它們放到和現有的認知能力測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他在關於這個主題的學術書籍中寫道：「我們一直以來的目標，就是給理性這個概念以公正的待遇——甚至要把它放到智力前面考慮。」他說有一件事堪稱「巨大的諷刺」：卡尼曼在諾獎研究中探索的思維技能，至今仍在最著名的的認知能力測評中受到忽略。
經過幾年對各種分支測試的謹慎開發和驗證之後，第一版《理性思維綜合評估》（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ational Thinking）於2016年末發布了。除了測試常見的認知偏差和啟發式思考之外，它還涵蓋了能增強理性的概率與統計推理技能（如評估風險的能力），以及測評腦件受汙染的情況（如反科學的態度）的問卷。
舉個例子，請思考下面的問題，它的目標是測試「信念偏差」（belief bias）。你的任務是僅僅基於給出的兩個前提，判斷最後的結論是否符合邏輯。
一切生物都需要水。
玫瑰需要水。
所以玫瑰是生物。
你的答案是什麼？根據斯塔諾維奇的研究，有70％的大學生都認為這是一個有效推理。但它不是，因為它的大前提只說了「一切生物都需要水」，而不是「一切需要水的都是生物。」
如果你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和下面的推理做一個比較：
一切昆蟲都需要氧氣。
老鼠需要氧氣。
所以老鼠是昆蟲。
這兩個推理的邏輯是完全相同的——但只有當推理的結論和你已有的知識衝突時，你才會更容易看出其中的漏洞。
在第一個例子中，你必須拋開已有的知識，認真地、批判性地思考那幾條陳述，不能只因為結論符合你的常識，就認為它的推理是正確的。
在合併所有分支測試之後，斯塔諾維奇發現它們和常用的認知能力測試之間的整體相關性往往只有中度。比如有一個批次的測試結果，和SAT成績之間的相關係數只有0.47左右。
兩者自然也存在一些重合，尤其考慮到有幾項理性商數的測量，如概率性推理，能得益於數學能力和學術測試測量的其他認知能力。
「但即便如此，理性和智力之間仍有許多差異，會使聰明人做出傻事來。」斯塔諾維奇說。他的發現符合近來的許多其他成果，它們顯示批判性思考和智力是兩個不同的存在，而那些會影響「如何決策」的因素，能更有效地預測人在真實世界中的行為。
對現實生活影響更大的，可能是「理商」而不是「智商」 | 圖蟲創意
隨著未來的改進，理性商數將可以應用於招聘，以評估潛在員工的決策水平。斯坦諾維奇說，已經有幾家律師事務所、金融機構和行政獵頭對他的研究表現出了不小的興趣。
斯塔諾維奇希望，他的測試還可以成為一件有用的工具，以評估在學生在讀中學或大學的課程期間，推理能力有哪些變化。「對我來說，那將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應用。」他說。有了那樣的數據，接著就可以研究哪些幹預手段最適合培養理性的思維方式了。
越是聰明人，非理性起來就越偏執
回到大西洋城的那場降靈會，阿瑟·柯南·道爾的行為看起來正符合理性障礙理論。根據雙重過程（快速/慢速思考）理論，他的癥結可能是認知吝嗇（cognitive miserliness），也就是懶得多花認知資源去深思熟慮。相信超自然現象的人會用本能和直覺思考自己信念的源頭，而不是做分析性、批判性的推理。
這確實是許多信念模糊、頭腦不清的人的情況。然而柯南·道爾的人生傳記中卻還有一些特定元素表明，對他的行為不能做這樣簡單的解釋。他似乎常常運用系統2的分析性推理將自己的意見合理化並反駁證據——與其說他想得太少，不如說他想得太多。
心理學家把這稱作「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這是一種充滿情緒的思考，它會引導我們駁斥那些不符合我們最初信念的證據，並構建出越來越華麗的論述來維護最初的信念。特別是當這些信念涉及我們的核心認同時，這個現象就會越發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更高的智力和教育水平或許反而會助長你的愚蠢思維。這也類似斯塔諾維奇的「受汙染的腦件」這一概念：非理性的觀念感染了我們的腦，使我們之後的思維都遭到了歪曲。
想想人們對氣候變化這類問題的信念吧。在這個問題上，民主黨人的模式正如你所預料：受的教育越高，就越容易認同人類的碳排放導致全球變暖的科學證據。而共和黨人正相反：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容易接受科學證據。
這種兩極分化也出現在其他許多充滿情緒的論題上，比如幹細胞研究，或是演化和創世論。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會運用腦力捍衛他們既有的觀念，哪怕那些觀念與科學共識相牴觸。
這一點同樣表現在對某些政治陰謀論的信念中。一旦牽涉到某些堅定的信念，較高的智力和知識就不再是尋求真理的途徑，而是成了宣傳的工具，並最終放大了我們的錯誤。
結論很不幸：就算你在大體上是理性的，也仍有可能在那些對你最重要的問題上進行錯誤推理。柯南·道爾的信念肯定屬於這一類：戰爭奪去了他的許多親人。在他的一生中，招魂說顯然給了他巨大的安慰。
在分歧日漸明顯之後，胡迪尼失去了對柯南·道爾的一切尊重。在這段友誼之初，他相信這位作家是一位「智力上的巨人」。當兩人絕交時，胡迪尼卻寫道：「一個人只有智力低下才會相信那些東西」。然而根據我們現在對於理性的認識，真實的情況或許剛好相反：正因為是一個智力上的巨人，所以會相信那些東西。
[1] Robson, D. (2019). The Intelligence Trap: Why Smart People Make Dumb Mistakes.
[2] Butler, H. A., Pentoney, C., & Bong, M. P. (2017). Predicting real-world outcome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life decisions than intelligence.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5, 38–46. doi: 10.1016/j.tsc.2017.06.005
[3] Drummond, C., & Fischhoff, B. (2017). 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scienc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have more polarized beliefs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topic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36), 9587–9592. doi: 10.1073/pnas.1704882114
[4] Jardina, A., & Traugott, M. (2019). The Genesis of the Birther Rumor: Partisanship, Ra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4(1), 60–80. doi: 10.1017/rep.2018.25
編譯來源：Pop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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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他寫出了絕對理性的福爾摩斯，卻被胡迪尼稱為「智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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