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詔版式刻此印,章法為縱有行橫無列自然咬合式的3421四列布置,邊框有輕重和借筆。以衝雙刻為主,結體搭接任其自然,過與不及並成,方圓在有無間。做印之虛用對角呼應,形成外虛內實大效果。
然而刻印不能脫離主體內容,必須理解後才能表達自己的感情。不能在印中表達完,就由邊款幫忙,便刻了四面款。
此句句讀有五種方式,文意各異。釋義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守法善良的,讓他們自主行為不要過多約束。人民愚昧暴戾的,要懲戒教導使其知曉過錯。體現儒家博愛、仁德、正義、民主的政治觀念。與「苛政使知之。這種句讀古之有之,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明。文化大革命時期不過是借這句話來攻擊孔子而已。何晏的《論語集釋》、邢昺的《論語疏》、楊伯峻的《論語譯註》都是這樣的句讀。古人在解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一般都從正面解釋。說,可以讓老百姓按照我們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為什麼不讓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釋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論語集釋》),邢昺的解釋是「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邢昺《論語疏》)。既然不易知,知起來很麻煩,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學者對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可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馮友蘭在《論孔丘》中說:孔子認為「民」是「下愚的人」,「他們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讓他們聽從驅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時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都數人也都是引用這兩位學者的話。
應當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沒有什麼錯。但這只是幾種可能中的一種。從孔子的一貫主張來看,孔子不贊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說出這種話的人怎麼會主張實行愚民政策呢?
那麼古今學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沒有從整體思想上去把握孔子,這樣就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惡來解釋。喜歡者極力為孔子辯解,如何晏與邢昺,不喜歡者則極盡詆毀之能事,如范文瀾與馮友蘭。好者使其偏,惡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時大批孔子的所謂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許多不白其冤。
還有的人從「民」字上做文章來解釋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這裡的「民」指的是奴隸,既然是奴隸,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會說話的工具,當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這種觀點的是部分臺灣學者。這種解釋有兩大問題。一、中國古代是不是實行過奴隸制到現在學術界仍有爭論;《孟子》中有關於井田制的記載,很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沒有實行過奴隸制。二、外國的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中國古代社會是不是這樣沒有人證明過。至少沒有人證明孔子生活的那個時期是如何對待奴隸的。三、即使孔子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奴隸存在,從孔子一貫的主張來看,孔子不大可能認為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主張愛人的孔子是不會有如此主張的。
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一書中對此的解釋也極有參考價值。原文如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義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與此章義相發。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日用力於語言文字,以務使之知,不惟無效,抑且離析其耳目,蕩惑其心思,而天下從此多故。即論教化,詩與禮樂,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終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終不真,而相率為欺偽。《易傳》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為民之不可使知,而謀求其可由,乃有此變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論語》此章謂孔子主愚民便專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歟!
因此錢穆先生的白話譯釋即是:「先生說:『在上者指導民眾,有時只可使民眾由我所指導而行,不可使民眾盡知我所指導之用意所在。』」
釋義二
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最早見於宦懋庸,他在《〈論語〉稽》中解釋孔子的這十字名言說: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這種方法的關鍵是「可」。在這種解釋中,「可」是外動詞,認可的意思。與宦懋庸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臺灣學者俞志慧。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見《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號),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補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過對《論語》一書中有關「由」、「民」、「使」三字的全部義項和句例的研究,結合儒家仁民愛物、「政者正也」的思想進行分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可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絕沒有什麼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順民應天、開啟民智思想的體現。
應當指出,宦懋庸與俞志慧雖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但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與「不可」與俞志慧理解的「民可」與「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為兩類,一類是「其可者」,另一類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與其不可者由輿論判定。而俞志慧對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當執政者認為老百姓的道德、行為符合「道」、「禮」的要求時,就隨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為不符合「道」「禮」的要求,就要告訴他,引導他。這裡,俞志慧強調的「可」與「不可」重點是從是從行為上判斷,而不是簡單地分類。應當說,俞志慧的解釋要比宦懋庸的解釋更靈活,更全面一些。
應當贊成這種句讀。因為無論是宦懋庸的解釋還是俞志慧的解釋,都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與主張。孔子不主張愚民政策這一點是肯定的。因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釋外,我們從孔子所編的《春秋》,所刪定的《詩經》以及《論語》的其他篇章中我們找不到類似的證據。從歷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主張民貴君輕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提出愚民主張的。當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嚴重的愚民傾向,不會不在孟子的著作裡有所體現。
釋義三
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面所舉的兩種句讀不同的句子都是講得通的。但按第一種來解釋孔子的話,則與孔子的思想牴牾太甚。第二種雖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義模糊,解釋者也有不透徹之嫌。其實還有第三種句讀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種句讀方法,由於對使的理解不同,又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把使當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驅使」講,就可以翻譯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讓他們聽命;若不可任使,就讓他們明理。」(見劉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別解》一文。)
這樣才更符合《論語》的語言規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實際。
此句讀法中,「知」、「由」都作使動詞用,「使」字自然屬於前面的假設分句,否則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詞,代「民」。
據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使「在古漢語中有兩個基本的意思,一是剛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講,那樣能講得通,不過有點筆走偏鋒了。學者王蔚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這種觀點。原文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國君在向孔子諮詢,要派人到國外執行外交任務該怎樣做?(我們知道,孔子做過魯國的司寇,孔子在魯國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國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條件與能力),就應當授以特權,由他全權處理,不要過多的限制;如果他條件不具備,就應當告訴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應當改進。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討論一般的原則性問題,而是在具體地問題。
釋義四
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是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第一個提出。首先,這種句讀方法符合古代語法,其二,語意上也講得通。據此,可這樣解釋: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須加以引導。孔子一生主張「克已復禮」,孔子一生都在為建立一個禮制社會而努力,孔子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孔子是主張對老百姓加強領導的。在《論語·為政篇》孔子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照此看來,這種解釋也能講得通。只是讀起來感覺有些突兀,不大那麼順口。
釋義五
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也有人提出過,這是最近的事。在2004年8月24日的《語言文字報》上,王昌銘先生撰文提出這種觀點。照這種句讀,這是孔子在自問自答。翻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孔子說,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嗎?不。還是要進行教育。」這種解釋不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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