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平/文 人生三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作為一個哲學命題，最早是由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提出的。我沒去過西方，不太了解歐美等國普通民眾的文化狀態。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並不習慣這樣的終極追問。
不習慣這樣的終極追問，並不代表我們的思維淺顯，也不意味我們的文化淺薄。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說到底是世界觀的問題，是人與世界關係的問題，是生命本質的問題。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此類話題不溝通、不追問、不討論，不代表我們沒有思考。對於涉及信仰、觸及靈魂的重大問題，普通中國人向來比較謹慎。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我也不想展開來解釋。
世界觀，人與世界的關係，生命的本質，除了大部頭的經典，其實在教科書裡也是有答案的。今天的中國人，只要上完中學，上了大學，我們都學過，都背過，都考過。參加工作之後的政治學習、業務培訓、社會活動，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方面內容。
人生三問，是自我拷問、自我探索。我還是覺得，日常生活中如果對此不溝通、不追問、不討論，始終是一個欠缺，並且是挺遺憾的事。古希臘人認為，只有認識自己才有智慧。所以才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偉大哲學家橫空出世。這樣一個思維習慣，似乎也決定了西方人的文化性格更自由、更奔放。在這一點上，確實值得我們東方人好好學習。
普通民眾不習慣自我拷問、自我探索，大概與我們的老祖宗所傳遞的文化基因有關。同樣的哲學問題，我們的老祖宗的回答更加務實、更加貼切。與柏拉圖同時代的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墨子（約公元前468年—約公元前376年），就說過這樣一句話：「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的「政事之本」，說的就是三件事：天、鬼、百姓之利。我們將其與柏拉圖的「哲學之問」相比較，這「天」，不就是講「我從哪裡來」嗎？這「鬼」，不就是講「我要到哪裡去」嗎？這「百姓之利」，不就是講「我是誰」嗎？古往今來，天鬼百姓之利，還有哪件政事能超過這三件大事？
柏拉圖的「哲學之問」，墨子的「政事之本」，我認為講的都是世界觀、人生觀。而墨子的「政事之本」，則更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坦率地說，我更佩服我們的老祖宗，造就了我們的文化性格更內斂、更務實、更有家國情懷。從今天來看，「天鬼百姓之利」放在一起，在語言表述上顯得很侷促、很局限，有點跟時代不同步、不同調了。這也是墨子等老祖宗被今天的人們淡忘的原因吧。不過話又說回來，「天鬼百姓之利」，歷代開明統治者哪個不是將其放在政事之本的位置？
作為哲學問題，要想把「人生三問」真正搞清楚、弄明白，必須經過嚴格、系統的哲學訓練才行。除非你有哲學愛好，普通中國人恐怕沒必要刻意去學習和掌握了。當然，一切修煉和修行，也都包含這「人生三問」。作為修身齊家、治國理政的大問題，我們對於「天鬼百姓之利」這樣的大格局、大眼界、大治理，還是有必要學習和掌握的。因為這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
同一類的問題，我國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也說過：「所重，民食喪祭。」堅定信仰最應該重視的是：人民、糧食、喪事、祭祀。這「人民和糧食」，不就是「我是誰」嗎？這「祭祀」，不就是「我從哪裡來」嗎？這「喪事」，不就是「我要到哪裡去」嗎？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西方哲學之問，東方政事之本。在我看來這兩者是相通的。民食喪祭，天鬼百姓之利，不就是「敬天法祖」教化之源嗎？推動君子文化進校園，開展君子養成教育，君子啟蒙融入新時代，這些「陳芝麻爛穀子」就算不講給學生聽，我們做老師的、做教育管理的，還是有必要懂得這些道理。特記。
（黃建平，2020年3月2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