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崢嶸
南宋乾道年間，蔡洸在鎮江西津渡成立救生機構至今，已將近九百年的時光，這期間，為救生會的成立、運行、發展做過貢獻的人和事太多。隨便提一個，都能寫出許多感人至深的事跡。這些人和事體現著人性傳承的至善。而這，就是鎮江頗具特色的救生文化。
特殊的地理環境
催生了古代救生事業
京口救生會是一處古代慈善機構的遺址，它是一座善良人性傳承的豐碑。它的存在是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慈善文化奇蹟。
鎮江是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點，船隻南來北往，過江安全是關係到百姓性命的大事，搶救落水百姓、在西津渡設立救生機構就成為一件大事。救生機構在清朝以前是靠官府投入由地方官吏督辦而成。但清朝以後，特別是清中期後，由於封建統治者的腐朽，國內外各種矛盾的激化，清政府的這種職能隨著對地方直接控制的鬆弛而日益削弱，但救生慈善事業卻不能因此而廢止。從清康熙年間開始，鎮江的一些紳士就不斷地興辦救生事業，這些承辦者有的捐獻資產銀兩，有的向社會各界募捐，所得資金用於救生會的日常開支。
只要是有同情心的智者，就會為長江上船毀人亡的慘劇而觸目驚心。他們懂得，只有救生會，才能在這長江天險上建成一個生命通道，讓具有同情心的人凝聚，讓善良的人性得到傳承。經營救生會需要較強的經濟能力、堅忍不拔的毅力、精明的管理能力和不凡的社會活動能力。這樣的慈善家也出過一些，但大多堅持不了三代，他們的救生事業便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的一串，但江上的風浪還在吞噬人命，救生會的路途還是坎坎坷坷。那麼，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遺憾的努力，一種似乎暫時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長期實現的悲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出一個符合條件的人，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利用他的財力、威望和堅韌，帶領他的家族，把興辦救生會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募捐、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救生事業發展得更順一些、時間更長一些，救生的功能發揮得更大一些。
蔣豫成了
蔣家救生的創始人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清康熙年間，建造救生會原址的發起人之一蔣豫。
蔣豫字介和，號松埜，是鎮江本地紳士，他安貧力學，樂善好施，同時還是一個藏書家。在他之前，蔣氏族人興辦救生會已經很久，但到他時已因各種原因停辦。他決定繼承族人遺志，使救生事業躍上新的臺階。
蔣豫出生在鎮江一個富裕的人家，祖先積累的財富，為他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健全的人格提供了條件，為他在建造救生會會所時提供了足夠的財力，為他興辦救生事業提供了廣闊的社會關係和超人的能力。蔣豫身上有一種超越義氣、嗜好、才情和時間的意志力。救生會正是靠著這種意志力持續向前。
慈善家遇到的真正的麻煩大多是在身後，因此，蔣豫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而救生會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也開始於蔣豫死後。
乾隆六年（1741年）的一天，活到70高齡的蔣豫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和三兒子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給後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三份讓三房挑選。為三份遺產一份是數千兩的白銀，一份是數百畝的良田，一份是救生會的重託。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數千兩白銀可以享用，數百畝良田可以帶來收益，而救生會除了沉重的負擔與操勞沒有任何享用和收益的可能。因為蔣豫早已用自己的一輩子告知後代，救生會的財產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能變賣，而要使救生會正常運轉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麼他不把運轉救生會的責任和數千兩白銀、數百畝良田都一分為三讓三房一起領受呢？為什麼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來讓後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反覆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麼後代中有人義無反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救生事業，要麼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雲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救生事業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就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慈善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想譏諷或鄙薄要繼承數千兩白銀、數百畝良田那兩房的意思，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地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蔣豫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後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並不恐懼，此時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後輩的眼睛。
大兒子蔣宗海立即開口，他願意繼承救生會的重託，並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救生會的運行費用。即使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了進士，被朝廷授內閣中書舍人。但他不慕榮利、不忘承諾，毅然辭官還鄉興辦救生事業。後來，他與王文治、張明謙、鄒光國被稱為「京口四君子」。
蔣氏七代
163年興辦救生事業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蔣宗海也會有遺囑，蔣宗海的兒子蔣秷又會有遺囑……後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救生會的運作環境越來越繁雜，而家族的繁衍也越來越大，怎麼能使後代眾多支脈的蔣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恪守先祖蔣豫的規範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慈善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的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身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蔣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善良人性傳承的自覺，但我可以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救生會義務下生活了二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怨氣，經商的法則就是投入要有回報，沒有人會做只投入不求回報的賠本買賣，做善事只能是拿出一部分財力，在一段時間內的行為，不可能拿自己的一切資產，一生甚至後代的全部，來經營，來填塞這永遠也填不滿的事業。
蔣豫和他的繼承者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救生會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夭折，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救生會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救生會的所有開支，由蔣家自行捐辦，會中支款例不報銷。也就是說，在承辦者的所有開支中，救生會的開支是最主要的支出，所有財力必須為救生會服務，而且蔣家為救生會所做的一切，都是義務勞動，決不允許在救生會開支一文錢。
在此，必須講到蔣家經營救生會的最後一位掌門人——蔣寶，他生不逢時，鹹豐二年（1852年）從父親蔣磏手中接管救生會時，恰逢戰亂頻發，先是南方來的太平軍與清軍在西津渡街上混戰了十年，後又遇英國人入侵鎮江，看中了救生會會所的風水寶地，強行佔用作為英國領事館的辦公地點。為了達到永久佔用的目的，英國人先是用金錢引誘，後又逼迫當時鎮江最高行政長官——常鎮道許道身下令給蔣寶，要求他接受英國人的條件，收受英國人的租金。飽受戰亂之苦的蔣寶此時經濟十分拮据，他又一次站在了選擇的十字路口：要麼接受英國人的條件，既不得罪常鎮道許大人，自己的生活又有了保障；要麼繼續與英國人抗爭。但抗爭的勝算究竟能有幾分？連蔣寶自己也沒有多大把握。先祖的遺訓、人性至善的秉性使蔣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他一方面策劃鎮江的紳士和百姓到常鎮道官府外去情願，到英領事館門前去抗議。一方面與英國人巧妙周旋，拒不領取租金。在蔣寶不可理喻的選擇和堅韌的堅持下，英國人終於退卻了。光緒二年（1876年），鎮江英領事館另址建成後，英國人只得將昭關旁的房屋歸還救生會。我們從這些事情中看到了蔣豫的影子，看到了一個成功慈善家在人格上的強健。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救生會那古老而又滄桑的建築時，首先想到的是蔣寶那單薄的身影和憂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裡可以寫一個文學傳奇了，不是寫一般的房產糾紛，而是寫在那屈辱的年代，一個普通的百姓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抗爭，為自己的人性至善周旋出一片天地。
正是因為有著像蔣豫、蔣宗海、蔣寶等這樣執著的人，蔣氏一門七代在一百六十多年中，為救生會貢獻了一切。而後來的救生會事業，也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延續到了民國，並在鐵殼輪船「普濟號」出現後，讓救生會逐漸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善良人性的傳承
使慈善事業後繼有人
毫無疑問，蔣豫和他的後代慈悲為懷的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2000年，鎮江市政府出資搬遷了居住在救生會的居民，按照「修舊如故」的原則修繕了救生會，使這座古老的建築返老還童、重放異彩。
英國皇家救生艇協會（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專業救助機構）執行總裁安德魯·弗裡曼特爾先生，在2004年的世界救撈協會的年會上對國家救撈總局局長宋家慧說：世界上最早的專業人命救助機構在中國，這個機構就是江蘇鎮江西津古渡救生會。2008年4月29日，鎮江市政府在西津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開街儀式。宋家慧及國際海上人命救助聯盟（IMRF）秘書長傑瑞·柯林，到救生會為中國救撈教育基地揭牌。
這樣一來，鎮江救生會終於顯現了本身存在的意義，並使這種意義擴大到了世界範圍。
為了生動形象地再現救生會的「亮點」與特點，弘揚救生文化的深刻內涵。2007年，西津渡歷史街區的建設者在救生會遺址布置了《鎮江中國救生博物館》文化歷史展，展覽以救生機構成立的時間為主線，用展板、文史資料、複製實物、模型、幻影成像、多媒體等手段，著重介紹了起於南宋乾道年間（1165年－1173年）官辦義渡救生至清朝民辦官助救生，直到民國年間800餘年的歷史。
現在鎮江救生會已名揚海外，每年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但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遺址的存在來闡述那段悲壯的歷史，而是作為一種善良人性傳承事業的象徵存在著，讓人聯想到鎮江慈善事業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於人性摯愛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