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的人生道路——現實基礎、審美理想與永恆困境
作者： 蘆淳
小引
《紅樓夢》是新文化運動中談論最多的古典名著之一。賈寶玉的人生道路有兩種分析方法，一個是社會歷史分析，一個是審美分析。而審美分析既不能脫離社會歷史分析又要超越社會歷史分析。只有還原賈寶玉產生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曹雪芹創造這個人物的藝術語境才能深刻理解賈寶玉的人生之路。
分析「多餘人」賈寶玉的人生道路並與《吶喊》《彷徨》中的孤獨者相比，我們還可以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與危機中突圍的可能。同時也會認識到賈寶玉的問題是永恆的。
一、「多餘人」賈寶玉——曹雪芹與賈寶玉的同構
賈寶玉這個人物的產生有深厚的社會根基。他的結局與社會歷史環境又有密切關係，像他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是找不到出路的。賈寶玉的生活環境與曹雪芹的生活經歷相關聯，有其社會背景。賈寶玉產生於那個社會，卻不容於那個社會。這是奇怪的矛盾。賈寶玉也就成了一個「多餘人」。在這個特點上，曹雪芹和賈寶玉是完全重合的。
再進一步分析，出世—入世的矛盾是中國知識分子心態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政治以外沒有立足的社會基礎，沒有宗教和市民社會作為政治的對立面給他們提供保護。所以他們很難在政治之外找到立足點。賈寶玉一樣的人一定不少，但是他們自己又不能形成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不是一個階層，而是一群畸靈人。他們的現實追求總是離不開現實社會。另一方面，社會本身必然存在許多知識分子不能接受的非理想化的狀態，於是他們又試圖逃避這個社會（他們的方式總是逃避）。於是，曹雪芹創造了一個藝術世界，試圖從這個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賈寶玉也試圖從大觀園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但是這個最理想的地點卻是建立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之上的。在這一點上作者是很清醒的。
賈寶玉這樣的人不會少，我們從賈雨村對正邪兩賦的講述中就能發現這一點，但是曹雪芹將其歸結於氣質等先驗原因，與無常和命運聯繫起來，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同時又有迷信味道。所以，曹雪芹當然找不到賈寶玉人生問題的社會根源，因為他不可能如我們一樣明白中國文化的困境在哪裡。
二、 「懸崖撒手」——賈寶玉作為曹雪芹的審美理想
但是，曹雪芹給了賈寶玉一個不同於自己的人生結局。賈寶玉選擇的出世道路正是由於曹雪芹對社會問題朦朧直覺的基礎上做出的藝術的、理想的決斷。這一點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曹雪芹本人沒有出家，他過著傳統所謂「落魄」文人的生活。從這一點上來看，曹雪芹「不如」他自己創造的人物——賈寶玉。賈寶玉不可能去思考這個「社會問題」的根源，曹雪芹作為他的創造者卻本能地感覺到賈寶玉如何立足的問題，因此他給了賈寶玉一個沒有路的路。
我們試想，如果他把賈寶玉的結局寫成與自己真實的結局相同的，那麼《紅樓夢》的偉大就會大打折扣。賈寶玉的人生並不是曹雪芹經歷的。自然也就不可能寫成作者自己的模樣。在藝術化的極端對立中（讓賈寶玉生活在一個極度理想化的世界裡又毀滅這個世界），反應了曹雪芹自己一些朦朧的思考，也就給了賈寶玉最自然不過的結局——出家。這種審美理想也就是社會理想的一種代替形式。
賈寶玉如果回頭，由於他的境遇會跟賈雨村很像，他可以走賈雨村的路。賈雨村在第二回，是他的第一個知己，又從寶玉挨打一節的開頭知道，他也曾和賈雨村瀟灑談吐。他有這個能力。但是真正想去做和能做之間是矛盾的。他沒有走賈雨村的路。如果走了賈雨村的路，《紅樓夢》就一點也不偉大了。
如果他重振家風，站回當初他父親的立場，他可以走賈政的路。但是賈政的路又如何呢？
賈政是「瀟灑」的：
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
可見賈政在不願意理世務這一點上，和兒子賈寶玉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瀟灑是獨善其身的一種體現。無論賈寶玉依靠正當或者不正當手段，重振家風，成為他父親一樣的，瀟灑的人，那這個結局是比不上讓賈寶玉出家的。賈寶玉跟這個世界是共情的，他還是瀟灑不起來，但是（從現實邏輯看）他又沒有能力處理「俗務」。包括人情的，事務的他都不會。
賈寶玉出家首先由於性格邏輯。曹雪芹沒有改變他的性格，這是最寶貴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曹雪芹的審美理想：
賈寶玉後來科舉考試的成績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那麼這個情節合理嗎？我們從現實邏輯（清代中期的歷史文化環境）推斷賈寶玉對於八股時文的寫作到底擅長與否一樣是有意義的。依照賈寶玉的才學，他的科舉成績首先肯定超過侄子賈蘭。第二，賈寶玉的學習興趣在「雜學」（第八回）上，並不在仕途經濟學問上。他在時文方面的基礎肯定不好，但是從學習能力來看，他學習時文並不是難事。他只是在情感上不認同為官做宰的路。
史湘雲曾經勸過賈寶玉：
還是這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汙了你經濟學問的。」……
仕途、經濟、學問並非三個相同的層次。賈寶玉否定仕途也好，否定經濟也好，否定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但是不能否定學問。否定學問就否定了文化。賈寶玉是不能否定文化的，所以他否定不了傳統文化。有觀點認為，賈寶玉不反儒，他反對的是異化的儒。但是宋明儒家和先秦儒家之間真的有那麼大的區別嗎？先秦儒家能解決他的道路問題嗎？他對先秦儒家說不定也有反思，但是書中看不到。
寶玉對於經濟天下是如何看待的書中也沒有提到。經濟天下本身有其積極因素，但在那個時代又不可避免地與仕途聯繫在一起。當手段成為目的，那麼賈寶玉一定是不會去選這條路的。這條道路的所有問題都已經在《儒林外史》裡表現的淋漓盡致。
我們再來仔細分析史湘雲的話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為官做宰、第二是仕途經濟學問、第三個是朋友。第一個層次是官場、第二層次是學問、第三個層次是人際關係，如果總結成一句話就是通過經濟學問結交官場的人脈。但是史湘雲沒有說目的是什麼。這很符合史湘雲的直覺，男人不應該在女兒堆裡混。這本身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而賈寶玉卻本能反感為官做宰，他沒有意識到史湘雲並不是僅僅要勸他交接為官做宰的人物，也是在勸他交接「朋友」，這一點在任何時代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賈寶玉是截然把男性世界等同於官場世界嗎，也不盡然。從賈寶玉對待秦鍾、柳湘蓮、馮紫英等人的態度可以看出，賈寶玉非常在意朋友。朋友和人脈之間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之間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但是賈寶玉理想中的人際關係是純真的。培植人脈是失真的，但是不計後果的人情一樣同樣解決不了問題。
因此，賈寶玉能不能寫好八股時文不僅是一個技巧和能力的問題，更重要的，賈寶玉參加科舉考試是為了完成人世的使命，倫理的要求後再尋求解脫。這就是理想的境界了。賈寶玉有沒有能力寫好八股並不妨礙理解他最後的選擇。
首先，他一定會參加科舉考試，至於科舉考試的成績無非好、壞、一般。好的話可以做官，那麼就和狂人的結局一樣（只不過賈寶玉只是叛逆者，而狂人是覺醒者）。壞的話，也有很多可能，現實邏輯和藝術邏輯會共同左右他的的命運。但曹雪芹阻擋了他這條路。因為他知道那條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走過了很多遍。
因為人情，他一定會參加科舉考試。他肯定厭惡賈府的骯髒的一面，但他絕不可能對自己的親人沒有感情。如果他不參加科舉考試，就會顯得更加決絕，對仕途經濟是反對的徹底了，但卻失去了人情味。
三、多餘人—狂人—孤獨者——賈寶玉們的永恆困境
賈寶玉考中了科舉，狂人也赴某地候補。但魯迅的「狂人」的回歸官場，未必是因為看客（愚眾）殺死了他的「清醒」，而可能是更高層次的清醒——他意識到自己也是吃人者，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站不到更高的審判者的地位上去。他從啟蒙者回歸民間的立場，完成出而入的歷程就容易理解了。
狂人的這個人生轉變與莊子的「遊世」之間產生了同構。雖然社會歷史階段是不一樣的。賈寶玉的結局也是這樣，如果他完成了科舉考試，就是在象徵的意義上完成了一個俗世之人的任務，完成了親情的期待。
他的這種回歸後的決絕，至少是超過了惜春的獨善。也就超越了傳統的隱居的獨善。他既不能走積極入世的狂熱路線，又不能走賈政身在朝而又心在野的路（賈政在觀覽大觀園時提起歸農之意），也不會願意在大禍臨頭後獨善其身拋棄家族，但是他又知道來路已經沒有林黛玉，所以他出走了，這就是無路的路。
他的出走是小乘佛法。但他並不是在向下走。所以有人說，賈寶玉很像菩薩，但我們知道他做不了菩薩。他逃脫了。他不可能想到解決「社會問題」，但他本能地同情每個人物的命運。他之所以逃脫，因為他是一個多餘的人。
到了魯迅的時代，他創造的狂人更像基督，他必須作為人死去，才可能拯救眾人。這個可能性在《狂人日記》裡沒有，在《藥》裡面延續。只不過藥的結局是「人子」雖然死了，眾人依然沉默。從現實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未必看不到希望，從譚嗣同到宋教仁，再到魯迅寫作藥的新文化運動的時代，中國畢竟是在進步的。
但是魯迅總是悲觀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關。這一點跟賈寶玉的出走是很像的，賈寶玉也很悲觀。幾百年過去了，雖然社會歷史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作為個人，「渺滄海之一粟」的感覺是不會改變的。
那麼在這一點上，賈寶玉和狂人的困境是一樣的。因為渺小，我們都是多餘的人。
如果賈寶玉生在近代，他的精神繼承人肯定出現在《吶喊》裡。曹雪芹的繼承人一定是魯迅本人。
賈寶玉自己是找不到路的，但是歷史不會一直不變。
明清代變之際，中國學術發生了重大的轉型，這個轉型的的關鍵人物就是顧炎武。雖說是迫於「內部」（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看）壓力才發生的。但和近代遭受的外來侵略的危機依然有很強的相似性。從現實邏輯的角度來看，賈寶玉如果出生在近代，他一定有轉型的內在因子。這就是雜學。
賈寶玉與雜學之間的關係是很清楚的：
第八回，賈寶玉提到東府的鵝掌，薛姨媽聽了就把自己糟的鵝掌來給他嘗。當他要就著酒吃時，李嬤嬤上來勸阻，薛姨媽把李嬤嬤勸開也去吃酒。寶玉要喝冷的，薛姨媽先勸，寶釵後勸，這其中就提到了雜學：
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要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拿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呢。快別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
僅從這段話來看，雜學是包括中醫藥學的。從當時的歷史時代來看，雜家作為一個學派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他的有機成分被保存在「雜學」這個型態中。我們可以推斷，凡是很難直接被主流儒學吸收的都被歸為雜學。其中就包含前自然科學形態。但是這些學問首先是以知識型態被保存的，缺乏系統性。第二，主流意識形態不承認雜學的重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知識又是社會生活必要的，有很強的實用性。這也就成為雜學轉型為新文化一個因子的可能性。《紅樓夢》誕生後一百五十年左右，新文化運動的兩位主將周氏兄弟就是從雜學中建立起最初的世界觀，並找到了與新文化的共生之路。
魯迅和周作人童蒙時代以雜學開蒙,不僅提供了傳統小學和考據學的必備知識,剝除經史指向,更為二人提供了自然物和人工物等博物知識,以及建立在知識(清儒)和趣味(文人)上的實踐和經驗。而晚清新式學堂的出現,以及西方科學和博物學書籍的進入,卻使得兄弟二人的開蒙經驗,成為其未來科學、文化和思想等成長發展的重要資源,也預示著學科和文化等級秩序的沉浮變遷。從晚晴到五四，雜學成為新舊文化轉型的本國資源和智慧的來源。
如果魯迅的時代沒有南京水師學堂。按照魯迅性格發展的邏輯，他興許也會變成一個多餘人。但是時代改變了，他有了更多的選擇，並與時代發生著關係：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師學堂，改名周樹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參加縣考，中榜後以四弟患病為由不再參加府考，繼續前往南京求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學開礦。這期間接觸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對他以後的思想具有一定影響。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月，礦路學堂畢業。3月，公費赴日本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剪辮。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剪辮以後，他還是「不務正業」，還是有成為多餘人的可能。
可見，任何時代都有多餘人。如果賈寶玉成為魯迅筆下的人物，那麼必須讓賈寶玉繼續成為多餘者、狂人或者孤獨者，才能保持《紅樓夢》的偉大。
《孤獨者》是《彷徨》中最能了解魯迅的一篇。另外一篇是《在酒樓上》。《在酒樓上》，新文化字地方上變成了空殼。在賈寶玉的時代，也存在儒學的異化。於是賈寶玉的苦悶就和呂緯甫苦悶就產生了相似點。他們都面對無法找到自己信奉的文化價值在社會上的地位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形象是《孤獨者》裡的魏連殳。他放棄了自己的理想，異化成一個自己最討厭的人。他贏得了社會的承認，卻失去了自己。賈寶玉如果回歸那個他厭惡的社會，也一定會產生同樣的痛苦，那麼賈寶玉的形象依然是成功的。
但是賈寶玉一定會再次出走。
從賈寶玉沒有選擇任何一條現成的道路來看，曹雪芹超越了他的時代，《紅樓夢》超越了整個時代。因為《紅樓夢》的悲劇，賈寶玉出家了，這就是這本書最偉大的地方。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賈寶玉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孤獨者。他的孤獨也是一種上天入地的孤獨。他試圖以共情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
《狂人日記》發表時，張定璜在魯迅這個「不是和我們所理想的偉大一般偉大的作家」身上，在流動的文學和歷史暗影中，感到了深深的共鳴：
「《雙枰記》等載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相去多麼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枰記》《絳紗記》和《焚劍記》裡面我們保存著我們最後的舊體的作風，最後的文言小說，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後的浪漫的情波，最後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裡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是《紅樓夢》打破的，《吶喊》是《紅樓夢》的直接繼承人。
但是，《吶喊》也沒有找到出路：
「這段修辭色彩濃鬱的評價，無法不讓我們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義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多少年來，在我們的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中，對《狂人日記》及魯迅的評價與定位，自然也達到了無人堪比的「峨冠博帶」地步。然而，一百年轉瞬即逝，「狂人」及其吶喊，是春風化雨、落地生根，還是漸行漸遠、行將湮滅？那些高亢的關於歷史進步的幻影與修辭，是否能掩蓋住人生輪迴與歷史循環的噩夢？」（賈振勇：《狂人日記》百年祭）
失去了身後的家園，賈寶玉要去哪裡？
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作者簡介：
蘆淳，揚州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所教育碩士畢業、蘇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訪問學者。蘇州工業園區教育科研能手、蘇州市語言學會會員，江蘇省紅學會會員。現供職於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蘇州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