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葉克飛 歐洲價值 收錄於話題#書評65個
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植物也隨之出現大交流，一方面改變了食材供應，比如辣椒就走出了中美洲，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博物學。18世紀，歐洲皇室資助了一批科學航海家，讓他們去探索新大陸的自然資源，挖掘土著居民與植物之間的秘密。這些科學家們帶回了藥物、奢侈品和當地主要物產，也與他們的君主一起創造了植物學的全球文化。
撰文〡葉克飛
本文原載於《南方都市報》
如今，認識大自然裡的花花草草與鳥類昆蟲，是一門流行的「顯學」。有些達人對動植物的科屬更是張嘴就來，堪稱行走的活字典。
但很少有人想過，在科屬概念之前，人們如何命名動植物？
因為民族與國家的差異，語言的不同，人類歷史上對動植物的命名一直處於各行其是的狀態。而且，因為沒有科學方法，所以命名時往往會採用感性描述，不但不準確，而且囉嗦，通常要在名字中涵蓋生長環境、葉子形狀和花朵色彩等，大多數人根本記不住。
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了18世紀，瑞典植物學家林奈改變了這一切。他提出雙名法，將每個物種的學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屬名，一部分是科名。這種命名法隨即大行其道，並延續至今。
如果將動植物命名簡單歸入生物學範疇，顯然是小看了這件事。正如《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書中所寫：「18世紀植物命名法成為帝國的一項工具，將植物從本土的文化語境中剝離出來，置於歐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識框架裡。隨著現代植物學的興起，一種特殊的歐洲命名體系隨之發展起來，將世界植被原本多樣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質統統吞噬。」
書名：《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作者：隆達•施賓格
譯者：姜虹
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1月
定價：78元
換言之，林奈命名法不但是生物學的突破，也是「歐洲中心論」觀念的體現。
從1905年維也納植物學大會開始，五年左右舉行一次的國際植物學大會，在最初幾十年間幾乎將「國際」等同於「歐洲」。比如1959年的大會，118名被提名代表中，僅有8人並非來自歐洲、北美、澳洲和蘇聯。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悠久植物學傳統的印度、中國、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幾乎沒有代表。當然，在美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強大之後，大會的「國際」漸漸偏向於「北美」，也意味著世界權力的轉移。
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植物也隨之出現大交流，一方面改變了食材供應，比如辣椒就走出了中美洲，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博物學。18世紀，歐洲皇室資助了一批科學航海家，讓他們去探索新大陸的自然資源，挖掘土著居民與植物之間的秘密。這些科學家們帶回了藥物、奢侈品和當地主要物產，也與他們的君主一起創造了植物學的全球文化。
《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記錄了這一切，嘗試解構植物學與奴隸制、好奇心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隱秘關係。
作者隆達•施賓格是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女性主義科學史家，著有《奴隸的秘密療法：18世紀大西洋世界的人、植物與醫藥》、《女性主義改變了科學嗎？》與《自然之體：現代科學發展中的性別》等作品。
大航海時代後，歐洲人對異域植物投入了難以想像的熱情，但最初屬於獵奇性質的博物學。興建植物園成為國王貴族們的流行風潮，同時也對學者與醫生們敞開大門。植物書籍成為閱讀主流，帶動了一次次風潮。將新植物領到餐桌上的過程雖然波折，比如土豆就經歷過很多質疑，但終究曲折前行。
16世紀後期和17世紀，植物學逐漸脫離博物學範疇，開始靠攏科學。這一點顯然跟當時歐洲文明的整體科學進步有關，當各個領域都開始使用科學研究方法，植物學自然也被推動。
植物學的研究，最主要的領域就是醫用，所以當時歐洲許多大學都設置了醫用植物學教授席位。尤其是17世紀，各種新儀器和理論應用於植物學研究，更是推動了這一學科的成熟。
在此大背景下，新的航海者被賦予了新的使命。他們的首要任務不同於哥倫布與麥哲倫等前輩的開疆擴土與掠奪財富，而是要以科學探索認知新世界。
儘管技術已經實現了巨大進步，但這些研究者仍然面對著巨大困難，除了野外生存，還有各種疾病與部族的威脅。但巨大的熱情與堅持，讓當時的歐洲世界獲取了大量異域信息，建立了影響至今的科學系統。
《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寫到了探險者對亞馬孫女戰士的搜尋。作為「神奇女俠」的原型，亞馬孫女戰士被賦予了太多想像。這個最早見於《荷馬史詩》的母系部族，不但驍勇善戰，而且充滿智慧。經過考古學家近百年來的各種古墓發掘，發現在黑海地帶的峽谷和密林中，確實存在過能徵善戰的母系原始部落，以捕獵、掠奪和耕種為生。
不過在18世紀的歐洲，既沒有這樣的考古成果，也受限於古希臘神話的束縛。而在後世的傳說中，亞馬孫女戰士的部落被攻破後，部分人遷徙到了新大陸。
這個傳說在美洲被發現後持續發酵，《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提到，「連洪堡也搜尋了神秘的亞馬孫女戰士多年，儘管他清楚地知道，歐洲人時不時從新大陸得到的那些消息，不過是將『古書描述（亞馬孫女戰士）的一些特徵』進行添油加醋罷了」。
書中還寫道，西班牙士兵奧雷利亞納於1541年在美洲見到了沿河女戰士部落之間的激烈戰爭，「他把這些女勇士當成真正的亞馬孫女戰士，將其描述得勇猛非凡、以一敵十」。18世紀30年代和90年代，以拉孔達米納和洪堡為代表的博物學家們努力搜尋，想確定這些女勇士是否存在。但事實證明，這顯然是一種關於性別的想像與訛傳。
說起女性，就不能不提瑪麗亞·西比拉·梅裡安，相比亞馬孫女戰士，這位出生於德國、後移居荷蘭的女性是真實且傳奇的存在。
梅裡安出生於法蘭克福的一個富人家族，父親曾出版過17世紀最著名的自然歷史書籍，使得她繼承了對植物的熱愛，繼父是一位藝術家，使得她收穫了繪畫的基本知識。
這位沉迷於動植物的女性，逐漸無法滿足標本觀察，於是於1699年跟隨探險隊前往蘇利南，成為第一個不受僱於政府和贊助人的歐洲探險家，那年她已52歲。
在《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書中，對於梅裡安的描述集中於她繪製過的孔雀花。
梅裡安曾在《蘇利南昆蟲變態圖譜》中描述了奴隸婦女如何墮胎。她採用殖民主義語境，認為奴隸殺死後代是一種政治反抗，與奴隸自殺一樣，是一種從殖民者殘暴中解脫出來的方式。
這種觀點當然見仁見智，不過她對孔雀花作為墮胎藥的描述，則一直被植物學所重視。值得一提的是，她並非唯一，不同研究者在不同殖民地都發現了同一現象。
當然，梅裡安的女性視角不但揭露了殖民主義的不公，還暗示了一點：藥物可以作為女性控制自己生育命運的工具。這個話題不僅僅在當時很敏感，直到今天仍然是女性權利爭奪的關鍵議題。
所以，對植物的認知絕不簡單，在《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所關注的時代裡，它還關乎性別政治、殖民擴張、知識傳播與醫學發展，當然，還有繼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圖片部分來自網絡
原標題：《給動植物起名很簡單？它明明是一場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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